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但一般而言，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多倾向于人格与文化有紧密联系，自然，传统文化人格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人格，如儒、佛、道等文化人格。传统文化人格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过，“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了变迁，并且发展出新的制度时，这个社会的成员就必须去适应这种新的状况”【1】。“适应”的结果是，他们的文化人格也相应改变，譬如，一些旧的因素被遗弃，新的因素被接受。海派文学的发生地、所展开想象的对象——上海是古老中国土地上第一个现代都市，不能否认的是海派文化有包容传统的气度，但海派文化里的新奇因素有时是这个都市的风向标，毫无疑问地它改变了上海人，所以，海派文化制约下的海派文学中的传统文化人格无疑也在变动中。不过，与五四等文学相比，海派文学不一定就更为现代，因为五四等文学受制于现代理性，海派文学则不是大文学，不必承担启蒙与革命的重任，因此，海派文学不需要避讳、可能还褒扬传统文化人格，如儒家父慈子孝等，这对五四、左翼等文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强调现代都市语境，主要指海派文学从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人的生存与解放，这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但在现代语境下的人未必就是现代人，第一章所论的传统因素制约着人的虚构、想象，所以，围绕着人，现代与传统在交锋、对话。大体而言，海派文学没有用一种话语压倒另一种话语，只要是有利于人的，哪怕是传统人格，它都可以认同。另外，强调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人格的用意还在于，一是说明海派文学的现代包容了传统精神，如对家文化的认可等；二是表明传统精神在现代社会仍有其价值与生命力，它甚至是现代社会中人实现自我拯救的良方。
第一节 家文化人格的坚守与松动
一、阳刚、敢担当的传统家长
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家庭，家长往往有绝对权力，用现代管理学话语说，家庭实行家长负责制。这一方面是由封建纲常造成的；另一方面，父慈子孝道德观念的实践促成家长权威的确立。《大学》里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2】孝道往往抹杀了晚辈的主体性，同时，父母的关爱又将家长置于中心地位。“儒家主张的‘慈’，理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曰养育，二曰教育。如果说，父母养育子女系本乎天赋的自然本性的话，那么父母对于子女所肩负的教育责任，无疑是基于后天的社会理性。”【3】后天长时间的教养、特别是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氛围的感染，有利于家长树立权威。此消彼长，家长就是家的核心，即齐家之长。所以，儒家家长蕴涵有丰富的文化含义，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存在。
儒家理想的家长首先有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他能把家族做大。张资平的高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经营家族也有一套。他在城里开了两家当铺，在村里买两三百亩田，盖了大大的留余堂，到张资平这一代，60多个玄孙还受其余荫。刚毅进取、自强不息是儒家君子做人的风范，这一点在儒家的经典如《易经》、《尚书》中多有阐释，如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4】这种不断进取的刚健人格成就了众多的仁人志士，也把张的高祖推到一个让其后人敬仰的高处。