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大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任总领事有野学被列为一级战犯逮捕。国民政府接收房产，曾一度将领事官邸作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1946年3月2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部三人小组来济南视察执行小组工作时，在1号楼听取济南方面的汇报，山东国共双方王耀武、何思源和陈毅、黎玉等参加会议。会议召开时，一些青年学生和群众来到大门口请愿，国民党特工趁机煽动闹事，周恩来等三人走出楼来与群众见面，周恩来还站在迎门的花坛上向群众发表讲话，阐述共产党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和平的主张，得到在场群众的赞许。
解放后，这里成为山东省第一个接待单位——交际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四次来济南都是下榻在这里。1952年10月下旬，秋意正浓，交际处院里的银杏树泛着金黄。毛泽东乘坐一辆老式雪佛兰抵达1号楼，住在二楼西北角的128房间。他不喜欢软床，临时用两张单人硬板床拼成五尺宽的大床。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天。据时任省交际处处长兼山东分局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曲溪回忆，毛泽东每到一地总要了解这里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喜欢看当地的志书，临休息前，他叫警卫李银桥去借《历城县志》，李银桥找到了曲溪，但只从省图书馆借来了清代线装版的《济南府志》。
毛泽东饭菜简单，他只点了一道在家乡常吃的鳅鱼（泥鳅），接待人员特意到万字巷买回半桶活泥鳅，做好鳅鱼汤端上餐桌时他很开心。他不喝花茶，只喝绿茶，但当时没有准备，到鸿记茶栈也没有买到，幸亏省里一位领导家中有南方朋友捎来的龙井茶，这才解了燃眉之急。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济南，视察了历城北园水屯公社情况，发出“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这里的3号楼宴宾厅就餐，并接见了亚非拉妇女代表团及纺织行业劳动模范。
毛泽东爱好广泛，除游泳外，还喜欢跳舞、看京剧和地方小戏。他来济南后就在3号楼二楼的小礼堂组织了小型专场晚会，以交谊舞为主，中间穿插小节目，如吕剧清唱、梆子、歌曲，还有相声表演等。据当时济南相声演员吴苹回忆，她就曾两次为毛泽东说过相声。有一次，吴苹和当时济南铅笔厂的秦玉华说了段《十大吉祥》，每到“抖包袱”时，毛泽东都会发出很大的笑声，并鼓掌欢迎。
1974年这里改称济南饭店，专门接待外国人、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等“四种人”，来宾多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1978年，山东省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在这里成立，局秘书处、外联处和局长办公室都挤在那座原是副总领事邸宅的小楼里，大小总共六个房间，都是木门窗、木地板、木楼梯，有推拉门的壁橱。而中国国际旅行社济南分社及山东省中国旅行社则作为山东省旅游局的旅游一处和二处，在北面的平房办公。济南饭店则成为济南首家旅游涉外饭店。画家刘海粟曾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他有一个嗜好，就爱吃红烧鸡臀尖（鸡屁股），虽然现在有吃鸡屁股会致癌的说法，但早年却说“宁舍金山，不舍鸡尖”。采购员满市场里“淘”来新鲜原料给刘老做着吃。香港凤凰、长城电影公司来内地拍片也都住到这里，其中包括鲍方、朱虹等老影星。拍出来的新影片包括《画皮》、《泰山屠龙》等作为答谢接待方在小礼堂里供内部放映，我为此还在南郊宾馆和济南饭店之间“跑片子”（即传送电影拷贝）。80年代初，济南大兴交谊舞。毛泽东当年看过演出跳过舞的3号楼小礼堂便对外开放，成了商业化的舞厅，小电声乐队现场伴奏，灯光闪烁，成为当时济南最高档的交谊舞厅。舞厅外有间玻璃隔成的房子，是齐鲁书社最早的门市部，很多刚解禁的文史类新书在那里销售。樱花盛开时的春天，饭店还一度打开南门，卖门票，来此赏花拍照者很多。
并非八卦
“书寓”或称之为“乐户消纳区”的地方，是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行业所形成的特殊景象，也成为早已过去的时代给这座城市留下的疮疤。
位于经三纬七路的第一楼与济南饭店仅几步之遥。我只看到过残部，即纬七路路西临街的一段，是南方常见的两层骑楼。上面是一排长方形的窗子，一楼是柱式拱券连廊，窗户上透出微弱的灯光，说是土产公司的宿舍。
但连廊部分被人加盖成房屋而不再通透，一些脱落墙皮的地方裸露出红砖，一段经过拆除而露出的山墙上挂着蓝底白字的“第一楼”搪瓷街牌，单看这幢残破的建筑很难想象其高阔宽广的原始风貌。如果问问街上的老人这座楼房原来的用途，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原是家妓院，叫八卦楼。再往深里问，也许话题过于敏感，也许时间过于久远，很难得到更多的答案。
第一楼建于1914至1917年，投资商是王盛三、季海泉等人。楼房平面呈“凹”型，东南西三面临街，形成三合围楼，一楼临街连廊宽阔，楼后面修建了各自独立的24个小院，楼房平房的房间近340间。小院自南向北分三排，形成两条东西贯通的街道，分别是德兴大街和进隆大街，后改为第一楼前街和后街。因该楼房占地面积大，体量宽阔，被称为第一楼。
民国初年，妓女属于半公开化，居所也无指定地点，大多集中于老城菜园子街、泮壁街、鹊华桥一带，人们称之为“篮子头”，即指那些黄昏时分，手提洗衣篮子，假借到护城河洗衣之名，借机揽客的暗娼。商埠开办后，警厅对暗娼加以取缔，要求从事此业者必须挂灯笼以为标志，领取营业执照，并分成堂、班、户、寓等四个等级。而这些持有执照者多集中在珍珠泉大院周边的东西更道、院后街和大明湖畔的二郎庙街一带。
第一楼建成后，这一带遂成为全市书寓（娼妓）业的中心，谓之“乐户（娼户）消纳区”。1929年12月31日，济南社会局公布了乐户暂行规则，把全市妓院都集中到经三纬七路至纬八路。第一楼的投资商季海泉的住宅就位于靠近纬八路的大生里，与恒善里、济源里并列形成贯通经三路与经四路之间的胡同，逐渐成为头等妓院的集中地。其中大生里的“红楼”、济源里的“凤楼”、“月楼”、“安乐”、“红珠”，恒善里的“爱玲”、“三荣”，共和里的“宝玉”、“紫云”，魏家庄树德里的“三翠”、“双凤”、“艳楼”等都是高级书寓，多为扬州帮所开。
