一
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生于一九三五年，比我大两岁，一九六二年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比我早一年多。
高尔泰的主要著作是《论美》和《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者是一九五六年他只有二十一岁在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时写的，被内定为批判对象后发表了，次年即因此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送现已驰名中外的夹边沟农场“劳改”。解除劳教后自荐于常书鸿先生，被常老收纳。一九八九年他在南京大学工作一年多后，与夫人浦小雨一起移居海外，现居美国。
有人把高尔泰列入为“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对此我无从评论，只借以说明高氏的影响。
高尔泰二〇〇四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传性随笔集《寻找家园》，书的最后约三分之一共十三篇六七万字篇幅，涉及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其中一些先后在《读书》上发表过，当时我就读了。不带任何偏见，仅仅从文字的角度，这十三篇文字可以称得上是“栩栩如生”，注重人物性格描写，有些段落还相当精彩，令人记忆深刻，也有一定的可信度，虽然缺乏深度。其不可信者有三，一是他在字里行间，总是把自己周围的人几乎都预设为自己的敌人，而有失公允。用心的读者不会看不出来，他对待周围的敦煌人物，就几乎全都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态度，似乎每个人都想害他。其二是对有些涉及自己责任的事实，则有意回避，实际上也起到了掩饰社会的作用，敝深为之憾也！其三是对于他的“主要敌人”，则不惜歪曲事实极尽丑化之能事，以泄其愤。比如他形容施萍婷，开会时坐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两脚伸到前面的茶几上，“呈倒八字形，活像一个土匪婆”，就全是编造。那时的研究所，除了在招待所有几张沙发，所有办公室包括经常兼作全所会议室的美术组或资料室办公室，全都只有单人或长条靠背椅，没有沙发。再者，我在敦煌十五年，也从来没有看见过施氏有如此坐姿。又如高写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某一天”工作组要高与贺世哲对材料并于此时揪出贺时，施氏“坐在沙发上”的狼狈相，也全是瞎编。证据是除了此时研究所仍然没有沙发外，施萍婷这时正在县里参加“四清”，根本就不在所里。她原本与我同在一个红星公社，但不是一个小队，不久我调城里搞展览，她则调到公社四清工作团整理材料，也是接近年底才回所的。
以上后半段文字，为初版所无，再版修改时重读《寻找家园》，忽然觉得这些事令人起疑，做了一点调查，补写在此。
实际上，在我与他几年的相当密切的相处中，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明显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确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扭曲，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种劣质（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反应过度，将不公又施于别人。所以，在高尔泰貌似坦率的表象后面，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
我敢说，如果有机会今天我和高先生再见，如果他足够真诚，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但我不敢说他会有这样的真诚。
“文革”中的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他拿出一幅他画的不大的油画给我看，笑着问我：“你看这画的是什么？”画上展现出一幅北国严冬的景象：一片倾斜的雪原上，有几株挣扎着的枯树和几丛被寒风压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凄厉的冷色，一抹残阳，透出恐怖的血红。地平线上站着一头失群的仰头嗥叫的狼。我当然看得懂画里的意思，没有说话。他笑着等待，忽然他自己说了：“不，这不是狼，这就是我！”
是的，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着的狼。
二
一九六三年冬，我从新疆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在下寺院子西侧窗户朝南的一间小室。他当时远离人群，一个人住在下寺另侧的一间小室，窗子朝向东边，远处可遥望三危山。外面是一片称作“鬼拍掌”的粗壮的白杨林，大树上有许多开裂的口子长成的树疤，活像一个个大眼睛，有点叫人害怕。我进到他住的房间，初次见面，他站起来向我点头，我说：“你真会选地方啊，这里真好。”算是认识了。
我得说，在我初到研究所的那天晚上，见到常老和常夫人李承仙，李承仙在简单介绍了研究所的同时，还专门提到了他，但只是说高尔泰有点特别，你以后与他相处要注意一点。点到为止，没有多说。
屋子里窗明几净，书架上摆了一些书，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还有一些戈壁滩上捡来的石头。他说：“好看得很，里面有化石，你要有兴趣，哪天我带你去拣。”他并不问我什么，以为我不过一个工程人员，没什么可谈的。我也不问他什么。
