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祥”字一台戏
随着1919年后日本取代德国侵占山东权益，日商也在济南设立了中和公司、协泰公司、中日盐业株式会社、喜多洋行、伏见洋行、金标洋行、日华公司、东南公司、华和公司、三井公司、三好堂、高岛屋济南出张所等多家公司和商号。尤其是1928年“五三惨案”后，日商大量进入，而欧美洋行受到排挤，除少数坚持外，其余大部分逐步撤离。
位于经二纬五路的高岛屋济南出张所，建于1941年。高岛屋株式会社，是一间大型日本百货公司连锁店。最初是由饭田新七1829年创立于京都的一家二手服饰及棉料织品零售商，至今在日本保持着良好的经营状况。济南的这家门店由日本丰田纺织事务所设计承建，设计手法简洁明快，建筑三个立面临街。建筑主体三层，中间高两侧低，形似中国的牌坊，在当时属于大型商业建筑。抗战结束后，这里曾作为日本居留民团用房。
伴随济南纺织业的兴起，做棉花收购的栈行也多了起来。经二纬六路到纬八路一带则集中了阜成信、崇实、瀛华、兴华泰、恒升、源泰和信义成等棉花行，经三纬七路还有日本人的棉花会社行业组织。其中位于经二纬六路东至纬七路的阜成信，无疑是影响较大的棉花行。阜成信创建于1909年，属济南开办最早的棉花行之一。创办人王协三祖籍东昌府（今聊城）堂邑县，当年靠叔伯兄弟三人推着独轮车，到济南来卖棉花起家。在经二纬七路和纬六路之间置办房产，分大院和东院、西院，后来东院和西院又成为东柜和西柜，即阜成信东记和西记，还有了贩运棉花的马车和汽车。后来还建了两个棉花打包厂。20世纪20年代末王协三过世后，棉花行事务交由两个儿子王玉岩和王玉珊分别掌管，字号还改了一个字叫复成信。日本人占领济南时期，强占复成信部分房屋开了家洋行，以控制济南的棉花生意，王玉岩还被日本人以“囤积和通敌”的罪名逮捕，关押了近两年，复成信最终关门歇业。
发迹于济南的章丘旧军孟家，靠“祥”字号打遍大半个中国，创造出近代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而“八大祥”之间的争斗与联合，则诠释着商业生存法则。
解放前，有两家济南人开的老字号在洋房林立、洋行云集的经二纬四路上分外耀眼。一个是“瑞蚨祥”，一个是“隆祥”，都是绸布店，也都是章丘人开的。
孟氏家族分东、西、南、北四支。当地人俗称的“旧军孟家”指的是南支大户，位于济南城东几十公里的章丘旧军村（今属刁镇）。明洪武初年，孟子第五十五代孙孟子位、孟子伦兄弟由直隶（今河北）枣强迁来旧军繁衍生息。清康熙年间，孟家以经营铁锅、绸缎、布匹、茶叶、金银首饰等发迹，后来又涉及钱庄和典当行。
孟家的商号均以“祥”字号为标志，但隶属不同的脉系，不同的资东。像“瑞蚨祥”、“泉祥”属矜恕堂，“隆祥”、“谦祥益”、“鸿祥”属进德堂，“庆祥”、“瑞生祥”、“瑞增祥”则分属三恕堂、其恕堂和容恕堂。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誉中华的“八大祥”在华东和华北地区的二十多个城市设有一百多家店铺，从业人员达数千人。其中“瑞蚨祥”独领风骚。
清同治元年（1862），孟家将字号为“万蚨祥”的锅店由周村迁到济南府，后又在芙蓉街西开设了“瑞蚨”布店，专门批发章丘北乡辛寨村一带盛产的土布，俗称“寨子布”。这店名中的“瑞”字象征瑞气，“蚨”字取“青蚨还钱”典故中寓意，象征财源滚滚。没多久，他们又将店面迁到院西大街、天地坛街口盖起了两层五开间的砖木楼房，改名为“瑞蚨祥”，生意很快超过了西邻原有的“隆祥”、“庆祥”两家同宗老字号。1868年，年仅十八岁的孟继笙（号雒川）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瑞蚨祥”，掌管了店务。孟雒川弟兄四人，他排行最小，但从小精明灵巧，人送外号“孟四猴子”。年纪轻轻的他颇有才气和胆识，除了自家的堂号外，还兼营“庆祥”、“瑞生祥”和“瑞增祥”等字号的布店和钱庄，实力大增。
1893年起，“瑞蚨祥”先后在北京抄手胡同和大栅栏等地开设了五处分号，在天津竹竿巷等地开了三处分号；此外还在烟台、青岛、上海和南京设了店铺。1926年因躲避督鲁的张宗昌的敲诈，孟雒川举家迁往天津。到了1930年，“瑞蚨祥”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共有16家店铺，所占房屋3316间，房产总值按当时市值计算为800多万银元，成为华北数得上的巨商富豪。