1922年10月，胡适来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会议。13日傍晚，胡适理发后决定“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
他去的正是济源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得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十时半回寓，早睡。”解放后，济源里、恒善里并入大生里，已在新版地图上消失。如今，饱经沧桑的大生里在经三路与经四路众多楼宇的包围之中很不起眼，南北长两百多米的主街两侧是一排排红砖的平房，每排平房形成独立院落，最南端是带有观景平台的红砖两层楼房。中段路西有个高大的青砖小瓦门楼，独门独院，在一片红房子中很是显眼，但不知当年季海泉住在哪里。北段与经三路平行的东西支巷有几栋相连的两层的石头别墅，建筑考究，用途不详。
大生里的正北对着第一楼，这里是所谓二等妓院聚集的地方，都在二楼和平房院落。较为出名的是“桐凤”、“悦宾”、“金顺”等22家。而一楼连廊内的店铺集中了烟馆、赌场、澡塘、饭庄及各类杂货，生意兴隆，繁盛一时。无论妓女数量还是建筑规模，第一楼都属老大。正所谓“人肉市场地，王孙爱此游”（1936年9月26日《山东日报》）。张宗昌督鲁期间经常光顾第一楼，他甚至在这里买了一个名叫娟娟的十五岁女孩为“下堂妾”。张宗昌被刺后，她又到济源里开设了妓院，既当老板，又做妓女。韩复榘曾通令禁止纳妾蓄婢、纳妓为妾，但他自己却一妻二妾，并纳妓为妾。他在一次招妓宴客时认识了济源二里“红菊花”李玉卿，便一见倾心，终纳为妾。这还没完，他在第一楼曾看上一位名叫文姬的妓女，并每每将其叫到位于原美国驻济南领事馆的接待处陪酒，还有意将她再纳为妾，但没成想文姬另有心仪之人，瞒着韩从良嫁人。韩知道后恼羞成怒，逼着文姬随丈夫回了安徽老家。
娼妓业亦有行业组织，名为书寓业公会，成员由各妓院老板组成。主要是代妓院应付一切对外事宜，代催捐税，每月从各妓院收取一定费用为其日常开支，乐户妓女每月都要照章纳税，逾期不交，按漏税罚处。会址设在第一楼前街23号。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妓院采取了法律上不承认，并结合治安管理进行挤、查、干扰，随之宣布了妓女禁止事项12条。1950年3月，第一楼及周边街巷的7家妓院、238名妓女全部歇业。书寓业公会会长张万福被人民政府镇压。第一楼逐渐成为民宅，1970年将西面和南面的旧楼拆除，建起四幢住宅、商业混合楼房，楼后留下了一条东西贯通的街巷和两条通往经三路的胡同，仍名第一楼。1997年，我所看到过的东面老楼拆除，第一楼从此全部消失。
可八卦楼在《槐荫区志》里并非第一楼，而另有所指，即与第一楼一路之隔的经二纬八路东北面的大楼。此楼系1920年张怀芝投资兴办的房产，由主楼和楼前两侧平房及沿街门市组成。主楼中间两层，两侧三层，楼顶四周均有老虎窗，两侧三楼顶部各装饰一个八角形瓦垄铁制阁楼，人称八卦楼。1941年以前，此楼由张家一直使用。1941年租给日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局，开办满铁医院。抗战胜利后改为铁路医院。解放后由济南实业公司购买产权。后为市一轻局使用。1981年拆除，新建六层商用门市和宿舍楼。
不需再纠结到底哪是八卦楼了，但那段历史上的特殊行业所形成的特殊地标不是传说，并非八卦。
永远的痛
济南人永远都不该忘记1928年5月3日。这一天，在那幢小洋楼和它所在的这座城市里发生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杀戮！
在中山公园南门西侧，即经四路靠近小纬六路的地方，有两座并行高耸的塔楼，这便是基督教自立会礼拜堂。1913年，基督教牧师刘寿山等人在青岛创办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倡导中国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不受外国教会支配。后来自立会迁至济南，并于1924年在此购地建立礼拜堂，1926年落成，建筑面积一千三百余平方米，是济南商埠地区最大的宗教建筑。整个工程未受外国资助，由李洪根牧师设计，桓台籍建筑商杨长利、杨长贞负责施工建造，是完全由中国人投资、设计、建造的基督教建筑，开中国自建大型教堂之先河。
教堂对面有座别墅式的洋楼，地上两层，局部三层，楼顶为红瓦坡屋面，阁楼上开有弧形老虎窗。在洋楼林立的商埠，尤其在对面高耸的基督教堂的比对下，这幢小楼虽不显眼却也玲珑精巧。可1928年5月3日，在这座一度成为国民政府战地委员会驻山东外交公署的小楼里，却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惨绝人寰的杀戮。
1928年4月底，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逼近济南，奉系张宗昌、孙传芳部全线动摇。日本田中内阁借口保护山东日侨，出兵干涉，由本土调集军队分别从天津、青岛登陆，沿津浦和胶济铁路逼侵济南，随即在商埠一带自行部署所谓警戒线，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将经一路、纬三路之间划为东警备区，将经二路、经六路和纬六路、纬十路之间划为西警备区，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路障，构筑掩体，不许中国军民进入，士兵进入临战状态。与此同时，北伐军也迅速从东南西三面开进济南郊区。济南日军警备司令斋藤公然宣称，南北两军（分别指北伐军和张宗昌部）任何一方闯入警戒线一律解除武装。4月30日午夜，张宗昌仓皇北逃，并炸毁泺口黄河铁路大桥。进入济南的北伐军，除派一小部继续追击张宗昌残部，其余大部兵力分散在郊区、城内、铁路沿线一带。为避免日军挑衅，进入商埠的北伐军也与日军阵地保持距离。5月1日晚，蒋介石从泰安抵达济南，在旧督办公署（珍珠泉大院）设立北伐军济南总部。同时，日军开始蓄意挑衅，刺杀济南平民宋占光和李海清，并无理枪杀北伐军官兵十多人。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副主任的何思源在1965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28年5月2日晚上，何思源与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该会外交处主任兼外交部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及外交部长黄郛同车抵达济南，除黄郛等人去津浦铁路宾馆居住外，其余人都住在了经四小纬六路的一所小学内。3日清晨，何思源等人去见蒋介石，其他人分头出去行动并找寻其他住所，蔡公时等到交涉公署办公。