穆时英在看似独立、实为一体的三个小说《老宅》、《父亲》、《百日》里塑造了一个赢得家人尊重的父亲形象，凭着智慧与勤奋，他在上海金融界如鱼得水，自然，家也随事业一道红火。可是，一次投机失败，他的事业顿时跌入谷底，家便衰败了。父亲病了、老了、死了，小说弥漫着哀伤的气息，但父亲不服输的精神使人敬佩，他一直试图东山再起，可惜时运不济、又年迈多病，雄心黯然熄灭。家长不局限于父母，当父母过世，家中的长兄就担当家长的重任，如在小说《诗人》里，诗人的大哥是一个儒家家长，他是经济支柱，没有他，家就破了，诗人的生活没有保障，生命也很快走向终点。上述家长是“齐家”的英雄，他们的有为是家或家族生存、发展的前提，从特定角度看，他们是家庭的脊梁，也是民族的脊梁，因为中国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个个的家族组成的。
时代的动荡、观念的转变为女性成为开拓型家长做了准备，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所体现。《连环套》里的霓喜首先是一个受到压抑的女性主体，她还生活在男权社会里，所以，她和她的孩子们还得依靠男人；不过，殖民地杂乱的社会环境、各种观念的并行不悖又使得她有一定的自由、因而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她活明白了，在男权社会，她把最有价值的展现出来，“因此，在霓喜身上，女性的身体和性欲在叙述上，有了更为强大的伸展力量。霓喜更被描述为懂得操纵男性情欲的人物，她甚至能够在丈夫的丧礼中捕捉到其他男人眼里的神情”【5】。她用身体说话，用身体征服男人，用身体拓展生存空间，也用身体趟出一条维持家庭生活的道路。客观地说，这是女性的悲哀，但霓喜未必这么认为，因为她活得开心，张爱玲也看得很透：“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6】张爱玲大约是身体写作的先驱了。同时期的苏青也创作了开拓型的女性形象，《结婚十年》里的苏怀青在婚后是家长，但她走了另一条路。她或许也曾以身体开道，可她主要是一位智性女人，她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如创作、办刊。她的成功不仅体现女性做人的价值，而且，她的孩子们也在她的庇护之下。但苏怀青主要是一个经营事业的女性，她的价值不是通过家长职责的完成来实现，她是作家、编辑，是跳出家庭小圈子进入社会大舞台的女性，她显然有别于霓喜。但无论如何，苏怀青与霓喜都是新式家长，她们不据守闺阁，走进男人的世界，一个以肉体一个以思想征服男人，她们由阴柔的女性演变为阳刚的家长，并出色地扮演了家长的角色，她们能否称得上女君子？
霓喜只是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取代男性的女性家长中的一个，其他如戚紫薇、白老太太、姜老太太、七巧等人似乎显赫如《红楼梦》中的贾母。由于白老太、姜老太不是主要人物，这里就不做分析，下文将对紫薇与七巧的家长身份进行论述。
顾名思义，《创世纪》就是一个叙写女性神话的小说，有人指出：“对于张爱玲来说，小说的‘怪’题目就是她别具匠心的情境和寓意设计，它们和小说这种神秘的、隐喻的、虚虚实实的、充满变数的体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互为指涉的象征系统。”【7】紫薇无疑称得上是一个创世神话女性，因为包括丈夫在内的一家老小都在她撑起的一片天下面生活。从经济角度讲，她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在家庭事务中，她也有决定权，但她没有家长应有的权威。原因如下：紫薇的钱不是赚来的，而是嫁妆，她虽然以此养活匡家人几十年，可她未必有大本事；丈夫经常向她挑战，虽然他不会挣钱、不能养家，但文化赋予他话语权。有人对包括紫薇在内的张爱玲小说里的女性家长做了概括：“一方面，这些女性家长虽然身为一家之主，但其主体性在文化意义上却并非决然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她们在文本中虽然能够以家长的身份去表现主体，但实际上却不能完全脱离宗法父权体制的象征秩序。”【8】除了个人的能力欠缺之外，这一段话能说明为什么她不是一个治家有方的家长，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体，换言之，她不但不能行使完全的家长权力，而且，在管理家庭时她还遭到男权的干扰、反制。总体而言，紫薇是一位不错的家长，她没有霓喜式的敢作为，但她在风雨飘摇中支撑了一个老式家庭数十年，若她没有责任感、不会精打细算，这不可能办到。
