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向世界文学的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
从上文所提及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形成来看，虽然它的性质不同于文学创作，是理性的，因而它无法直接受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但民族文化思想在形成中并不完全排斥对文化原型的体验，而且它的对象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因而总体上看，它仍与民族集体无意识有密切的思想联系，而且也不排除在特定的理性直觉中直接洞察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具体到越民族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来看，它也是离不开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的，这应该是越民族文化思想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地域性特点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把握作为越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这一命题时，我们也要从越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入手来展开探讨。只有如此，才能不被复杂的具体理论观点所迷惑，清晰地把握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中的地域性特点。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因为民族文化思想是以理性的方式间接地接受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的，它在根本上与文化原型支配下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感性心理活动的方式相类似，所以，我们一方面也应该寻绎“两浙”文学批评家们通过理性思考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活动方式，而不是只停留在对文学批评家们的具体观点的认识上，即我们应当把握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的“问题研究”模式，通过“理论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两浙”文学批评家们通过理性思考来把握社会现实问题的方式，以此来认识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民族地域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仔细地分析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家们的具体观点，探讨他们所倡导的文学观念中所蕴含的相关文学形象与民族文化原型的关系。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论研究，都是由一定的“终极性”文学观念作为理论支撑的，而这种文学观念虽然是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的，但它无疑又与一定的文学家形象、文学形象、文学作品形象等等相关。认真分析其中的文学家形象、文学形象与民族文化原型的关系，无疑是能够发现它所暗含的民族地域文化内涵的。
上述具体研究方法上的两个方面，是我们在认识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特点时应该同时注意的。仅仅注意前者，可能无法具体地把握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的地域性内涵，只能大体上推断文学批评家是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仅仅关注后者，可能容易被具体的批评论点所迷惑，无法很好地把握民族集体无意识通过文化原型起作用的方式。
对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家的具体理论观点展开来进行分析，是我们后面几章要重点花费笔墨的，因此这里只就“理论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来说。那么，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这一现实问题的呢？20世纪上半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社会极为动荡，战争频仍、人民生活困顿、国家民族濒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苦难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救国救民于水火是全国人民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不得不严肃对待的社会现实问题。而20世纪下半期至今，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初步解放了备受剥削、压迫的苦难人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但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压力，求发展、求自由的现实问题始终都非常严峻，这一现实背景下的十年“文革”极左政治更是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所以，纵观整个20世纪，中西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的矛盾冲突、合作博弈始终是最大的现实问题，这构成了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进行理论思考的现实语境。
自然地，这一“危机”语境必然能够极大地激发“两浙”文学批评家们内心深处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巨大能量，使他们直面社会现实危机，积极理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从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实践和理论思考来看，正视中西现实差距，择取西方文化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思想的优秀传统，积极地进行融合创新，来思考人们的人生问题，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因此，世界文学构成了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背景，这是我们把握20世纪“两浙”文学批评时不得不高度重视的内容。这里，我们可以以王国维和王元骧先生为例来认识这一点。
就王国维的美学研究来看，我们注意到他是从“学术救国”的理念出发来进行文学批评和美学思考的。学界一般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与梁启超的进行对比，认为王国维的审美非功利美学思想与梁启超的“审美功利”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不同开端。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无论是对王国维还是对梁启超来说，都过于简单化了。梁启超在前期倡导三界革命时，诚然曾要求文学成为社会革命的武器，但他何曾忽视过文学的审美性特点呢？何况梁启超在后期还曾提倡趣味美学，要求人生的艺术化和艺术的人生化，此时他也没有忽视艺术的社会内涵，而且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整体来看，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其实是比较完整的“趣味主义”美学体系，并不就是“审美功利主义”的。正如金雅教授所说：“通过‘趣味’（‘情感’）的范畴，梁启超把前期以‘移人’（‘力’）为中心所展开的对于小说艺术感染力与社会功能的论释扩展深化了。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共同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12】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整体把握比较复杂，我们没办法展开来分析；仅就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来看，“学术救国”是王国维文学批评实践和美学思想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学术”繁荣的意义特别重大，“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13】。由此，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民族不热爱学术，说明国家和民族就要灭亡了。正是从这种学术观念出发，王国维才高度重视艺术和哲学的意义，展开了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简单地看成是审美非功利的。
王国维从“学术救国”的思想高度来展开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这清楚地展现了他直面社会现实、勇于担当的“救世”情怀，这应该与越文化思想传统的影响有紧密的联系。而在对学术的理解中，王国维强调学术求真，理论上认为“学无中西”，但中西学术的差异、差距还是使他在美学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了借鉴西方美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思考中国文艺问题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康德美学、席勒美学、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观点，以及心理学家海甫定的审美心理学观点都对王国维有重要的影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虽对叔本华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但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14】；他的“意境”说，也是用康德、叔本华等的天才理论来探讨如何解决我国词的发展中重语言雕琢造成的问题的。
就王元骧先生来说，他自己曾多次指出自己的学术研究虽然具有浓厚的学院气息，但大多都是针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地说，王先生至今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从审美反映论到文艺实践论，再到文艺本体论研究，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学术中心问题有三次明显的变化，而这都是由社会现实的变化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艺观念大规模引入我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活动。针对这一文艺现实，王先生受苏联20世纪50年代审美派理论等的影响，从既有的哲学反映论出发，展开了审美反映论研究。而90年代中后期，他又因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拜金主义泛滥、人文精神萎靡等等现实问题，展开了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的探讨，其中西方的实践论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等等对他有重要的思想启发。21世纪伊始，王先生又因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研究的深入，转向了对文艺本体论的探讨，而西方的康德美学以及从柏拉图开始的超验美学等等成了他的思想来源。概括地说，王先生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也是不脱离社会现实的，强烈的入世关怀是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在治学方法上，王元骧先生虽然也强调中西综合创造，但中西理论之间在发展层次上的不同，还是使他更多地采取了广泛吸取西方理论来改造、融合中国理论观点的研究方法。在王先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越文化传统中直面社会现实、勇于担当的思想基因同样清晰可辨。
总之，在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们直面中西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社会现实问题，积极理性地借鉴西方理论，进行中西理论融合，以推动中国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理论努力是非常突出的。在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家们的身上，源自远古的越文化精神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世界文学也因此成为20世纪浙江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现实背景。
注释：
【1】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2】王元骧：《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3】黄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4】黄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1页。
【5】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88页。
【6】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92-193页。
【7】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88页。
【8】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0页。
【9】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4页。
【10】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29页。
【11】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89页。
【1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3页。
【13】聂振斌：《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4】聂振斌：《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