“瑞蚨祥”的崛起并非偶然。从创业至鼎盛时期，“瑞蚨祥”从不做广告，而是靠商品的齐全、货真价实以及优良的服务赢得顾客。当时济南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瑞蚨祥三件宝，人情、实力、脸子好。”在服务上，前柜台设有“瞭高的”，即安排一些年纪较大的资深店员坐在两排长椅上，一遇客人进来就主动迎上前去，不问客人买什么，而是问安，敬烟茶，陪同客人参观。天热时在二楼还备有冰镇的西瓜和汽水，请客人消暑。即使乡里人来买娶媳嫁女用的面料，耽搁久了，到了饭点，店里也略备酒菜招待。你就是进门转了半天什么都不买，也绝不会遭到白眼。“瑞蚨祥”的店规达二十七条之多。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同仁必须注意仪表，无论冬夏，一律穿长服，不得吃葱蒜，不得在顾客面前扇扇子，不得把回找零钱直接交到买主手里（须放在柜台上），并应尽量避免粗词俗语，不得耻笑顾客。”
为方便顾客选购，在店柜设计上，分头等柜和一至六等货柜，将商品分高、中、低档码放，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既使是大众化商品，也将质量放在首位，像百姓们喜爱的青、蓝布，这里的商品从不掉色，深得乡下人的喜爱。在高档商品中，更是凭借雄厚的财力将那些小字号无力经营的商品网罗到这里。20世纪30年代时，四五千元一件的貂褂、千元一件的海龙领子，以及珍稀的金丝猴皮褥子，玄狐、白狐等制成的皮衣，也常常是“瑞蚨祥”独有。他们正是靠这种“奇货”赚了不少有钱人的钱。北京的生意场上曾有这样的口头禅：“吃在全聚德，穿在瑞蚨祥。”
孟雒川不嗜烟酒，不喝茶，不讲究吃穿，不修边幅，书房内从不摆书籍。但对理财他却瞪大了眼睛，闲暇时也以翻阅账册为乐。“瑞蚨祥”在售货时让利给顾客，即“买一尺、送一寸”，但在价格上，货不二价，概不抹零，该要多少要多少，分文不能少。遇有特殊情况，需经经理点头才可去零，显示出特有的行业自信与霸气。
“瑞蚨祥”走下坡路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晚年的孟雒川已力不从心。1939年孟雒川去世后，由其侄孟华峰掌管“瑞蚨祥”，经营形势持续走低。至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济南“瑞蚨祥”的流动资金比“七七事变”前损失了90%以上。孟华峰娶了五房太太，但没有儿子，于是便将侄儿孟昭崔过继到自己的门下，招回天津，并将家产交由他管理。1951年，正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孟昭崔将自己名下的百万家财尽数捐献给了国家，“瑞蚨祥”的家族经营历史也就此终结。
如今保存完好的瑞蚨祥鸿记绸缎店始建于1924年，是济南最早采用钢结构的建筑，也是目前济南保留的唯一一处“瑞蚨祥”了。其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楼顶两侧各有一四方凉亭，成为这座建筑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内为二层，中央有盘旋楼梯至二楼，二楼为柱式环廊，显得宽敞明亮。楼后为两进传统式的三合院，东为原先的茶庄，后为昔日的账房和作坊。
同宗同族的旧军孟家在外靠一个“祥”字号打天下，内部却竞争激烈。属于进德堂的“隆祥”与“谦祥益”一家，其掌门人系孟雒川的族侄孟养轩。“隆祥”在全国的名气较“瑞蚨祥”逊色不少，但在济南可谓与“瑞蚨祥”齐名，开店还早于“瑞蚨祥”。“隆祥”在实力上其实不及“瑞蚨祥”，经营上也过于保守，但却喜欢与“瑞蚨祥”扎堆，暗地里较劲，无形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当年“瑞蚨祥”在西门内大街盘下了“庆祥”布店，开设了“瑞蚨祥”昌记，“隆祥”就在临近开设了“隆祥”东记；“瑞蚨祥”在商埠开了鸿记，“隆祥”便在其斜对面不远处开设了西记。西记开业时，“瑞蚨祥”的各家店铺也张灯结彩，两家竞相削价，销货时还暗送尺码，杀得天昏地暗。但“隆祥”总是略逊一筹，有些“陪太子读书”的味道。“七七事变”后，时任“瑞蚨祥”经理的石彤文和“隆祥”的经理林丹庭，才握手言和，停止了恶性竞争，并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两个“祥”字号共六家店铺加上非“祥”号的“经文”、“九联”等几家商号共同成立了议定价格小组，订立价格联盟，共同遵守，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