在很多方面七巧与紫薇不同，七巧出身于贫贱人家、无嫁妆、没接受良好家教，但婆家富有；七巧泼辣精明，在大家族的争斗中她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她孤儿寡母的也平分到财产。作为家长，她庇护孩子，但她又将传统家长的弊端发挥到极致，同时，由于她的畸形心理，她对晚辈的干涉有十足的病态特征。小说对这一点不仅有详尽的叙述，如对长白夫妻生活的介入、干扰，长安婚事的干涉等；而且，小说的多处暗示也颇耐人寻味。如七巧媳妇芝寿眼中的月亮特别让人吃惊，一句是：“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黑漆的天上一个白太阳。”另一句是：“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月亮是女性的象征、母性的象征，之所以反常为太阳，就因为象征本体七巧男性化，她将应有的母性丢失。在黄金枷锁里，七巧个性扭曲，家长制度将她推向男性家长位置，她疯狂而变态地使用权力，芝寿以及其他人被七巧这颗“小太阳”所灼伤。因此，虽然七巧在某些方面尽了家长职责，她本人也是一个满腹辛酸之人，但无论从现代还是传统角度看，她都是一位糟糕的家长。她不但没把人当人，而且，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古训她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作为家长的七巧没有多少亮点。
在张爱玲小说里还有比七巧更坏的家长，如《茉莉香片》里的聂介臣。小说里有一段话：“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太阳或许是聂介臣，聂家在他的管制下，日渐衰败。怎么能不衰败呢？虽继承了万贯家当，可钱从来只有出的、没有进的。他还缺乏儒家家长最起码的仁义，聂传庆在他的专制下不知爱为何物，以至他向同学言丹朱索求父母之爱。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专制很可怕，聂传庆是受害者，长白、长安、芝寿、《忏情》里的严永汝也是受害者，在这一点上海派文学与五四文学是一致的，家长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吃孩子”。
以上论述了海派文学各种类型的家长，他们或有开拓精神，将家族或家治理得像模像样；或仰仗先人，节俭持家；也有人败家，只知享乐，不思上进。不过，作为家长，他们也有共性，那就是行使家长权力，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他们中的多数人确立了个人权威。权力和权威，运用得当，家长就是经济支柱、创业楷模、慈爱的长辈、家族的英雄，反之，专制家长是家庭毒瘤。后者在五四文学最为常见，这正是五四反封建所需要的。五四一边倒式的家长批判体现出五四思潮的激进，海派文化则是包容的，所以，在海派文学里，各式各样的家长都抛头露面，如旧式君子、新式英雄；也有人实行绝对的家长专制却没有家长的慈爱，这其实不符合儒家理想，也违背了儒家仁义思想，这与人性的异化有关，如张爱玲小说里的许多家长因外界的压力而致心理畸形或变态。
二、懦弱、消极的儒家儿女
子孝是儒家以德治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9】孝道往往使子女没有做人的尊严，子女不仅在物质上、精神上侍奉父母，而且连“身、体、发、肤”因受之父母得小心处置。不过，从理论上讲，儒家儿女也可以提意见，如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0】这里说的是，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子女也可以婉言劝谏，但父母坚持己见，做儿女的不得埋怨，而是要敬重他们。显然，如果父母不开明，子女的反对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特别是家长权威决定了他们接纳不下不同意见。事实也常常如此，由权威所导致的专制家长屡屡可见，如七巧、聂介臣等。生活在家长威权与专制阴影下的儿女，虽然儒家大力倡导“内圣外王”之道、“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豪杰精神，但他们以懦弱者居多，不少人缺少阳刚、向上的气质。