以后，上班下班总要遇到他。我当时住在离下寺约一里的中寺后面，他上班的美术组办公室在中寺下寺之间，所以我上下班的路线正好与他相反。他总是咧着大嘴笑着主动向我点头，上身滑稽地前弯，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我发现，他遇到谁都是这个样子。我还发现，他除了欠身点头，几乎不与人交谈，开会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一两个月内，可能是我们在下寺经常遇到，交往逐渐多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哪一个话题开始的，总之，我们时常在一起散步。他总是挑在莫高窟大泉对岸一座低山梁的背后，说这里没人看得见。他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上海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的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还有一次，一个大家都讨厌又拿他没办法的劳教人员正好和他一起抬东西，他把筐子装得满满的，用铁锨拍打结实，再加上几锨。他在后面，起抬的时候他总要把绳子朝自己方面拉，但临到起抬的一刹那就会把绳子推向前面，压得那人嗷嗷直叫。他催着多抬快跑，直到那人累得趴下为止。那人遭到管教干部的痛骂，而他却受到表扬。
我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写出这一些的。要知道，夹边沟的受难者，多数都是知识精英，包括大学校长、系主任、学者、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主编、编辑、音乐家和画家……甘肃省本来人才就不多，两千四百多位劳教人员（官方数字），几乎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和社会的良知。
高尔泰的确身强力壮，高大而粗犷，颧骨高耸，嘴巴又大，平头，脸稍黑而粗，棱角分明，很有雕塑感。正是因为他的体质健壮，再加上“表现好”，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那时，莫高窟正在进行加固工程，不少工人也身强体壮，他找人摔跤，总是会赢，至少也打个平手。只有一次，工人们找了一位最壮的，体重看来超过高尔泰三分之一，他才认输了。高尔泰坚持每天锻炼，冬天不生炉子，开着窗子睡觉。应该说，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高尔泰确实是强者。
渐渐地，我感觉他在所里的处境并不好，人人都不与他过多交往。他解释说，这只是团支部书记贺世哲在盯着他才造成的。他说，他给我讲的这些，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对他的信任，我是挺感激的。
所以，他总是神秘兮兮的，有时到我住的房子，倏地一下就闪进来了，出去的时候，也总是要先往外张望一下，活像一头饱受过惊吓的野兽，高度警觉。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更不好，总要我走在他的左边，听我说话时还要把头偏过来。但他平时也不想听到什么，所以也没有感到有何不便。可他却有一个极明显的特异功能，所里人都知道，就是不管在哪里，每当有人提到“高尔泰”三个字，他的听力马上便恢复了大半，这几乎已成了他的一种本能。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个受到过重伤的灵魂。
在闲谈中，他提到了一位叫唐素琴的女士，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向记性并不太好的我，却特别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不太记得他谈的事情了，也许是名字被多次提起，而事情重复得不多吧。只记得唐素琴是他的一位同学，也受了很多苦。印象深刻的是高尔泰向她求过爱。高尔泰说：“想听听我是怎么求爱的吗？”我说愿闻其详，他说其实也没什么过程，只是在走廊里直走过去，当着面说一声“我爱你！”，就完了。但以后两个人几乎都同时受难了。
但在《寻找家园》这本书里的“唐素琴”，却压根儿没提这档子事，只说是两个人受难以后再次联系上时，唐向他有过表示，他没有接受，而唐也很理解云云。
我认为高尔泰在两种场合说的话都是一种“真实”，并没有存心撒谎，问题是要看怎么理解了。事实应该是，高尔泰并没有向唐求过爱，但唐素琴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是一位精神上的真正的爱人，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刻骨铭心，以至于在某种情况下，高尔泰做起了白日梦，把想象当成了真实。而这种梦游式的爱情，比真实的婚姻更加令人着迷。
问题是，把想象当成真实，毕竟是一种病态，它可以制造出美，也可以制造出丑。
在敦煌，他看中了县邮局一位挺白挺好看的年青女士，丈夫因事故死了。高尔泰与我商量，我建议他不妨通过他城里认识的人先从旁试探一下。果然有了结果，那位女士同意见面，但这件事最后没有弄成，原因与那位女士带在身边的一个儿子有关。