“隆祥”西记建于1935年，内外的形制与“瑞蚨祥”相差不多，都是前店后院，也都是中西杂糅，只是罩棚上的玻璃窗采光极好。而门面楼檐下的木挂落雕工精美，颇有些京派建筑风格。
说来有趣，解放后经公私合营，两家“祥”字号都换了人间。50年代商业系统调整网点布局时，将院西大街的“瑞蚨祥”并入了西门里大街的“隆祥”，而老“瑞蚨祥”便成了远华文具店，这里卖水彩、油彩、排笔、卡纸等西画用品，种类齐全。济南从事油画创作的人员几乎都要到这里买文具。1996年兴建贵和购物中心时“远华”被拆除。经二路上的“隆祥”西记则并入了今天的“瑞蚨祥”，算是保住了这两块金字招牌。往日的“隆祥”西记又先后成了委托店、土产店和后来的炊事器材机械公司门市部。西门里的“隆祥”则于“五彩云”大厦的建起前而永远地倒下了。
“文革”时，“祥”字号的招牌是不会被“红卫兵”小将们放过的，1966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红卫兵”们来到了红二路“瑞蚨祥”门口，先将门外墙上的招牌砸掉，又与店内的“革命群众”一起将营业室内金色的木刻、浮雕砸了。第二天还将砸下来的“瑞蚨祥”的牌匾和印有字号的包装纸抬到马路上烧了个精光。这布店随之更名为“工农兵”布店。1971年又改名为“迎新布店”。今天的“瑞蚨祥”虽然恢复了老字号，但已是“旧瓶新酒”了。
异国食缘
包括济南菜在内的鲁菜作为“四大菜系”或者说是“八大菜系”之首，昔日的辉煌不仅仅是在国内的京城等地，甚至还走出了国门。
经二纬五路路口有家曾为商埠之最的饭庄泰丰楼，距万字巷很近。
虽是鲁菜馆子，却由北京的老字号传来。清代以前，是没有京菜一说的，北京流行的菜系便是鲁菜，尤以福山为代表的胶东菜在北京占了半壁江山，福山的厨师在北京也是“奇货可居”。到后来，鲁菜与部分宫廷菜和满蒙风味相互融合，逐渐形成所谓的京菜。
清光绪初年（1875），山东海阳人孙氏在北京前门外煤市街1号创办了泰丰楼饭庄，成为京城著名的“八大楼”之一。后来孙氏将泰丰楼转让给了他的同省老乡福山县的孙永利和朱百平二人。几经周转，后由孙壁光将泰丰楼买下来，并选派王继唐、吴中山承办泰丰楼的全部业务。菜品中尽是一席的鲁菜招牌菜，如葱烧海参、水晶肘子、芫爆肚丝、宫保鸡丁、三吃丸子、红果山药、糟溜鱼片、香酥鸭、烩乌鱼蛋汤、芙蓉银耳汤、酸辣鸡丝汤等，主食则有银丝卷、萝卜丝、豆沙包和烫面饺等，无不精工细作。民国初年，孙中山及宋庆龄在京居住期间，曾慕名前往泰丰楼做客。袁世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政要以及当时工商界头面人物，也经常出入泰丰楼。解放后，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曾在泰丰楼宴请全市工商界人士，号召他们为新中国服务。
济南的泰丰楼始建于1913年，与北京泰丰楼之间是何种联系语焉不详，而该店在当时的商业广告就是打“北平泰丰楼”的旗号。位于纬五路9号的店面是南北两院落的中式楼房，高三层，一层是前厅和散台，二三层是包房，共设两百个客席。入口侧面的账房处挂着一面铜锣，来几位客人就敲几下。菜品与北京本店的胶东菜一脉相承，又兼顾济南菜系，以适应本地人的口味，尤以烧菜和汤菜著名。如红烧元鱼、红烧明虾、红烧干贝、烧鹿柳、烧鲽鱼、烧海螺、烧蛎黄、清蒸鲥鱼、芙蓉鱼翅、杏仁豆腐等，以及三鲜汤、一品豆腐汤、奶汤熊掌、烩乌鱼蛋汤、芙蓉银耳汤等。饭庄的生意在商埠一带数一数二。1922年10月16日，来济南出席会议的胡适曾在这里吃过晚饭。
1942年的一天，一位在济南长期做煤炭和棉花生意的日本商人松元一见领着他十七岁的女儿来到了泰丰楼，见了早已熟识的店主，恳求将女儿留在这里学习厨艺。这个日本女孩就是松元孟江。小孟江1925年出生在济南，住在经四纬九路的一幢西式楼房里。在日本人办的女子学校上学，后到位于经二纬三路的横滨正金银行打过零工。出于对济南美食的酷爱，她坚决要求学习中国菜制作，几经周折最终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旧时济南的饭庄不允许女人进厨房，她便剪短头发，束紧胸部，女扮男装。从枯燥辛苦的拉风箱和照料活鸡活鸭开始，走上了她一生所追寻的道路。一年多之后，当她将拉风箱与火候调节掌握到炉火纯青的时候，她才被允许走进配菜间。她的刻苦与专注也感动了厨房掌门人钟兴利。他便手把手地教这位异国女弟子。抗战结束后，小孟江则与在济南的许多日本人一样返回了日本。