海派文学首先刻画了一系列不作为、消极、委琐的儿女形象。穆时英小说《老宅》、《父亲》、《百日》等中有虎父，但儿子似乎没有血气，除了回忆锦衣玉食的生活，除了沉溺在家的衰败的哀叹中，除了感叹炎凉世态，他们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不会做。由于习惯了家庭的庇护、家长权威的摆弄，所以，在多事之际，这些本该挺起腰板的少年弱小如幼苗。大体上说，他们还算正常。另有一些作家则叙述了不少饱受摧残的儿女形象，如叶灵凤小说《浪淘沙》里的淑华与西琼相恋，但他们屈服于家长压力分手了，若在五四文学，他们极可能是反家长制的先驱。张爱玲所塑造的聂传庆、长安、长白等不仅苍白、懦弱，而且，他们还心理残废，显然，他们受困于家长权威，后者将他们的个性大大地压挤，并尽可能地消解他们的主体性。尽管儒家特别重视亲亲之情，但这些家长除了摆足架子做家长，他们缺乏慈爱之心，这也就是说，他们是儒家家长又不是儒家家长。这可能与作家有关，“张爱玲对亲情关系的认识，不是借助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而是从一己的体验，从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上，来认识和抗拒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心理。在她看来，亲情之间往往因切身的利益冲突，已把本然应有的情感冲淡到乌有”【11】。在没有亲情而有家长权威的氛围中，这群儿女固然在衣食方面无忧，但在精神上他们从未自由地成长过。由于没有爱的滋润，或者说爱是非常态的，所以，传庆、长白没有健全的人格，他们无不卑劣委琐。再就是，他们还遭受权威家长的逼迫，这导致传庆肉体残废、心理变态。长安曾是一个有一定想法、至少还有梦的少女，如她想上学，七巧似乎也同意，但她最终浇灭了长安的心头热望；长安又不甘心年长失嫁，但她的主动出击同样被母亲阻拦。长安不是《伤逝》里的子君，她连说“我是我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或许她有过这种念头但藏在心里，所以，从现代角度看，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并且，传庆、长安等人很难说是常态儒家儿女，他们软弱无助而精神矮小，这当然与家庭的非常态有关，聂介臣、曹七巧等金钱至上的观念使他们丢失儒家的仁爱，这种变化大约与现代都市的商业文化有关，尤其是上海生存空间之狭小致使亲情缺失。所以，他们的残缺既是家长权威所致，也与新兴商业文化熏染下的世风变衰有关。
海派文学对儒家媳妇消极、被动的人格也有所叙述。《礼记·内则》中说：“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12】在孝敬长辈方面媳妇跟儿子是一个等级，但因为媳妇是外来人，她在家中的地位更低，为人也就更为消极。施蛰存小说《雄鸡》里有一位势利泼辣的婆婆，阿毛娘就更难做媳妇了。一天早上，婆婆发现一只雄鸡丢了，就向媳妇要雄鸡，她的语气凌厉，媳妇则处于败退的守势，满脸恐怖和疑虑；她的眼色凶横，媳妇则呆滞。后来，媳妇被婆婆诬为偷捉雄鸡去讨好汉子，她除了辩白、哭泣就是自杀了。儒家文化规约下的媳妇，没有表述自己的机会，她是边缘的个体。而且，她的生存空间往往很单一、狭小，越是大户人家的媳妇就越有这种可能，她鲜活的生命往往因此而失去血色。张爱玲小说有不少中上人家的儒家媳妇，如曹七巧、《创世纪》里的全少奶奶等，作为紫薇的儿媳，全少奶奶没有什么嫁妆，所以，她在家里根本插不上话。她不是下人，但她像下人一般干活，她是沉默的劳作机器，没有生命的绚丽。七巧其实是一个例外，她在姜家比哪一个媳妇都刁蛮，也就是说，作为儒家媳妇，她其实不是很合格，这主要与她出身于下等商人之家、从小就蛮横有关。不过，尽管七巧总是兴风作浪，但在形式上她还是尽了媳妇的义务，如孝敬长辈等，况且，至少她还是一位闺阁女性，她的行为没有触犯封建礼法对女性的大体规定。媳妇难做，应该说，这是上述女性的共同心声，哪怕是七巧，她想放肆也不能无忌惮，重重规矩压制着她们。因此，她们在外围无声地耗费生命，直到有一天，由于进入家庭核心，她们便可以发声了，于是，新的媳妇、如芝寿就成为“待宰的羔羊”。