一九六五年五一节前夕，我的那位新疆少数民族女友表示不能履约，他听说了，立刻兴奋起来，见没人，跑到我办公室，力主我应该马上到新疆去。他说：“挽回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你还是应该马上就去，因为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体验，失恋的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我不想去，他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体验才能留下记忆，没有体验和记忆，走的时候一片空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我觉得他说得有理，还真去了，但目的主要还是挽回。回来以后，晚上他又偷偷溜进来，还带了一枝沾了墨汁的毛笔，在当时我还装在镜框里的原女友照片两侧的玻璃上，笑眯眯地对称地写上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祝贺我获得了“体验”，鼓励我直面现实，追求新的未来。我觉得他挺有人情味儿的。这种人情味，也正是我欣赏的，在那个时代，在别人身上，也是难以得到的，我一直很珍惜它，直到今天。
常老传话来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去了，同样给了我亲切的抚慰，说既然不是她情愿变心，而是这里的条件太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常老还说要有所追求，就必须有所牺牲。长者之言，尤其是想到常老自己的经历，更令我感动。
我与原女友还通过几次信，她说已经调到了乌市，以后就逐渐没有联系了。
过春节了，厨房里准备了好多饺子馅和饺子面，分发给每个人，说这三天不开饭了，要大家自己过年。给单身汉还另外发了肉、菜、米、面和作料，还有几种做好了的菜。高尔泰没了辙，把所有的饺子面擀成一张大皮，包着所有的饺子馅，做成了一个奇大无比的“包子”，放到大锅里一起煮了。看来好像熟了，捞出来，发现里面的皮和馅还是生的，只得把外面的一层皮削下，当作削面吃了。然后再煮，再削，最后索性全煮成了说不上是什么的一大锅汤。几乎全所的单身汉都站到大灶边看着他的“实验”，全都乐不可支，开怀大笑。
大年初一那天，他特意跑到我的房间，说是要请我吃红烧羊肉。我们又随便聊起来，忽然他猛地跳起，连说坏了坏了，跑向美术组办公室，打开他的红烧肉锅盖，里面闪出红光，肉和锅底全没了，只看见了炉火，红烧肉真的成了“红烧肉”。他悻悻地说，为了这锅肉，他忙了一上午了。从一早起，他就把发给他的令他发愁的一堆冻得硬梆梆的连骨肉堆到石头地面上，举起石块一顿乱砸，砸成一大堆七大八不小的带肉骨头块，说石器时代的老祖宗肯定也是这么干的，他得好好“体验”一下。他把这些骨头肉块洗了，放到一个大钢精锅里，在炉子上一起煮了，来到我屋子请我，不想一聊就忘了时间。
他还有好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比如，他说在当美术老师时，上课铃响了，而他忘记带模型了，跑到教室，急中生智，脱下一双皮鞋，权作模型，叫学生们画。自己光着脚（他很少穿袜子），满教室辅导。一次饿了，到饭馆吃饭，钱不够，居然提出用邮票付账。
他起得很早，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自然，冬天劈柴生炉子的事就都由他包干了。有次遇到一个树根，实在难劈，他一边劈一边骂：“真他妈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听到了，运动一来，便成为一条罪状，说他“辱骂共产党人”，因为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时他也喊两嗓子，带着明显的苏南口音，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句，在他唱来，便成了“我们住在大楼上”，好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口音，并没有给他再加上一条“歪曲革命歌曲”的罪行。
总之，此公极富个性，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体验”第一，率真而有趣；过目而不忘，文思敏捷，才华过人，虽然远不是共产党人，却的确十分特殊。其实，他搞的只不过是美学，并不是政治，他与我也从来不谈政治，当时的我对政治也丝毫不感兴趣。如果他能够拥有像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组织”也不要对他太过关注，他自己也不必过度惊惶，本来是可望在敦煌艺术的研究中，从美学这一侧面，做出很大贡献的。他在给常老的自荐信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而在这一方面，即便从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来说，人数从我们在时的不到五十扩充到近五百人了，可以说也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呢！
三
高尔泰的美学属于唯心主义，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感就是美。有人把他与吕荧归为一派，有人认为二者还有区别，但不管怎么，唯心唯物，不都是学术上的看法不同，为什么非要和政治连在一起呢？高尔泰不过是更强调个性的张扬而已，比起当年北京的青年“右派”的言论，又算得了什么？而这些言论，比起今天的探讨，更算不了什么。
曾经读到过一直申诉却始终没摘成“右派”帽子、以后也不再想摘的林希翎在巴黎说的一段话：“我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这个思想老超前，说话都说早了。看过一本书，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谭天荣那些右派的言论集。你现在翻开再看看，有哪一点错了！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说早了。”我们现在说的理论创新，有些说法，早就超过林希翎、谭天荣们多多了。