1963年，孟江与小她六岁的佐藤浩六结婚，后随夫姓。1969年夏开始，对鲁菜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佐藤孟江与丈夫先后在东京新宿和赤坂开了一家主营山东料理的菜馆，取名济南宾馆，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由于店面不大，仅能坐二三十人，原料也受诸多限制，所推出的菜品自然力求少而精。主打菜有松子肚卷、五香猪耳舌、鳜鱼银菜、红烧明虾、滑炒肉片、荷叶鸭子、炸春卷，自然也少不了济南家常的特色食品炸藕盒、水饺、打卤面和麻汁面。小店里还自制了一种粥，就叫“济南粥”，其中放入多种“汉方药”（中药），引来许多的“粥迷”。为弘扬鲁菜，他们恪守早年从泰丰楼学来的“不用大油、砂糖和化学调料”的原则，做有利于健康的真正的中国料理，从而吸引了一些日本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和演艺界人士。几十年来，佐藤孟江夫妇及女儿彰子在经营菜馆的同时，还坚持举办“济南烹饪教室”，培养了千余名鲁菜爱好者和厨师，还不定期地举办“鲁菜之会”，将平时不容易做的菜品分别推出。
1981年的春天，佐藤孟江再一次回到中国开启了她的“寻根之旅”。
令佐藤孟江遗憾的是，泰丰楼早在解放初期就倒闭了，建筑也无影无踪。经多方打听，那位名叫钟兴利的恩师也已身故。高兴的是，她不仅找到了当年位于经四纬九路的家，还与山东旅游界、烹饪界人士建立起长期而深厚的友谊。与她同行来华的还有，为中日友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谦三的儿子松村进，日本知名作曲家小林亚星。接待他们的蒋奎生（时任山东省旅游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兼省烹饪学会会长），得知佐藤孟江的经历后非常吃惊，也很感兴趣，随后派出多批访问团考察了解东京的济南宾馆。在他们首次会面时，蒋奎生写了题为《花好月圆》的诗，请小林亚星谱曲。小林回到住处就找来一把手风琴开始创作。歌中唱到：“蓝蓝的海水蓝蓝的天，我有朋友在海的那边。滔滔波浪隔不断，两千年来无数帆。”因为从事旅游工作的机缘，我有幸听到了当时这首歌的原版录音带，原唱是小林亚星本人。他用略带沙哑嗓音的中文演唱，电声乐队伴奏舒缓、流畅，结尾处还富有激情。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佐藤孟江多达五十次来中国访问。她不仅与济南烹饪界同行切磋技艺，还获得了山东省颁发的“鲁菜大师”、“鲁菜正宗传人”的称号。2005年5月，就在佐藤孟江八十岁生日到来之际，佐藤孟江夫妇撰写的《济南宾馆物语》被译成中文并改书名为《鲁菜情缘》后，应译者之邀，我为该书提供了部分摄影图片，还有幸获得了佐藤孟江夫妇的签名本。2009年，我随山东旅游代表团出访日本时，在东京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佐藤孟江，她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了我们举行的山东旅游推介会及鲁菜品尝会，她在席间还曾畅谈鲁菜传统技艺和文化。
消遣之地
比起二大马路，经三路要安静许多，商业形态也多是供消遣用的设施，如洗澡堂、餐馆、宾舍、公园、电影院、古玩店、图书馆，也有妓院。其中不少为“济南之最”或“济南第一”。
20世纪60年代，儿时的我在省文化局幼儿园寄宿，每周才能回家一天，这一天我最盼望的事是到人民公园骑电马。记得在公园的一块旱冰场旁，有两匹电马，是用铁和木头做的，深棕色，形象很逼真。当时我人小，要让父亲抱着才能骑上去。我抓好马上的扶手后，电马便启动起来，马体原地上下起伏，我随之前后摇摆，很是过瘾，骑一次总嫌不够。那时不知道这里是济南最早的公园。