蔡公时（1881-1928），号痴公，江西九江人，十八岁时就与好友成立进步团体“慎所染斋”，明为私塾，讲授儒学，暗中却传播孙中山革命思想。
这一组织后被清廷取缔，他被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江西省交通司长等职，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18年，他与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的郭景鸾在厦门结婚。
蔡公时先是召集署内职员开会，然后开始办公。
这时，几个北伐军的士兵路过公署大门口要到对面基督教堂后的教会医院看病，与巡逻的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开枪造成北伐军士兵一死一伤，其余人都躲进教会医院。日本军人不时向医院开枪，还试图闯进交涉署到楼上寻找射击制高点，被署内人员拒绝。此楼开始被日本兵监视，电话被切断，出去买菜的人也被日本兵拦回，小楼里的人与外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岛”。傍晚六点，北伐军下令撤出商埠，但交涉署由于通讯联系中断没有接到通知，楼内十八人饿着肚子坚持办公到晚上九点后才休息。
可没过多久，门外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惊醒了刚刚入睡的人们，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破门而入，硬说交涉署门口有两个被杀的日本士兵是署内人所为，要求交出凶手，并要强行搜查。精通日语的蔡公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明署内都是外交官，当然没有所谓凶手。日本人非但不听解释，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并将所有人捆绑起来肆意毒打，用刺刀在他们头部乱砍乱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蔡公时愤怒高喊，并大声呵斥，气急败坏的日本兵残忍地割下其耳、鼻、舌，并挖去其眼睛。最后日本人将十八人分批拖到楼外，除勤务兵张汉儒剪断绳索侥幸逃脱外，其余十七人均惨遭杀害。
5月5日，得寸进尺的日军不顾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又增兵扩大了对济南的侵略，并以飞机、大炮对中国军民狂轰滥炸。8日，日军占领了张庄、辛庄的北伐军兵营以及火车站、电报局等重要部门，并向圩子城和内城进攻，东西南北城墙均遭到日军大炮的疯狂袭击。西门内外的顺城街、西城根街的房屋被日本人浇上煤油焚烧，街上无数无辜的居民被打死打伤。西门外的东流水街、估衣市街、普利门、郝家巷及北门菜市庄等地都被日本人涂炭。9日，日军利用济南城西北角没有圩子城的弱点开始进攻。次日凌晨4时，内城西北角被日军攻占约300米。而西、南、东门城楼均被日军炮火摧毁。5时，济南代理卫戍司令苏宗辙亲临现场，指挥仅有的两个团合力反击，数次打退日军。10日晚，蒋介石下令守军撤离。11日凌晨，北伐军残部全都撤离内城，日军登上了济南的城墙，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占领。据统计，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中，有6123名中国人被杀害，1701人受伤。
1929年5月12日，“五三惨案”发生一年零九天后，日军全部撤出济南。临时安置在泰安的省政府又回到济南。西门外被日军烧毁的顺城街改为五三街，中山公园改称五三公园，并立有蒋介石亲笔题字的“五三纪念碑”。曾经作为交涉公署的这座洋楼属曾任济南商会会长的张叔衡的私产，惨案发生后曾一度作为棉花栈行，1932年成为私立建国中学，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兼省政府委员张苇村任董事长兼校长。
同年，校园东北隅临小纬六路处建起一座西洋式的“五三纪念亭”。因校园围墙是通透低矮的铁栅栏，这座高大的圆形石亭从马路上就能看得见。亭子檐口上刻“五月三日”字样，临街一侧的石柱上镌刻着“英烈仰当年夏五，梦魂归夜月更三”的对联，为时任山东最高法院院长吴贞缵题写。时任山东省参议会会长张钺、省政府秘书长张绍棠、省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等分别题写了亭身上另外三副对联。1937年12月，为保护亭子不被日军毁坏，有人便将其拆散运到马路斜对过的中山公园西南角堆放起来。据济南园林史学专家徐家茂介绍，上世纪60年代初，这些亭子的石头构件被运到大明湖东门的园林基建队院里作为建筑备用材料。80年代中期筹建植物园（今泉城公园）时，这些构件又被运到那里与其他石材混到了一起准备建园时使用，有几块石柱还被运到了千佛山。徐家茂等人发现这一情况后便向园林局、党史馆筹备处等有关部门反映，这些建筑构件最终得以保护。1998年，在划进趵突泉公园的五三街旧址上复建了“五三亭”，这些石头构件又重新组合在一起，成为那段惨痛历史的见证。只是亭内原有的一块刻有“浩气长存”的石碑没有找到。
1935年1月2日晚，张苇村在进德会参加元旦提灯游行活动时被人暗杀，后建国中学遂改名苇村中学，张苇村夫人刘锦文成为董事长兼校长。当时苇村中学小礼堂里还并排悬挂着韩复榘和张苇村的画像。苇村中学斜对面原教会小学也改称苇村小学。
1928年10月，以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以山东惨祸筹赈会的名义募捐并委托曾铸造过孙中山铜像的一家德国工厂铸造了蔡公时全身铜像，铜像高2.18米，总重250公斤。铜像完成后，原计划先运到新加坡，再转运到中国。但因我国局势不稳，只好落户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南益树胶厂。日军侵占新加坡时，为保护铜像便将其深埋地下。1945年，新加坡光复，蔡公时铜像终于重见天日。1965年，陈嘉庚的侄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原会长陈共存将铜像送至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寄放。2002年9月16日，新加坡媒体首次披露了蔡公时铜像的由来，济南市人民政府得知后，有意把铜像运回济南。2006年4月，蔡公时铜像终于回到祖国。2006年5月3日，“五三惨案”七十八周年纪念日，济南市举行了蔡公时铜像安放和“五三惨案”纪念堂奠基仪式。2006年10月底，“五三惨案”纪念堂主体工程完工。