自然，海派文学里的儿女也并非全部都是懦弱者，如果家庭衰败家长无力管理家政，许多子女倒是能放手一搏。邵洵美小说《贵族区》里的五小姐，父母可能早死了，哥哥姐姐一大堆，但没有人真正关心她，所以，26岁的她还没有结婚。幸好，她是一位时髦小姐，并不拘泥于闺阁，她如愿找到郎君，可是，她的家人装模作样地反对，这对她而言如螳臂挡车。她不仅在恋爱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家庭生活中她也是支配者，这显然与家长的治家不力有关，其实，这个家似乎没有家长。白流苏是另一种类型，她离婚后寄居在娘家，但无论是哥哥还是白老太太他们都没有能力也无心关注这个多余人，她只能靠自己。这位有着古典美的少妇有着惊人的举动，她横刀夺爱、两下香港，与范柳原终于上演了“倾城之恋”。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家长的管理不严之外，新的思想、生活方式也能够促使她们由被动走向主动，像五小姐、白流苏等正是在新的社会风尚的鼓舞之下完成人格转变的。海派文学中亦不缺少专门探讨新式儿女人生道路的小说，他们不因循守旧，这意味着在他们的人格里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予且的《浅水姑娘》可为代表。浅水、凌湘等在成人之际思考女性究竟走哪一条路好，是在外做职业女子？还是嫁人？还是嫁人之后仍兼职？她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条道。这里姑且不论她们作为女性的艰难，作为儿女，他们不再懦弱与消极，而是相反。苏青《结婚十年》里的苏怀青是一个新女性，也是一个新型媳妇，她在生下第一个女儿后曾谋到学校教书一职，这也算是她日后在上海获得大成功的一个前兆。以上所述的儿女都不是传统儒家所说的晚辈了，他们做人积极主动，这可以从多方面去解释起因，如家长无力、社会转型等都是新型人格生成的关键因素。
毫无疑问，海派文学对儒家子女有着多样化的书写，即使身处现代都市语境，海派作家也没有简单地秉持现代立场，所以，传统家庭里的儿女往往不是理想的现代青年。而对子女的人格缺陷，海派文学则非常关注，应该说，在抨击家长专制的同时，它对孱弱者也不乏同情、甚至流露出改造的意图，如长白、长安、阿毛娘等都是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或许，披露他们的无助心态正是期待他们脱胎换骨，走向新生。这一点尤其吻合长安，她在母亲的压力下退学，“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的忧伤只有自己知道，从此，她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少女。七巧不但不给长安哪怕是残缺的婚姻，而且，长安的自救还遭到她的弹压，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在母亲的干涉下化为泡影。她的软弱致使人生正常的生命需求如爱、理想等成为虚幻，显然，五小姐、白流苏、苏怀青等是长安等人的楷模。从儒家子女嬗变为自己决断的现代人，五小姐她们的意义也是多样的，五小姐有贵族小姐的骄纵、时髦，白流苏的出走是破落人家子女于悬崖边的自我救赎，苏怀青则初步具有深广的社会价值，即强调自强的宏大性，这大约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总之，儒家子女有恪守传统的懦弱也有现代的自我发展，这一点在海派之外的文学里也常见，如巴金的《家》等，但海派文学传统人格的建构往往没有强烈的社会大意义，它很少强调现代性的国家或民族价值，而是专注于俗与小的日常生活，即便苏怀青也难以例外，这明显与现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有关联。
三、柔弱、依附的儒家女性
女性地位低下在先秦就已显露出来，而且是天生的，《诗经》上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13】《礼记》则将女人概括为“从人”。经过历代儒学伦理的阐释、强制实践，女性在本质上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庸，女性主体遭到阉割；要之，儒家女性是柔弱的、没有个人意志，她们在身心上依附男人。对儒家女性的人格缺陷，海派文学多有揭示，同时，对她们破茧脱壳以求新生的痛苦、喜悦也有所叙述，事实上，它展示的是儒家女性在半新旧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这一问题。