一九六六年初，县中毕业的一位女士李茨林走进高尔泰的生活，他们结了婚，才算是结束了单身汉生活。其间，他也和我商量过。听说，所里的年轻人为他们操办了一场婚礼，还挺热闹的。但我当时在酒泉参加集训，没有在场。李茨林十分善良，给人很好的印象，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高林，应该是高尔泰和李茨林的合音，小时候我见过。但李茨林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不幸却因病去世了。
“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萍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得到好处，都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我们今天看看高揭发贺的材料，还得再说一遍：“又算得了什么？”无非是贺夸过高能够独立思考、说战争是残酷的，还编了一本据说全是“封资修黑货”的《敦煌研究》创刊号。姑不论真假，也不过如此而已。难道独立思考有罪，盲从就对吗？难道战争竟是快乐的旅游吗？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可以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施萍婷“解放”得较早，胳膊却在斗争会上被人扭断了。贺世哲被“三开除”，送回陕北老家监督劳动，几年以后才平反回所。多年后我见到他们二位，施萍婷说，在新树林（莫高窟窟区北端大泉对岸一片新开小林地），他们真的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在《寻找家园》中，高尔泰坦承他是借着工作组令他写交代材料的机会，以“交代”自己反对过当时被工作组任命为所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为名，写出了贺私下对他说的话，才把贺揪出来的。高尔泰还承认揪出贺世哲以后，“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高先生未免太矫情了，我敢肯定，岂止是“一丝”，一定是喜之欲狂的，就像狼捕到了猎物一样。而他的所谓“悲哀”，难道真值得相信？难道真就是歉意？根据我对高先生人性的了解，不过仍是一种更为虚矫的作秀罢了。我很为他惋惜。
但对于贺先生，我也得说，他既是高尔泰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是过于执著了。从来受的就是一套褊狭的教育，对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假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也自有可议之处。比如，他对于常书鸿先生一直固着的、无端的和非理性的强烈反对，就是值得贺先生深自检查的。如对常老提出来的要开一个新洞窟，塑上领袖像，画上革命壁画的主张，我也是不认同的，至今也在为当时没能正面提出意见而后悔，但贺先生不但没有善意地提出意见，却非得要将之上纲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度。为了反对常老，矛头更及于为新洞窟创作画稿的高尔泰，最后祸延及己。行笔至此，不知贺兄、施兄以为如何？
以上有关贺、高的一段纠葛，并非亲历（当时我不在所里），仅止于个人感受，就此停住。
一九六九年秋，高尔泰因酒泉地区办展览，需要研究所派画家支持，趁着这个机会，他调到酒泉，天天画画，算是从此脱离了险境。他走时，正是我那个“敌台”事件发生以后没多久，我还在放我的羊，没能为他送行。我为他庆幸，但更深为敦煌艺术事业而惋惜！后来听说他成了酒泉的名人，因为他在作画时老是忘乎所以。画完一笔，要换颜色了，他懒得换笔，就在屁股上乱擦。一天下来，他很吃惊，想不通一条新裤子怎么就完全变了样子？还有一次，他在架子上画大型领袖像，要退后几步看效果，他就一直退、退、退，要不是被路人及时喊住，他就要摔下去了。这类事在我听了，觉得对他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但酒泉人却从来没见到过这号人物，不免声名鹊起。
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些只当做笑话来看，从高尔泰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率性、敬业的精神，不客气地说，是当代许多青年所不具有的。
一九七〇年末，酒泉给所里派来了孙一心任革委会主任，一九七二年一开头孙一心调走，换来了钟圣祖。在他们先后主持下，大抓落实政策，许多被揪人员包括常老和李承仙，以后还有段文杰……都解脱了，业务工作逐渐重新开展起来，由原派性群众组织头头转化而成的革委会两位副主任何山与苏永年却开了打。以后，何山也调走了。大概是秋天，听说嘉峪关、酒泉出土了一批魏晋壁画墓，大家很感兴趣，认为可能与敦煌壁画的源头有关，钟头儿领着几乎全体业务人员高高兴兴来了一次多年没有的参观，我也去了。
四
参观结束，钟头儿要我留下来测绘酒泉博物馆所藏新出土的一批北凉小石塔，工作之余，我高高兴兴去找高尔泰，想象着环境相对宽松了，两个老友别后重逢的喜悦。
找到他，他也很高兴而且意外，我们在大街上漫步。没多久他忽然说：“我揭发了你！”
我的确非常吃惊，因为所里人人都知道我与谁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说有笑，但在整个运动中，他必定知道我没有对他有过任何的揭发，我还在厕所偷着叮咛过他，冒着风险去他屋里看过他，给他以鼓励，无论如何，即使心理扭曲，也不致于把矛头指向我呀？何况，我也没什么可揭发的。我的情绪从高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他见我不说话，又说：“我说你偷听敌台！”