由于日本人的持续占领，蔡公时等人的忠骨一直不知下落，传说是被日本人焚尸灭迹了。1930年6月底，蔡公时夫人郭景鸾和当时侥幸逃生的张汉儒来到济南，在已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陪同下，寻找烈士遗骨，他们雇人在交涉署院中挖掘，只找到一堆被火烧得无法辨认的尸骨、破衣帽以及山东军用地图等，并将这些遗骨用皮箱收敛，外面用木板加固后交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保存在地下室。“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撤退时，外交部将皮箱丢弃于地下室。从此再无踪影。
蔡公时和郭景鸾生有一女，他殉难时女儿才不满一岁。女儿出生后就患脾疾，肚子肿胀很大，郭景鸾来济南时，顺便把女儿抱来让蔡公时生前好友、精通中医的查尔炽给女儿看病。查尔炽见其病情严重需要长期诊治，身边又无子女，便提出收养的请求。郭景鸾考虑再三，同意让查尔炽抚养。这个女孩取名查学敏。
养父母对查学敏的身世守口如瓶，直到他们相继去世。学习过护理专业的查学敏辗转到了北京华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后来积极上进的她成了华大校长吴玉璋身边的专职保健员。1970年，她随丈夫先是调到东营，后又调到济南在山东大学校医院工作，直到1987年离休。1992年4月，已八十多岁的堂哥查禄百把她叫到北京，将她的身世和盘托出，已经六十五岁的她才知道自己竟是“外交史上第一人”的后代。后来她还了解到自己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蔡今任，比她大五岁，惨案发生后，母亲带着哥哥去了重庆，被宋美龄安排到遗族学校读书，后去了台湾。后来她与哥哥取得联系，并参照哥哥的名字给自己取了新的名字叫蔡今明。
解放后，蔡公时殉难的这幢楼房长期作为山东省地震局的职工宿舍楼。2012年5月3日，这里建成蔡公时纪念馆暨济南开埠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
1999年8月19日，济南市政府颁布150号令，从2000年起，每年的5月3日上午10时至10时30分，都要拉响防空警报，以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万花筒·杂碎汤
这个大卖场曾经提供的吃、喝、玩、乐、购，早已超出了纯粹的商业范畴，而成为人们窥探这座城市人间万象的视窗。
我对大观园印象最深的就是大观电影院对面二楼上卖的油茶，配有青红丝和核桃仁等小料，吃起来香甜、解馋。那时喝油茶的人很多，服务员都穿着肥大的白褂子，胸前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小红字。她们将一个个大粗白瓷碗排到大案子上，里面事先放好料和瓷勺，谁要就用暖瓶向里冲热水。近年来有人用龙嘴大铜壶替代暖瓶，改名叫茶汤了。那时感觉大观园商品挺多，要什么有什么，逛一圈下来很累。
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一些军政要员和投机商人与洋人一起趁天下大乱之际“跑马圈地”，疯狂敛财，济南很多综合型大卖场也各归其主。劝业场先归张宗昌，后属韩复榘；张怀芝建新市场，张宗昌建东安市场；德国人建万字巷，日本人建西市场；大观园则是靳云鹏、靳云鹗兄弟的“领地”。
靳云鹏，字翼青，幼时读私塾，二十多岁时入清军炮兵，隶属段祺瑞部下，渐为段祺瑞所器重，几次破格提升。1913年8月，靳云鹏为山东都督。当时他看准了济南商埠的发展前景，廉价购得大观园及周围的一百多亩荒地，准备开发利用，俟机发财。后因仕途坎坷，未能如愿。1928年，随着北洋军阀的彻底覆灭，靳云鹏从此卸甲为民，跑到天津的租界做了寓公。直到1930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靳云鹏和他辞去南京政府要职来济南的弟弟靳云鹗便共同策划开发这块荒废已久的土地，并由靳云鹗具体实施。先在经四路北建了住宅，又沿街修建了许多门头店铺，并为即将开发的地方取名“大观园”。由于军人出身的靳氏兄弟缺乏经验，开发并不顺利。这时，张仪亭便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张氏在经一纬四路当过“同兴义”粮店经理，能言善辩，他说服了靳氏兄弟，并以长丰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靳家签订了承租合同，办得了四十五亩土地二十年的开发经营权。
1931年9月26日，大观园部分建成开业，其中有第一、第二和第三剧场，共和厅书场，中心花园和马戏团表演场。由于修建仓促，资金不足，生意很不景气。直到1938年，大观园才成了拥有两百多个家业户，四百多个地摊，经营内容涉及杂货、绸布、鞋帽、文具、食品、钟表、照相、理发、饭馆等二十多个行当的综合性大卖场。光娱乐场所就达二十余处，除原有的三个剧场，还有新舞台、民生戏园、中国实验剧场、连升舞台、永乐剧场等稍晚些时候建起来的新剧场。电影院有大观、国泰两家。大观电影院由济南贸易公司投资兴建，是济南第一家有声电影院，放映机是用一架无声手摇放映机在上海改装的。1932年10月25日，《济南晚报》刊登大观电影院放映《狼狈为奸》的消息，并说此片为“环球公司最新伟大出品有声对白”。
此外，还有济南最早的台球厅——丽华台球厅，有二十四楼歌舞厅以及烟馆、咖啡馆、酒吧间、清茶馆、算卦馆、妓馆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真如万花筒一般，又像杂碎汤一样，廉价而丰富。
最令“老济南”记忆犹新的还是大观园内如宋代的“瓦市”、“勾栏”之类的曲艺行当。大观园的顾客全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第一剧场（即后来的大众剧场）当时属一流剧场，有旋转的舞台，可调换的布景。可上演文戏、武戏和神功戏，可同时容纳1070人观看。但上演京戏多为地方名角，像孟丽君、孟丽容、陆少楼、韩少山、耿永奎等。京城名角如梅兰芳、金少山等来济南演出从不到大观园。
共和茶社和晨光茶社是园内有名的两家书茶馆。前者在当时属高消费的场子，以鼓姬叫绝，唱大鼓书。以当时著名的“鼓后”鹿巧玲领衔，“四李”（李香云、李艳楼、李艳秋、芝罘李）主打，“许（金玉）、朱（学贞）”
助阵。客人在此可以点曲，加上茶钱每位要收半块现大洋，一般人消费不起。