儒家女性因为男权的阉割而成为空洞的物，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最为常见，如《茉莉香片》里的冯碧落、《花凋》里的郑夫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孟烟鹂等，用现代语言学的话说，她们的生命犹如没有意义的能指。闺中少女冯碧落有机会遇到言子夜，而且，他们互有好感以至提婚，这表明社会有一定的开放度。但是，人的观念却很保守，冯家不同意，碧落也就没有自我的主张，她不能私奔，“她得顾全她的家声，她得顾全子夜的前途”。她的自我意识被抽取，所以，她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嫁给聂介臣看似门当户对，其实这对她来说是牺牲，但她义无反顾。“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还不如笼子里的鸟，所以，有人说：“张爱玲此种中国式的象征，充满讽嘲和性别指涉的意味，不但写出女性的一种典范的精神形象，也概括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空洞特质和心理素质。把她们在身不由己中的压抑与从属，甚至生不如死的处境，用完全中国式的女性意象以文化符号的深度勾勒出来。”【14】冯碧落凸显了儒家女性的绝望，她没有反抗只有顺从、无从表达自我只有依附。《忏情》中的楚云略与碧落不同，前者是一位才女，有时也有主见与行动，但她也是典型的儒家女子。她与严永汝结婚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不过，她是不打算走回头路的，也就是说，她把他当作自己的终身依靠。但严永汝既反感父亲，又觉得楚云有点高不可攀，所以，他不仅未接受她，而且，他还另有外室。这就是男女之别，男人是独立的，女人则附属于男人。虽然在名义上楚云还是严家人，实则被遗弃，她徒具虚名，因此，她不断地向严永汝示威，遗憾的是，她撼不动男权，在严家她节节败退，最后她被彻底边缘化。综观楚云，她死心塌地地为严家服务、追逐永汝却没有自我，她在实践儒家女性做人的理念，犹如藤，只有依附，生命才有支撑点。其他如郑夫人、孟烟鹂、《周夫人》里的周夫人等，她们都是被儒家伦理压挤的女性，生命苍白、有肉无骨，儒家女性的残缺人格在她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女性之所以难以独立，除了儒家伦理的桎梏外，还在于女人被限制在闺阁从而难以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因而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与生活空间，所以，她们必须依附。《春阳》里的婵阿姨跟牌位成亲继承了亡夫的大笔遗产，她因此消耗了青春，也与幸福无缘。但在一个春日，上海的暖春复活了她压抑已久的春心，她蜷缩的生命有了向外延伸的欲望，但个人欲念片刻就熄灭。在财富与自我的幸福之间，她选择财富，这不是两难，如果她要后者，就必须牺牲前者，但她没有勇气。唯有依附这个牌位、这个文化上的个体，她才能确保衣食无忧。人必须先活着、甚至在物质上生活得好，这或许是一种新生的意识，因为在传统儒家伦理中女性的生命似乎无足轻重，谈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种奢侈了。可能《春阳》对蝉阿姨附属于钱财、依附于牌位还有所批判，张爱玲则在《倾城之恋》里同情、理解白流苏，这个女人，除了找个能托付的人，她还能做什么？《倾城之恋》更注重女性是弱者的事实，她们成长于闺阁难以在社会立身，所以，它没有对女性恋财进行嘲讽。白流苏离婚后寄住在娘家，但白家经济日益拮据，而且，流苏的私房钱也被哥哥拿去投资血本无归。她在娘家活不下去了，前夫的死为兄弟驱逐流苏提供了机会，在他们看来，虽然她跟他已离婚，但在三纲五常范围内，她仍可以是前夫家里的人。况且，从经济角度看，前夫家尽管衰败了，但死而不僵。因此，流苏的回归或者说依附亡夫既合儒家伦理也是生活所迫，即使是死人，他也可以是一种存在，他就是她的经济支柱。流苏不愿回头，她冒巨大风险抢范柳原，一是得罪了七妹，他原本是撮合给七妹的；二是他设计圈套玩弄她，流苏二下香港有可能逮不到柳原反倒陪上自身；三是她名誉上遭受损失。事实上，如果不是战争，她将是柳原能弃能离的玩偶。从个案上讲，流苏纠缠他图的是钱财，但把她放在大社会里看，她之所以如此在于男权社会规范了女性的弱者形象，她因无力谋生才寻找依靠。所以，女性除了遭受儒家伦理的压抑，“女不言外”【15】的闺阁生活又将她们排除在社会经济领域之外，除了做依人的小鸟，流苏无路可走。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曹七巧那么爱钱了；就因为她为钱所困，所以，即使她所依附的丈夫不是完整的人，她还是委委屈屈地在姜家待到死。