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三年以前即一九六九年从夏至冬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所谓“偷听敌台”的事就是在那里发生的。全部过程包括我是如何得以解脱的，虽然在前面都写过了，其实，对于我的“罪名”和郑绍荣老人把我救出来的过程，这时我还什么也不知道呢！
我真的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把“敌台”一事放到心上的我对之毫不设防的高尔泰竟会这样，我吓坏了。
我又想起，那些年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侯兴之所以敢于对我发飙，显然也与此有关。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本能的警觉，使我感到身边的这个人忽然变得是如此可怕，我必得有所戒备了。
我问：“为什么你揭发了我，又来告诉我？”
“这不，我……我……我们不是朋友吗？”我显然明白，他告诉我这些，只是为了他自己，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我无法原谅他，决定不给他这个廉价的机会。
“朋友？难道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把你当朋友吗？”
我再不说话，但并没有加快步子甩他而去，在别人看来，我们似乎仍然是一对好友在散步。我是想看看他到底还会怎么样，心底里却在流泪。他也没有走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搭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被彻底击倒了，体验到被出卖的巨大悲哀。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这一切，顷刻间全都化成为一场闹剧了。我太看重这些了，我投入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了。
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说他对贺世哲的揭发，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报复，那么，为什么他要出卖我呢？我对他一贯的友善，他应该是知道的。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的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以求自己的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他难道不明白，就凭着他的一张纸，我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诉过我而我一直不大相信的一件事：一九六五年（或是一九六四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时，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陈克俭我见过，瘦瘦的，戴副眼镜，长得像个维族。他在所里待了五六天，就住在马竞驰屋里，当时是我隔壁，但我没和他说过多少话，只看过他的画稿，线条极好。他画了不少速写，作为素材。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据姜豪称是通过李承仙寄的），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通通算作是陈的反动言论，把自己洗刷一净。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以后我听说，当时对陈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陈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兰州阿干镇开诊所，有三个小孩，我妻子认识她。陈克俭生性腼腆内向，不善言词，但他出众的美术才能为人熟知，他的死给兰州美术界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
过了多年我才知道，酒泉以后，高尔泰想调到兰州师大美术系，未曾想遭到心有余悸的师大美术系老师的集体抵制，公开表示不可接纳高氏。说，高尔泰来师大，我们就没好日子过了。“他来我们就走”！一位忠厚长者评论高氏说：“成了习惯，不好改啊！”
我掂量了一下形势，高尔泰揭发了我如此之大的罪名，三年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两年以前，我被我所感受到的虽不明说却十分明显的歧视压得实在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同时又宣称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何罪行，也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了，以后我的处境就好转多了。看来高尔泰的揭发并没有被认同，这事大概已经过去了。但这次高尔泰受到了我的如此对待，又将会对我做出什么？我想起了陈克俭，想到高尔泰竟是如此可怕，心里没有一点底。但我又想，钟主任不是整人的人，“解放”以后多住到兰州的常老只会保我，何山已经调走了，但苏永年还在，显然，总的来说，现在的形势比起“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已经好很多了，但预作防范还是必要的。“静”和“动”，这两个字又在心头交相出现。