与“狗不理”包子铺相邻的晨光茶社则以相声大会出名。相声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做：“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儿。”济南作为当时华北著名的曲艺码头，很多京津艺人都到济南的场子走穴。1941年，天津相声艺人李寿增、孙少林师徒二人应新市场对过的书场青莲阁老板马玉林之邀，到这里演出，但他们看好了济南这个曲艺码头和大观园的商机，决定在此安营扎寨。1943年8月，由孙少林及其妹妹出资租下了原先表演皮影戏的这块场地，经过粉刷房屋，置办桌凳，当年9月2日晨光茶社就开了张。年仅十八岁的孙少林聘请经验丰富的师傅李寿增任经理，负责前台事务，他自己负责后台。茶社的名字也是李寿增起的，用“晨光”对应“启明”，意在瞄准北京著名的相声园子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来此献艺的有马三立、刘宝瑞、吉平三、罗荣寿、袁佩楼、郭全宝、刘广文、王树田、刘贵田、孙兴海、高桂清、高德光、白全福、李洁尘、王长友、赵世忠等人。他们都带来自己拿手的绝活和段子，在这里明着暗着较劲。马三立来到晨光茶社，就爱吃济南的芝麻锅饼和五香花生米，这样既省钱，又撑时候，省下钱来带回家。而李伯祥是晨光茶社培养出来的草根艺人。他在“晨光”初登台时刚刚六岁，个子又矮，只好踩在板凳上表演，人称“小神童”。
由于这里汇集京津济三地相声精英，阵容强大，雅俗共赏，推陈出新，因此同时容纳三四百人的场子几乎天天爆满，观众常常在门外排几十米的长队，遇到雨雪，观众打着伞也坚持等候。茶社从上午10点开场，一直演到午夜12点才散场，每场十五六个演员轮番上阵，轮流演出、轮流休息，歇人不歇场，行话叫“推磨”。当时园子有前后两个门，观众满了就得想办法让里面的人往外走一走。只好请一个演员说一段不可乐的相声，把观众气跑，或到外面抽烟去。这样就可以再放另一部分观众进来，照顾一下门口排号的，圈内话叫“提闸放水”。开业之初茶社还卖茶送水，后来由于观众太挤，茶房无法进场子添水，因此取消了茶水供应。但茶社的名字保留下来。孙少林也从此在济南扎下根，娶了当时名气比他还大的梅花大鼓艺人、后来改说相声的刘艳霞为妻，有了七个儿女。1961年，晨光茶社开始公私合营，直到1966年歇业，历时二十三年。孙少林则进了济南市曲艺团。1981年，孙少林走完自己的艺术人生之路。2006年，大观园商场在其中央地带盖起仿古建筑，时隔四十年重新挂上了晨光茶社的招牌。孙少林的儿子孙小林携一帮弟子，在这里重新搞起相声大会，不卖门票，免费观看。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那些“撂地”的艺人们。有三位很是神奇，一是耍飞叉的“一撮毛”刘仲山，二是盘杠子的“老杠子王”王少臣，三是玩全活儿的“大力丸”佟顺禄。佟顺禄是北京人，既会摔跤，又会蹬重，还会耍大刀，兼卖大力丸。那口一百二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刀把就有碗口粗，十几岁的孩子抬一头都不行，他却常常用单臂挥舞，或将刀放在后背上旋转，玩花样。蹬重是他的拿手绝活。他躺在地上，两脚朝上蹬着一对百十公斤重的大车轮，车轮轴上还有六七个壮汉做着各种动作，他仍气定神闲，沉稳矫健。1934年，他获得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摔跤冠军，次年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中量级摔跤中荣获第三名。至于算卦相面的所谓“金门”，则有“李半仙”、“小诸葛”和“铁算盘”，仅看这绰号就知道这几人个当年没少蒙人。
大观园最吸引人的还有那些风味小吃，有什么米粉、糁、油饼、糕点、煎包、熬鱼、烧卖、羊汤、大素包、拉面、涮锅等等。有些规模的要属清真马家馆、“狗不理”包子铺和赵家干饭铺。这里的“狗不理”，并非正宗的天津老字号，当地人以天津“狗不理”包子的选料、配料和制作方式如法炮制，创出了天丰园“狗不理”灌汤包的品牌，吸引了不少客人，至今在大观园东门还延续着自己的历史。
大观园集购物、娱乐和餐饮为一体，吸引了市内许多的平民百姓，外地人来济也总要到大观园逛一逛。1937年7月20日，《申报》有篇名为《济南——平民娱乐场大观园暮晚的动态》的文章：“大观园遂成了一般平民和少数有钱阶级的消夏场所。每至暮晚，有千百的男男女女来此闲逛，大观园立即活跃起来。直到深夜十二时许，才渐渐沉寂了。”《济南大观》将萃卖场、新市场和西市场列在“集市商场”篇里，而将大观园与广智院、中山公园和千佛山一同放在“游览场所”篇中，不难看出，大观园在当时已经超出了一般市场的功能，成为展示济南市井风情的舞台。
解放后，妓院、大烟馆和算命馆都被取缔了，摔跤的、唱戏的、说书的、杂耍等艺人也都加入了各自的文体组织。一些老号也参加了公私合营，部分小老板和昔日的雇员成了国营商业职工。1951年4月1日，在大观园做了十七年霸王的张仪亭被政府处决。同年，做了多年寓公的靳云鹏也病死在天津家中。1953年，昔日生意鼎盛、鱼龙混杂的二十四楼歌舞厅在“打老虎”时被除掉了。旧时的大观园也就此画上句号。大观园是济南最早被分段改建的综合型商场，解放前的景象基本看不到了。
游乐与教化
私人化的游乐与集体化的娱乐，旧体制与新生活，都叠加在这个不同年份的同一区域，最终成为消失了的历史档案。
1925年5月在经七纬五路建成的游艺园，是济南最早的纯粹性游乐园。创办人中的季海泉和王盛三，与第一楼的两个投资人重名，是否是同两个人无法断言。季海泉是上海人，在济南开办过骨粉厂。回家乡时他看到上海大世界的生意很火爆，回到济南后他便联络在济南经商的周村人王盛三、安徽亳州人苏古农等人，采取租地方式，参照上海大世界之格局，筹办游艺园。季海泉亲自设计绘图并自任经理，山东督军张宗昌参加了开园剪彩仪式。
占地四十多亩的游艺园环境清幽，布局紧凑。一湾人工湖水贯穿南北，湖岸杨柳依依。围绕简洁的园林布局，设有大戏院、小戏院、露天电影场、文明戏院和书词社（杂艺场）。小型戏院专演魔术、曲艺、杂技、歌舞等节目。
还设有地球（保龄球）房、台球室、气枪射击场、脚踏车赛车场、篮球场、网球场、滑冰坊等体育设施。这里还开辟了动物园，养着东北虎、金钱豹、大袋鼠、狮子、猩猩、四不像、鳄鱼、狐狸、大蟒、洋鸡、孔雀及各种鸟类，据说这些鸟儿购自曾任过民国大总统的曹锟的官邸花园。园内还有中西饭馆、茶社、照相馆等。
游客来此游玩时，实行“一票通”。游人购票进入后，除饭店、茶社和京剧大戏院内的包厢另付钱外，持这张通票，既可看电影、话剧、曲艺、地方小戏，又可逛动物园，去京剧大戏院的边座、散座看戏。为招徕游客，每逢春节或元宵之夜，园内还会燃放焰火，组织诗社、猜灯谜活动，并不时更新剧目。如剧场曾邀请罗马尼亚的一个歌舞团来此演出，动物园邀来印度人表演驯虎。1928年“五三惨案”后，季海泉为避祸乱，回了上海，其他股东也兽奔鸟散。而游艺园则由《济南晚报》社长郭伯洲等人暂为管理，以维持局面。