由以上论述可知，女性走向现代，首先她必须摆脱儒家伦理的束缚，其次，她必须在经济上自立，否则，试图走出传统的她，“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6】。浅水就回来了，她在学生时代有梦想，辍学后谋求独立，婚后似乎也力图做一个新女性。但她终究回到了原点，工作辞了，做全职母亲与妻子。换言之，她是体面的闺阁女性，依附是她最大的特性。相比而言，苏怀青则为新女性。当她意识到新生女儿遭到人们的歧视时，她心里喊：“我要找职业，我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挣一口气呀！”她在爱情、婚姻方面的举动堪称惊世骇俗，在丈夫有了外遇之后，她坚决要求离婚，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在传统文化视角下，女人没有离婚的权利，她是男人的附属物，男人可以抛弃她，而她只能做节妇、贞女。她的离婚表明，她挣脱了儒家文化的羁绊，成为一个有人的意识与女性意识的现代人。另外，她还是一位能干的职业女性，是成功的作家与编辑，其才华得到尽情的展现。这不仅保证了在经济上她能自立，而且，她是一个以个人价值的实现来宣称不附属于任何男人的女性，是一个有别于传统的全新女性。这正如杜歇所言：“女人今后要面临的是两方面的重任：她既是肚子也是脑子；既是自然又是理智。”【17】杜歇的意思是，女人是自然秩序中的一员、是母亲，但在人类社会中，她又要学会动脑子，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苏怀青如此，张爱玲小说《十八春》里的曼桢虽不及苏怀青张扬，但她既有海派女性的精明、理性，也有新女性的自立、自强。曼桢超越了儒家礼法，她有职业、养家；在与世钧的交往中，她没有依赖对方的念头；重重坎坷从来就没有击垮她。以苏怀青与曼桢为例可以下的结论是，新女性首先冲破了宗法障碍，人格独立；同时，她在经济上自给，这是人格独立的保障。她们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虽然她们没有五四新女性的理想化色彩，也没有革命女性的激情，但她们实在，明了金钱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海派新女性的特征罢。
通过对儒家女性依附人格的叙述，海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宰割女人主体性的儒家礼法，碧落的牺牲，郑夫人、孟烟鹂的沉默，楚云的无助，它们都是男主女从结出来的恶果。然而，海派文学有一定的务实作风，它不完全否定女性的柔弱、依附特质，或许它还赞同女人依靠男人，白流苏的出走有一定的现代意义，似乎与个性解放有关，但这不是真正的独立，她终于傍上范柳原，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如愿得到中国古典美女，而她则安心地做闺中少奶奶。既顾旧也迎新，对新派女性海派文学有着浓墨重彩的书写，她们走出闺阁，走在现代都市里的街道里，自己赚钱，忙自己的事业，她们是海派女性，得现代风气之先而尚实。总之，海派文学驳杂的女性群像，很难以现代或传统来概括，这也正是它的含混之处，它可能否定钳制女性的儒家文化，但对女性的柔弱、依赖人格并不一概反对。这表明海派文学与儒家文化的守旧存在着一定联系，当然，也应该看到，附和传统人格的目的往往又是为了人的生存，这是从人权出发的一种权宜之计，是现代向传统的妥协。或者说，是一种基于现代意识而最终又宽容了传统的务实精神，促使海派文学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平等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