心里开始有了一点底，镇静了许多。
五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并非党员也与党的工作毫无关联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当时“文革”还远没有结束，我本是可以给党校写一封信，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联”之罪的，但我不屑于这样，只是给所革委会写了一封信，主题是汇报在酒泉工作的情况。但这原是不必写的，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许比信还要快呢，关键只在最后似乎无心捎带的一句话：“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回所以后，我想，如果没人找我，此一“黑串联”之事便算作罢，有人来找再说。果然，第二天，当时仍在位的革委会副主任苏木匠就打发新调来的办公室主任吴小弟来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坦白从宽（哪），恐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老实交代，才是出路。”甫一进门，苏木匠就带着浓重的兰州土音，祭起了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吴小弟拧开钢笔，铺开纸，准备记录。我不说话，静等着。
“你还等什么，交代呀！”
“交代什么？”
“你在酒泉都干了些什么？”果不其然，高尔泰的又一封告密信真的先我而到了。这一次刁状，一定是告我“主动”与他进行“黑串联”。
我打算详细介绍北凉小石塔发现的经过、价值和我的测绘工作，只要他愿意听，我可以发表长篇学术演说。但只开了个头，苏木匠就打断了我：“不要讲这个，问你还干了些什么？”
“什么也未干呀，一测绘完，当天就往回赶了。”我故意装糊涂，还学起了他的口音。
“你见到什么人？”
“在酒泉博物馆，除了馆长、讲解员，还见到省博物馆的张宝玺，也在测绘这些东西……”
“我问你的是在酒泉见到了所里哪些人？”声音大起来了。
“所里的谁？那多了，钟头儿、马世长、段文杰……”我细数起来，准备要玩就玩个痛快，对付这位木匠我还是有把握的。我说的这些人都是这一回同去参观的，在嘉峪关分的手。
“不是这些人，我问你的是还见到了所里什么人？”
“所里的人……还见到……”故作冥思苦想状，继续逗他：“没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他没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过比他拍得轻一些：“想什么想，没有就是没有。你这是想干嘛？”我准备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高尔泰！”苏木匠大吼一声，以为这一下我就得马上缴械了，没想到我却哈哈大笑起来：“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长，还拐了个弯：“你说的他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个老苏，你老问我见到过所里什么人，高尔泰现在调酒泉党校了，三年以前早就不是所里的人了。你看你，要问就清楚点问嘛，干嘛老问所里的人？高尔泰呀！那当然，见过见过！”
“你们佛了些啥？”他把“说”和“所”一律称之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们汇报呢。革委会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吴小弟说，把信翻出来。
“老吴，请你读读最后一句话。”
老吴读起来：“‘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你看你看，我不早说了吗，有些事信上写不清楚，要当面汇报的嘛！老吴，麻烦你记录，尽量详细一点，免得我再写材料。”然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以后又如何等情况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肯定是因为高尔泰当年揭发的“敌台”的事头两年早就闹腾过了，郑绍荣、李治安已经作了结论，苏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气，再不说话。
有人说，我不应该把这事说出来，这是要求我当“圣人”了，对于我这个俗人来说确实是碍难办到。难道是要求我来承担高两次告发了我的、可以马上就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有什么义务以无谓的牺牲自己为代价，再给这么一个人打掩护？
在我说时，吴小弟频频点头。他是从敦煌县调来的，心地挺好，颇有是非之心。
经过这次“交代”，足以确证高尔泰对我的两次告密，都白费了心机，我又安全了。至于他们是否把我说的寄给了地委党校，就不关我事了。
运动确实锻炼人。