1932年春，到山东任职一年半的韩复榘赴南京述职，蒋介石、宋美龄介绍他参观并参加了由黄仁霖主持的“寓教于乐”的励志社。韩复榘指令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张绍棠参照励志社的形式，以“砥砺德行，促进文化，戒除一切恶习，养成健全人格”的宗旨，策划筹建进德会，并拟定了《山东省进德会组织章程》，由张绍棠与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三人负责筹建事务。1932年8月进德会成立，会址起初定在皇亭体育场，后买下游艺园迁入，随之更名。进德会规定，凡属省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无论文官还是武官，只要官职为校官以上者，都可成为当然会员。其他人员入会，需经两名当然会员介绍，成为普通会员。会员凭证出入进德会，无需买票。同时还吸收了青岛市长沈鸿烈，胶济铁路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和何思源的夫人、法国人何宜文等三人为特别会员。沈鸿烈还向进德会赠送了供展示老虎用的“虎塔”。进德会具有官办俱乐部的很多职能，但还承担着教育与培训的责任。省政府确定每周一为“朝会”，在进德会礼堂举行，还聘请国内知名人士如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亢虎、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哲学家和教育家梁漱溟、天主教红衣主教于斌以及靳云鹏、陶希圣、沙月坡、陈立夫等来此讲演国学经典、乡村建设及西洋教义等。1934年，蒋介石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韩复榘积极响应，便将进德会作为“新运”活动的重要场所，有关的集会、演讲都在这里举行。因进德会政治色彩日渐浓厚，来此游乐的普通市民人数已不及从前的游艺园。进德会开办了《进德月刊》杂志，刊载诗歌、论文、剧本、漫画和大事记，以及各地名胜、古迹、古物、特产，乃至婚葬习俗等，一度被人们争相阅读。进德会还举办各科业余研究班，讲授国学、英语、日语、数学等科目，另设有进德小学（今经八路小学校址）。
进德会成立了国剧研究社，扩建了游艺园原有的京剧大戏院，内设有楼座、池座、月台和包厢。曾邀请京剧名角杨小楼、高庆奎、梅兰芳、程砚秋、李万春、马连良、谭富英、金少山在此演出。1936年10月，梅兰芳、萧长华、杨宝森、杨盛春在这里演出了《宇宙风》、《西施》和《定军山》。进德会成立的鲁声话剧社，曾演出自己编创的《阿Q正传》、《放下你的鞭子》、《民族魂》等进步剧目。这里的杂艺场十分活跃，除放露天电影外，还有曲艺、杂剧、魔术等演出。魔术家张敬扶，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张筱宣，五音戏名家邓洪山（鲜樱桃），山东大鼓名角鹿巧玲，河南坠子名伶乔清秀，评词家王少堂，滑稽大鼓山药蛋，单弦拉戏盲人王殿玉，中国飞车表演团等都在这里表演过。这里还新建了小高尔夫球场和百姓俗称“水晶宫”的室内游泳池。泳池中备有高台跳水设施，并只对官绅及进德会会员开放。普通百姓可以光顾大、小戏院和动物园、说书场、马戏场、地球场等。每逢年节假日，官方举办同乐演出、花灯会及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百姓可免费游园。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主张“焦土抗战”的韩复榘派人放火烧毁了进德会。日本人将这里改建为“昭和园”公园，1940年又将其改为兵工厂，称昭和园工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将其改为机械厂。济南解放后，此处改建为济南第一机床厂，遗留下来的老建筑仅有两层圆顶的柱廊式的凉亭名“黄河赈灾亭”，样式很像个大鸟笼子，亭内有韩复榘亲笔题写的“永澹沉灾”石刻。亭子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拆除，进德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消失的钟声
老火车站曾是远东最为经典的德式建筑，曾与趵突泉一道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它当年的拆除与计划中的重建都牵动着人们的心弦。
济南老火车站拆除后不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故事片《大浪淘沙》中的男一号于洋出差到济南，火车开进济南站，同行的人请他准备下车，他向车窗外看了看说：“慌什么，还没到济南呢，那车站很漂亮，有一个德国人建的钟楼。”他主演的那部片子中有很多故事发生在济南，外景自然也少不了大明湖、千佛山、正谊中学、第一楼和老济南站。当同行的人告诉他这就济南站，老车站已拆掉时，他惊讶不已，坐在车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是在一个朋友处听到的，是真是假不好考证了。但济南老火车站独特的建筑风格，不仅在老济南市民中刻骨铭心，也给到过济南的外地人乃至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早在百年前，济南人便感受到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殖民文化的冲击。1898年，德国强迫清廷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1904年，德国人将胶济铁路自东向西铺到济南，原胶济铁路济南总站就是今天位于经一纬三路的铁路分局办公楼。不久，由英、德两国出借款项建造的津浦铁路也修到济南，因两条铁路的统辖权不同，津浦铁路济南总站独立设置在今济南站的位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趁德国无暇顾及远东，便占领了胶济铁路。1919年，巴黎和会擅自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了胶济铁路主权。1937年底，侵华日军占领济南，并于第二年将胶济铁路站并入津浦铁路济南站，这里遂成为两大铁路干线统一使用的大型车站。
