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东北抗联作战失败后，受限于苛刻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强大，分期分批撤入苏联，其中的大部分人改编成了苏军远东红旗88旅，有一部分人被苏联人送去了新疆，有一部分人被苏联人留在其他部队作为情报人员使用，有部分人不愿意加入苏军而留在东北，有部分人被派回来做地下工作。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返回了祖国，又以不同的方式，迎接了日本的投降。
不愿意加入苏军而留在东北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和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一个据于天放后人介绍是后来的朝鲜二号人物金策，现在朝鲜还有一个港口城市为纪念他改名为金策。于天放曾经短暂去过苏联，时间约一个月，他拒绝加入苏军；金策曾经多次被要求越境进入苏联，但也多次被拒绝，直到1944年被召回。金策当时是北满省委书记，党内和军内地位都高于金日成。他们两个不愿意越境入苏的原因，于天放后来对自己的儿子说，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加入外国的军队，历史上必然说不清楚。于天放后来在东北被捕，被判处死刑。在被执行前，于天放从死牢中越狱成功，在逃亡路上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金策在1944年进入苏联，和金日成一样做到营长，后随苏军回到朝鲜，朝鲜建国后担任副首相。1950年1月31日，因病去世，享年49岁。
被苏军其他部门留用的很少。有一位抗联一军的战士越境后，被苏军关押审查。审查期间他在被关押的地方见到了其他抗联指战员刻下的字。审查结束后，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与抗联大部队会合，而是被苏军刻意分离使用。他是在苏军那里迎接日本投降的，并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东北。
有的抗联战士先期被派回来做地下工作，并在国内迎接了日本的投降。典型的是“抗联一枝花”吕庆芳大嫂和“双枪大嫂”冯淑艳。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吕庆芳在1940年以一个农村老太太的身份开始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凭借“抗联一枝花”的威名立刻拉起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后来把这支队伍移交给地方政府。冯淑艳在1945年初从88旅被派回来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因汉奸告密被捕，经受了辣椒水、老虎凳、狼狗嘶咬等酷刑和死刑威胁之后，坚决不承认。日军找不到证据，只好放她回家。苏军反攻前她的丈夫从苏联把她用习惯了的两支手枪带了回来。苏军进攻东北后，很快他们夫妻就拉起了一个营的部队，多次伏击日本溃兵，痛痛快快地报了仇。
1956年，就在别的战友陆续身居高位的时候，冯淑艳解甲归田，回家当了家庭妇女，直到去世。
有的抗联战士被苏联人送到了新疆，在那里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些人是以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蔡进葵为首的500多名骑兵，他们应该是是1939年底这段时间抗联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了。退入苏联的原因是接应本来应该回来的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不得，而在日军的压迫下越过江上的冰面，进入苏联。他们在苏军的哄骗之下被送往新疆。在新疆他们被盛世才刻意编散使用，多数干部被要求离开部队。
有的抗联战士等到了反攻的那一天，但是没有看到日本的投降。1945年7月，有290名抗联战士被挑选提前跳伞空降进入东北，负责侦察任务；有340人被挑选担任向导和突击队员；还有部分军官被挑选进入苏军的参谋部门，配合作战工作。他们中间，290名跳伞进入的抗联战士只有少部分生还，340名作为向导和突击队员的抗联战士也损失大部。这些都是抗联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可惜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