高尔泰《寻找家园》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写得特别好，景境情境心境尽出，对于太熟悉那个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来说，读来更觉有味。读者可曾记得，在该篇结尾，对于“牛鬼”们在山中打黄羊的事，高尔泰描写了范华提出不必让革委会知道以后，各位“牛鬼”的表现，以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的确惊心动魄。高尔泰当时说；“我们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觉改造自己，一举一动都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捉黄羊是小事，不是个政治问题，可如果相约保密，倒反而会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问题了。”听听，多么练达，多么老到！老实巴交的范华，怎么可能成为高氏的对手？文中并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又留给了读者多么大的想象空间。
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一九八三年，在兰州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尔泰。我那时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他也调到了兰州大学，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组。他到了两次小组会，大会没来。第一次小组会上，相隔十一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完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
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待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待下去呢？”
他一时说不上来。
“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告密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
“丁一你认识吗？”我问。
“是他告诉你的？”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二十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当然，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真挚，我是会记住的。你的‘体验’说也很有见地。”
然后我转向别人说话，他悻悻地走了，以后就再没来过。在两次会上，他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更没有发言。显然，他从住处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有朋友遗憾于当时我没能体会到他的善意，与他敞开心扉地谈谈，“相逢一笑泯恩仇”，及时消解这段恩怨。也许是这样，但历史不能假设，我只能把历史的真实摊开来给大家看，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而任人评说。
从此，二十多年了，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在《寻找家园》中也没见他对自己的这类行为有过只言片语的反思，反而更可以说明，这些都已经成为高先生一块永远的“心结石”了。我当然理解，他现在已经是名人，更需要以站在道德之山的巅峰的形象示人。但越是这样，就越是需要自己良心的启动，才能获得真正的敬重。例如，曾被指派长期充当章伯钧家“卧底”的冯亦代，晚年写下《悔余日录》，自我反思，我想，就应该获得宽恕甚至敬重。胡风、张中行宁愿自己担当罪名也不愿揭发别人，巴金和韦君宜并没有做过这类事，却仍在回忆录中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反省与忏悔，都令人特别起敬。未写过回忆录的，也便罢了，而对于写过回忆录的公众人物，如果仍着意于掩饰，在我看来，便追问一下，又如何？高先生自己放弃了多次机会，我很为他惋惜。虚名累人，此其显例也！
在这本书初版出版后，高氏曾作出过反应，实际上承认了几次告密的事实，但仍然没有一丝丝反思之心，却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或说是不得已而为，或把被告密方说得是坏得该打。这样的自辩，我想也太可笑了，君不见，关于中山狼和狼外婆的故事，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了。狼要是想吃人，总会找得出理由，例如，它完全可以以污染了水源妨碍了它喝水为由，凶狠而义正词严地扑向下游的羊群的。
有人描述他现在已经是“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真想与高先生抛掉过去的恩怨，就像我们在大泉对岸小山梁背后的戈壁滩上一样，倾心地再谈一谈。但，这需要起码的真诚。
对于刘宾雁说的“（高氏）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中国时报周刊》记者访谈）一语，我不知道这种名次应该如何排定？但可以肯定，即使像刘宾雁那样的我所尊敬的人士，识见有时也未免有失天真了，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在高氏身上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言，岂能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