济南站始建于1908年，1912年12月落成。设计师赫尔曼·菲舍尔（Harmann Fischer）是德国著名建筑师。他与济南的渊源还不仅是火车站。他在济南工作多年并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在这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于青岛完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在济南，他们先是住在老城的一个四合院里，后来在车站附近他亲自设计建造了自家的别墅。他们在齐鲁大学的网球场打球，在大布政司街的温太芳照相馆合影，在冬日的大明湖上滑冰。作为青年风格派建筑师，他设计济南站时，吸取了日耳曼民族优秀建筑的传统特色，并参照芬兰设计师伊力尔·萨里宁所设计的赫尔辛基火车站，以寻求新的突破。整座建筑由东西两楼和钟楼组成。西楼为候车、售票、办公之用。东楼为辅助用房，原为邮政局，后改为货运用房。墙体为砖石结构，楼板、楼盖则为木结构。整座建筑呈不对称布局，立面组合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富于变化，其云状曲线形的阁楼山墙上开有老虎窗。宽大的石阶之上是候车大厅（后为售票厅），圆形拱顶高达十多米，南北墙上均开有高阔拱形玻璃窗，与尖形山墙和谐统一。拔地而起的钟楼嵌在东西两楼之间，地下一层，地上八层，高达32.1米，绿瓦穹顶。塔楼顶部东西南北四面设有大钟，那悠扬的钟声在夜深人静时传得很远。
这座造型别致的火车站刚一建成便受到了海内外媒体、建筑学界和普通百姓的广泛赞誉，成为远东地区最为著名的火车站。1913年6月15日，上海出版的《德文新报》报道了济南商埠的建设情况：“几年之后……这里几乎完全德国化了：德华银行、德国领事馆、德国医院和一系列各国公司的建筑雄伟庄严。津浦铁路公司的车站办公楼和住宅楼也是德国风格的建筑，将与之为伍的是山东铁路公司雄伟的新候车大楼，或许还有一家德国餐馆。”二战后德国人编制的旅行手册上就建议，到远东最值得看的第一站就是济南火车站。它还成为当时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教科书上的范例。200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民国社会风情录》，其《建筑卷》的封面便是老济南站。包括于洋在内的许多外地人正是先认识了老火车站，才认识了济南，记住了老火车站，才记住了济南。
1958年，老火车站进行了部分改造，为增加容量，在西面建起了两层候车室和三座站台天桥。1972年，为欢迎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济南，新建了从站台直通站前广场的出口，当时称迎宾门。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我还有幸参加了8月10日车站广场上的欢迎队伍，还首次佩带上了大红绸子做的红领巾（当时一般用红布做），数十辆三轮摩托警车在车队两边开道。我们远远地望着他乘坐着敞篷红旗轿车缓缓驶过。后来才知道，当时在站台上给西哈努克献花的小姑娘正是后来成为明星，但却不幸于2002年10月英年早逝的李媛媛。
1989年，对济南老火车站是保留老站进行改造，还是彻底推倒另起炉灶，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92年3月方案最终敲定。当年7月1日上午8点5分，老站钟楼上精准的机械钟永远地停止了转动，伴随着济南人走过八十个春秋的老车站也就此作古。
老站拆除之前，众多的市民蜂拥而至，为的是再看一眼这座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老站。很多人用相机给老站拍照，与老站合影，记录下老站伟岸的身姿。
1995年6月8日，在老站原址上建成的新站投入使用。但新启用的站台票上依然印着原来老站的照片。幸好，原胶济铁路济南总站的房子还完好地立在那里，这也算是对过去的一种参照吧。
重建老站的呼声一直不断。2012年，老站落成整整一百年，有关老站重建的声音再次响起，相关方案也呼之欲出。12月上旬，当年车站设计师赫尔曼·菲舍尔的孙女西维亚夫妇不远万里闻讯来到济南，她还特意从德国慕尼黑档案馆找来了当年老车站的珍贵影像，及祖父母在济南生活时的照片共百余张。山东建筑大学、济南市档案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联合主办了“菲舍尔与济南火车站图片展”。在有关方面安排下，我随同西维亚一起到计划重建老火车站的官扎营片区，即未来的济南站北广场实地探访，她还特意装了一捧来自老火车站旧址的泥土以做纪念。我向她赠送了《济南乎》以及由我撰文的《济南·青岛经典历史建筑游》这两本书，当在后者中看到祖父母举行婚礼的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时，她激动不已。
大桥下面
这座天桥曾是全省首座铁路公路立交桥。而桥的西面则曾经是济南百姓赖以生存的“米粮仓”和“面袋子”。
当年胶济铁路铺到了商埠，津浦铁路也即将开通，这些横躺在高高路基上的铁家伙无疑成了成丰桥至经一路之间的拦路虎，于是有了横跨铁路的天桥。桥始建于1908年，1911年又增修引桥，为省内首座铁路与公路交叉立交桥。老天桥原为三拱，南北斜坡引桥由泥土堆积填充条石铺成，引桥东西侧立面为剁斧石垒砌，横跨铁路的桥顶为钢架桥梁，桥顶偏北有一段向西延伸的侧桥直抵官扎营前街，人们叫它“天桥尾巴”。桥下有两个石砌拱顶涵洞打通东西路道，最初的天桥与今天的最大不同是，桥上主要走行人，如今天的过街天桥，而汽车、牛马驴骡等畜力车则走桥下铁道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缓解交通压力，先后对老天桥进行了几次改造，安装了铁护栏和桥灯，桥上允许汽车通行。当时天桥上的路面很陡，车辆状况又差，每次坐4路公交车路过天桥时，汽车都要费很大力气，车速很慢，马达声巨响，排气管子冒出浓浓的黑烟。当时天桥周围没有高大建筑，它就成了这一带的制高点，汽车一旦爬到桥顶，透过车窗看两边的风光时，顿感心旷神怡。桥上自然也成了看火车、看风景、谈恋爱的好地方。“天桥尾巴”上还一度是有名的旧货市场。直到“文革”前，这里还每五天一次集。除古玩旧货外，服装鞋帽、锅碗瓢勺、桌椅板凳，应有尽有。耍猴的、变戏法的、吹糖人的、卖酸蘸的、卖豆腐脑的、卖烤地瓜等小吃的摊位一个挨一个。
每到夏夜，“天桥尾巴”成了小夜市，来此乘凉的人摩肩接踵。“逛天桥”曾是一种时尚。
老天桥东西两侧原有许多棚户，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人便到天桥底下“混穷”，主要为走到桥下拉着沉重货物的地排车、三轮车拉攀，当地人叫“拉套子”。很多人腰里挂着用结实的绳子做的攀套和铁钩，在桥下上坡处等着，来了人力车就会有人上去搭讪揽活。当时“混穷”的不少，彼此间常常为揽活而打架。
由于天桥的知名度高，还成为所在行政辖区的名字。老天桥留下的历史图片很少，我收藏了一款“天桥”牌烟标，上面印着老天桥的绘画，这个牌子的烟，一角七分一包。