有的抗联战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日本的投降。李思孝在苏联期间，曾经被送去军校接受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反攻期间被派到远东军司令部担任参谋工作，任作战参谋；李思孝所在先遣支队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先遣营和侦察支队是第一批越过国境的部队；8月19日，在哈尔滨目睹了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人向苏军投降的过程；秦彦三郎向苏军指战员行鞠躬礼，在得知李思孝是原抗联人员后，特意向其行军礼。后来李思孝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8月23日，第一批李兆麟等人乘火车回国，到达哈尔滨；9月6日第二批金日成等人，乘船回朝鲜，王效明、姜信泰（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乘飞机前往吉林、延边等地；9月7日，第三批彭施鲁等人乘飞机前往佳木斯；
9月8日，第四批周保中带队乘飞机前往长春等地；9月9日，第五批王明贵、张瑞麟等人前往长春、齐齐哈尔、大连等地。至此抗联的指战员们基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抗联最后一名烈士
抗联最后一名烈士全名孙国栋，是抗联三路军六支队大队长。他的上级很不一般，是抗联少有的大才子，曾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的于天放。
因叛徒出卖，他们于1944年被捕。后于天放打死看守逃出，而孙国栋不幸被带到了哈尔滨，并于1945年8月14日下午4点就义。
孙国栋就义前的1945年8月9日，苏军已经逼近到他们的监狱，他和狱友正计划越狱。但因为苏军进展速度太快，日军决定处决一批政治犯，而孙国栋不幸成为名单上的第一个。和他计划越狱的这个人叫杜希刚，是后来的黑龙江大学校长，当时的抗联三路军特派员于天放的警卫员。于天放因为官要比他们大，鬼子害怕押运路上出事，就关在了北安的监狱里，预备在那里处决他，但是于天放后来成功越狱。他们也计划越狱，方案是在放风的时候逃跑。但是苏联红军在当天进攻东北，日本看守再也没有给他们放风的机会。
杜希刚后来对别人说，孙国栋牺牲前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大家都在爬山，很艰难地爬山，就在马上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孙国栋突然失手掉了下去，大家很悲伤，也很惋惜。第二天，孙国栋就牺牲在鬼子的绞架下，由于孙国栋的拖延，其他人都幸存了下来。
当时绞死孙国栋的是一个中国人，叫郭天宝。他被日军雇佣来行刑，杀一个人5块钱，日本人自己不干活。当时住在孙国栋隔壁的是名单上的第二个人闫继哲（1941年9月入党，后任黑龙江省秘书长），因为孙国栋的拖延，使他的行刑被延迟到第二天。这两方面的记忆，使我们能够基本完整地恢复英雄就义的过程。
日本检察官大越到监狱后，首先是一个汉奸带着几个日本宪兵去提出孙国栋。日本宪兵催促孙国栋“快点、快点”，孙国栋光穿衣服就拖了好一会，并呵斥日本人“你们还不让我穿好衣服吗？”走到牢房外，孙国栋高喊：“我是东北抗联三路军六支队大队长，叫孙国栋。抗日军民是杀不绝的！黑暗即将过去，天快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日本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力才把孙国栋带到绞刑室。到了地方，找不到刽子手了。
郭天宝，当年54岁，是个职业刽子手，道里监狱就他一人干这个。当天他听说苏军已经到了佳木斯，想到自己杀了不少人了，就留话给绞刑室看守，说从今天起，自己不想干了，5块钱也不要了，然后找地方喝酒去了。日本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他，用刺刀把他逼回来了。
孙国栋说：“郭天宝，你绞死我，我不恨你，是日本人逼着你这么做的，你给我来个痛快的。”郭天宝给孙国栋倒了一碗酒，酒里他偷偷放了安眠药。
日本人催促郭天宝动手，因为按日本人的计划，半小时后是闫继哲。
郭天宝又磨蹭了一会，点上一炷香，并告诉日本人“这是规矩”。一炷香后，孙国栋已经昏迷，约四点多钟，孙国栋就义。
大越检察官觉得时间不够再杀一个人了，决定第二天再处死其他人。
第二天早上，大越检察官进不去监狱了，日本监狱长倒是不笨。中午，日本投降了。8月16日，日本宪兵队来了两卡车人，打算自己动手，但还是进不去监狱。8月17日，闫继哲被释放了。
当天闫继哲就到原来的日本宪兵队搞了两把枪，随后找到了苏军司令部，并请他们对监狱长澳源和家属予以照顾。很快澳源就被释放回了日本。
郭天宝后来也得到了闫继哲的照顾。
牺牲在日本投降后的情报人员
1940年之后在大连活动的有两个情报组。这两个情报组分别是沈得龙情报组和刘逢川、何汉清情报组。沈得龙情报组的人是有明确证据证明被送进“731”的烈士；刘逢川、何汉清则是日本在投降后刻意杀害的，牺牲于1945年8月16日。
沈得龙，1911年生，吉林省饶河县人，1929年入党，曾任中共饶河县支部小组长。1933年加入东北抗日人民革命军，从事党的地下组织和宣传工作，后被派去苏联学习四年。四年学习期满后，又接受了特工方面的训练。1940年被派回延安，1941年被安排前往大连，在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领导下进行情报工作。在苏联期间，转入苏联共产党。
中共冀中区社会部部长张国坚在1940年，曾遵照中央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许建国部长交办的任务，护送党中央社会部派出的陈远同志即沈得龙到敌占区大连。当时上级批示称，陈远同志是国际兄弟党党员，是我党中央社会部负责地下情报工作的领导干部。
他委托北中区联络员常宝臻将沈得龙引导到天津冀中区交通站，在自己的表弟、同巨兴工厂经理王耀轩家，常交待要掩护好沈得龙并协助沈开展工作。
在大连挑选情报站地点时，由王耀轩出资在黑石礁开办兴亚照相馆，把自己具有照相技能的亲属李振声介绍给沈得龙作助手，先后挑选可靠亲属乡友约20人介绍给沈得龙，经过考察大多发展为情报站成员。沈得龙情报组为苏联红军参谋部提供了本溪、奉天、大连等地日军军事情报，大连码头仓库和周水子仓库的军需品数量及存放情况；日本在关东州内实施《朝鲜人征兵制》情况以及日本在大连的军事、经济情况，并通过电台接收到苏联中央局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1943年10月2日，沈得龙的活动被敌人发现。长春关东军第八六部队无线电班侦得一怪电波，八六部队和大连宪兵队本部联合侦察近半年，确定怪电波就是黑石礁兴亚照相馆所发射。1943年10月1日夜，以大连宪兵队为主体、包括八六部队在内，组成了60人的侦捕队伍，5组7个班驱车前往兴亚照相馆。就在沈得龙终止发报的一瞬间，一群如狼似虎的宪兵队员闯入兴亚照相馆，将沈得龙、李振声及二人的妻子和徒工李文化逮捕，还株连了一些亲属。
此时的王耀轩正在北京，得知消息后，当天即奔向天津，拟与胞兄王月轩和侄子王东升一同回原籍暂避。没想到，就在王耀轩到达天津当夜，被已先到天津一周、守候在王月轩裕原工厂周围的木本广男少佐、三尾丰曹长、刘弼玉宪兵所逮捕，又株连了不少亲友。
从复兴文具站转移到沈阳的李忠善，因迟行一步，于10月5日被大连宪兵队的曹长长绍节二尾追至沈阳遭逮捕。同时被捕的有杨学礼情报员和本溪的刘万会情报员。
所有被捕人员均押回大连宪兵队，审查后一些无关人员被释放，随后对沈得龙、王耀轩、王学年、李忠善、李振声、刘万会、杨学礼等7人进行近半年的酷刑审讯。最后，将沈得龙、王耀轩、王学年、李忠善4人于1944年春，由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亲自押送到哈尔滨第731部队。
三尾丰1945年8月15日被苏军俘虏押送苏联，1950年7月由苏联移交我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押。他在供述的证词曾有记录：
我在关东宪兵队10年时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沈得龙、王耀轩等4人作为“马路大”送往“731”进行“特殊处理”，即活体试验。
经过向关东军司令部申请，1944年2月，决定将这些人特别移送至第731部队，由我负责押送。为防止这些重要人犯逃跑和自杀，我们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也禁止他们进行交流和会话，1944年3月1日早晨，他们戴上脚镣出发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坐的是亚洲号特快列车后部车厢第29席位，是带厕所的客车厢。当晚8点，我押送这4个人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在严密的监视下，4人下了火车。下了火车后，哈尔滨的宪兵拿着手电筒照亮、警戒。这4个人通过特殊通道出了火车站。然后，我和哈尔滨宪兵队办理了交接手续。
铃木进也有证词：
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运来的大概是4个人，是大连宪兵队的三尾丰从哈尔滨火车站把那4个人带到平房，其中有一个就叫沈得龙。汽车就停在第七栋和第八栋楼的附近，那里有一个走廊，走廊的中间有一个入口，晚上把人运来后就从那个入口进去了。
刘逢川烈士，原籍山东省牟平县初家镇于家滩村，和杨子荣是老乡。刘逢川烈士有苏军军衔但却是完全由中共情报机关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特工。
他幼年家贫，17岁那年闯关东去了大连。大连当时在日本管辖下，他在大连做了6年的学徒工，因不堪日本女老板的压榨，逃回山东老家。随后再去东北，考入东北军骑兵。九一八事变之后一路撤往关内，后在西北和红军作战。1938年在与八路军的摩擦中被俘，送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入党，然后进入延安枣园特工训练班学习八个月（这个训练班有苏联教员）。
1941年他和何汉青组成了一个情报组，由刘逢川担任领导，何汉青任报务员，与其他两个情报组一起，经秘密交通被送往东北。他这个情报组的目的地是大连，另外两个情报组的目的地是齐齐哈尔和哈尔滨。
1942年3月，他们到达了刘逢川的老家牟平。在牟平，刘逢川大约停留了三个月。他托人从伪牟平县警察署办理了《居民证》，又设法弄到了伪华北劳工协会发给的《出国劳工证》。有了这两份证件，就为他进入“关东州”准备了合法手续。
6月5日清晨，刘逢川乘轮船到达大连港，顺利地通过关卡上了岸。