1973年，老天桥开始拆除。两年后，总长854.5米的新天桥竣工通车，成为当时国内最长的旱桥。1976年10月，为庆祝粉碎“四人帮”，各机关学校纷纷组织庆祝游行队伍。我们中学的师生打着红旗，举着标语沿济泺路向南进发，到了天桥，这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红旗迎风飘，锣鼓震天响，桥上桥下被游行队伍挤得水泄不通。
天桥西侧的官扎营是片稠密的居民区，由近三十条街道组成，有官扎营前街、中街、后街、西街等四条主街。街名应系关家营或官家营的讹传，可能与早年驻扎兵营有关。虽然清康熙和乾隆时期不同版本的《历城县志》里都有“官家营”或“关家营”的地名记载，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街区规模并不大，民居的房前屋后多是农田。直到“文革”初期，官扎营后街还叫官扎营大队，北面全是稻田。
随着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相继开通，这处紧靠火车站的街区逐渐热闹起来。1913至1923年的十年间，这里先后建起十余家面粉公司，年产面粉八百余万袋，总产值约占全市的一半，成为当时全国面粉业六大城市之一。1916年，济南粮业公所，也称“粮关”在此成立，协调管理粮食交易。1927年，连接小清河的工商河通航后，小清河的船直接可以在成丰桥码头停泊，极大地方便了官扎营一带的货物运输。一些商家纷纷来此投资办厂。一些穷苦人家、搬运工人等也因这里地价低廉聚拢过来，在此安家。居民也是“靠山吃山”，到铁路和粮栈货场“扛大个儿”（搬运工）、蹬三轮、拉地排车等等，所得工资皆以小米结算。1949年，街上还成立了搬运工人消费合作社，合作社里的粮油、布匹、生活用品等，是专门卖给搬运工人的，价格较低。这时的街坊开始变得密集起来，人气更加兴旺。昔日荒芜的街区变得“街内有街，街内有巷，巷内有巷”，七曲八拐，宛若迷宫。
天桥西侧偏北有条成丰街，街名则源于苗家所开的成丰面粉厂。而苗氏家族与孟氏家族一样，曾经在济南工商业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苗家世居的新城（今桓台）索镇，曾是乌河边上的一个比较发达的水旱码头，商业、手工业和运输货栈业历来很兴盛。苗家祖辈务农，但到了“世”字这辈，苗家的经商才华开始显现。苗家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最早的买卖就是从人们都离不开的粮油开始。1894年，苗家与当地一家制油大户合伙开办了聚恒油坊，四年后即赚了三千两白银，捞得了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第一桶金。那时当地流传着“要发财去济南”的说法，尝到了甜头并有了本金的苗家，自然想着到省城济南府去干更大的事业。
苗家分为六支，长支与次支的第二代人先后在济南兴办工商业，因他们出自两支，故有“大苗家”、“小苗家”之说。苗德卿（世厚）和胞弟苗杏村（世远）及苗德卿次子苗兰亭是“大苗家”的代表人物，苗星垣（世德）及胞弟苗海南（世循）是“小苗家”的代表人物。两家都是“世”字辈，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
为使外人容易区分，到了济南后的苗家兄弟都以其字为名。
1899年，“大苗家”的苗德卿、苗杏村兄弟二人便与他人合资，在泺口镇开设了恭聚和粮栈，六年后就赚了白银七千两。开埠后的1906年，苗德卿又在泺口与他人合开了恒聚和粮栈。两个粮栈互通信息，相互配合，在竞争中始终处于有利位置。1910年，苗家在泺口还开设了独资的公聚和粮栈。
津浦铁路开通在即的1911年，苗杏村先在火车站附近开设了恒聚成炭栈，第二年又联合他人在经一纬四路修建起三十余间门面的恒聚成粮栈。此时，苗德卿年事已高，粮栈主要由苗杏村打理，苗德卿次子苗兰亭予以协助。苗杏村幼时家贫，无缘上学，在索镇做面食生意，十五岁时还牵着毛驴往返于索镇、羊角沟和淄博赶脚送客、贩煤。他初来泺口时也是从粮栈伙计干起。他有着经商的天赋，又善于理财。他在胶济、津浦沿线设立了三十余处分庄，不到两年，使恒聚成的资本翻了五十倍，由此苗家的粮栈生意进入了辉煌期，逐渐登上了济南粮栈业的霸主地位，并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独揽广帮大米生意。
一战后，洋面来源断绝，进口锐减，山东面粉厂亦应运而生，机制面粉业在济南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食品业乃至济南整个工业的支柱。1922年8月，家底更为厚实的苗杏村首度与堂弟苗星垣联手，通过关系，向英商赊购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钢磨等设备，建起成丰面粉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苗星垣任总经理。生产“梅蝠双鹿”牌和“三羊”牌面粉。这也是苗家从商业转向工业的标志。1930年，成丰面粉公司不断扩建，共有钢磨25部，工人600名，日产能力达到8000余包，成为济南当时设备最多、产量最高的面粉厂。1933年还在东流水组建了成记面粉厂，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任经理。苗家不仅控制了济南面粉市场，而且还成为张家口、邯郸、蚌埠、郑州、南京等地的面粉供货商。
1938年2月，日本人对成丰面粉公司实行所谓的“中日合办”，改名为东亚面粉厂。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成丰面粉厂发还给苗星垣。
新中国成立后，成丰面粉厂先经过了公私合营，后成为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名为济南粮食加工厂，生产的方便面曾经远销东北和西北，盛极一时。后来又挂起了济南成丰粮油食品总厂的牌子。
位于成丰街25号的原成丰面粉厂厂址，包括当年厂高管办公的小洋楼、三座库房和制粉楼的楼体框架还保留着。制粉楼曾是主要生产车间，主体五层，局部七层，高达三十多米，曾是铁路以北的最高建筑。2007年，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将建筑内部全部烧毁，但整体框架保留下来，残留的门窗和烧焦的粗大木梁，让人想象着这幢建筑昔日的摩登。
当年，无论大小苗家，所办的粮栈名称里大都有个“聚”字，而所开的工厂名字里又少不了“成”字。也许苗氏家族的“聚”，“成”就了这个家族和这座城市的荣耀。有了成丰面粉厂，就有了成丰街，还有了成丰桥，以及天成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