1942年7月15日晚，刘逢川到苏联领事馆，与苏联领事彼德·赛米约诺维奇·彼德罗夫正式接上了头。苏联领事和一秘自称他俩是苏共中央的代表，要求刘逢川今后的一切活动必须遵照他二人的指令行事。1942年8月，刘逢川按照上述指令，趁着外甥孙振岳回山东探亲机会，托孙振岳将自己的妻儿及战友何汉清一同领来了大连。
为做到长期隐蔽，1942年9月，刘逢川介绍自己的叔辈侄女刘庆英和何汉清结了婚。
何汉清进入大连后，于1942年10月15日晚10时，在沙河口大正广场（现在的解放广场）南面空地里，经刘逢川当面介绍认识了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一等秘书卡利莫夫。
从1942年10月到1944年4月间，为了掩护工作，刘逢川与他人陆续开了几次商店做买卖。后由于种种原因都中途停止了营业。从1944年8月起，他去大连惠须町九十二番地（现在的黄河路六十九号），由山东原籍一个远侄刘庆泰开设的泰阳堂裱具店当店员。刘逢川不仅每天都去泰阳堂上班，他还得暗地里做他的秘密工作。何汉清1944年7月托人介绍，他进入大连船渠工厂，在制罐车间当上了勤杂工。
1944年6月1日晚9时，苏联领事彼德罗夫和一秘卡利莫夫在大连圣德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与刘逢川进行第八次接头。他们向刘逢川下达了开始搜集情报的指令。要求刘逢川尽快制定出一个今后开展搜集情报的详细工作计划，并且指出在这个计划中要把对甘井子石油工厂的情况调查作为重点对象。同时，彼德罗夫和卡利莫夫还向刘逢川指出：苏日开战的时机日趋接近，一旦苏联对日宣战，苏联领事馆人员即可能被日方拘留，到那时候要求刘逢川、何汉清必须独立进行情报工作。
据上述指令精神，刘逢川认真地制订出了一份工作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甘井子地区。调查目标是五大厂矿：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曹达株式会社、大连矿业株式会社、大连进和株式会社；
调查内容有八项：生产状况、生产数量、生产方法、原料来源，产品及销路、机械设备情况、职工数量，其他。
2.周水子、南关岭地区。调查目标是周水子、南关岭火车站。调查内容有四项：火车运送物资的情况，装载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兵员、兵器和其它军需物资的调拨情况、客车的运行情况。
3.码头地区。调查内容有：码头设施，码头与铁路之间的联运，船舶出入港情况。
4.为完成情报搜集任务，计划发展二至三名情报人员，组成一个情报组，逐步在上述地区建立起情报网。
计划制定出来之后，刘逢川和何汉清就积极地开始了情报搜集工作。
他们搜集情报的方法，主要用这样几种方法：一是，查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刊物。二是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例如，刘逢川自己去火车站、码头观察敌人运送兵员和物资情况。有时派其子刘庆杰去观察现场。
三是，利用职业掩护，搜集情报。刘逢川搜集到的有关大连船渠厂的设施、职工人数、修造船只能力、新船下水等情况，主要是通过何汉清在船渠厂干活，直接搜集来的。四是在重点目标内交朋友，通过朋友了解有关情况。
从1944年6月1日，彼德罗夫、卡利莫夫下达搜集情报指令以后，到1944年12月4日刘逢川、何汉清被捕为止，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二人作出了明显的成绩。他们搜集的情报主要有如下内容：1.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的石油生产储存情况；2.大连船渠工厂的从业人员情况，执勤队数量；3.大连船渠工厂的船舶建造能力；4.甘井子地区各工厂名称和经营情况；5.甘井子地区略图；6.寺儿沟地区内高射炮的架设位置；7.关东军实行非常物资回收情况；8.大连船渠工厂日本船员应征入伍进海军的情况；9.大连码头出入船只及货物装卸情况；10.大连船渠工厂新建船只的船名、吨位、下水情况；11.东亚纺织厂的职工数量及经营情况；12.从鞍山方面运来的钢铁和向鞍山方面运送废铁情况；13.驻扎在熊岳城附近的日本军队的宿营情况；14.大连市内物资不足和黑市现状。
1944年12月3日，在何汉清第九次发报之后，她们的发报机被日军的无线电测向机定位，遂被破获。日军共逮捕多人，经详细甄别后，除刘逢川、何汉清外，其余人被释放。
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天中午，一辆小汽车从大连岭前监狱将刘逢川、何汉清接走，送到旅顺刑务所绞刑室。
凶恶残暴的敌人在当天午后2时左右，终于将他们二人秘密杀害了。一个星期后，大连解放了。
何汉清曾经托人带出一份遗书，遗书上只写了个人简历，作为将来日本投降后，上级调查之用，直到此时何汉清的妻子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和情况。
两个人在监狱里都有诗留下，何汉清的是：“大丈夫，保疆土，岂容寇狂！豪英杰，涉南北，志在四方”；刘逢川的是“新旧年过在狱中，艰苦常羡烈士风。至死不屈英雄志，革命旗帜旋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