济南开埠时虽然条件有限，资金不足，却颇有眼光，体现了较为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商埠开埠的同一年，就有了公园的规划，当时名为商埠公园，位于商埠区的中央位置。规划面积八公顷，实建面积却少了一半，里面倒也山石池水，亭台曲径，奇花异木，蝉噪鸟鸣，“景多不杂，人众不扰”。公园正门朝北，正冲纬五路，迎门为西式六角形喷水池，池中高石耸立，石质青蛙立于石上，口鼻喷水而下。公园的中央为中式庑殿顶四照亭，是园中主要建筑，青瓦屋面，花脊飞檐，苏式彩绘，四周环廊明柱，玻璃门窗。后来这里成为茶社，每位茶资一角，瓜子五分。1937年“七七事变”时被毁。1940年，曾在遗址台基上搭建席棚做小戏院，第二年又成为品香茶社，上演大鼓书。公园南为海国春西餐馆。园子东北部有弹子房和咖啡馆，另有一玻璃四方亭，名熏风阁，1939年改为阅报所，供游人阅览。1944年改做利华球社。熏风阁南侧是土木结构的船亭，也称“不系舟”，内有茶座。1943年在此开设一元照相馆。公园偏西有假山和柏树林，林中设小舞台，每逢周日下午4点有乐团前来演奏西洋音乐。当年的公园还考虑到人们夜生活的需要，设立了“夜票”，开放到晚上10点。公园为此安装了电灯，赫赫有名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还为公园赞助了两盏“大洋灯”。
公园西北部原有1911年建起的商品陈列馆，风貌与四照亭相仿，馆内陈设各种商品，相当于现在的“会展中心”。民国初期，面对大量进口造成的中国外贸严重逆差的局面，北洋政府颁布了一些振兴民族实业经济的法规，众多工商业者发出了仿制洋货、改良土货、推广销路以与外商竞争的倡议。政府号召各省积极筹备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时称巴拿马赛会），到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商品的实力。山东有识之士则提出“有陈列则有比较，有比较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竞争，有竞争然后存进步”的主张，决定在商埠公园举办山东全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并同时选拔参加巴拿马赛会的优质商品。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山东都督靳云鹏为名誉会长、山东巡按使蔡儒楷为会长的“山东展览会兼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山东实业司第一任司长，时年三十岁的潘复，更是积极奔波，筹措资金，使展会得以顺利举行。
为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展会，实业司耗资九千多元在公园原陈列馆后面新建一座长三十丈、宽八丈的大型展厅，并将原馆粉饰一新。同时在公园外马路两旁设数千平方米的临时市场和游乐场所。上万种展品特色鲜明，包罗万象，包括教学用具、美术工艺、农林园艺、纺织印染、轻工制造、食品饮料、陶瓷化工、药物、车船机械、冶金矿产、地质水产等几大类，另设金石参考馆，会集官方及民间文物收藏精品。1914年6月15日展会开幕，参观展览的中外来宾每天都超过万人。曾任山东机器局总办并参与创建济南电灯房的刘恩驻，被聘为本次展会机器制作部评议员，他还以五百元最高额购得第一号入场券。这也成为济南乃至山东第一次盛会。经过评选后，两百余种优秀产品被送到巴拿马赛会展出、参评，其中宏济堂福字牌阿胶和张裕葡萄酒等荣获巴拿马赛会金奖。
商埠公园还一度称为济南公园，并成为举行大型集会的场所，一些历史性大事件也曾发生在这里。1920年11月21日下午，由王尽美组织发起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成立大会在公园四照亭召开，随后创办了《励新》半月刊。1920年济南大旱，山东赈灾公会曾在公园举行筹赈游艺大会。1924年9月8日，已经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王尽美领导济南的理发、印刷工会联合会等十三个社会团体参加的反帝大同盟在公园举行万人大会。1925年5月30日，鲁伯俊领导新城兵工厂、津浦铁路大厂、鲁丰纱厂的工人集会于公园，声援上海的“五卅惨案”遇难同胞。一个月后，这里举行由一百多团体，二十多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悼念在“五卅惨案”中遇难的同胞。1925年4月4日，省城社会各界在公园召开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孙中山遗像至公园安放，各界赠送的挽联挂满公园。公园自此改称中山公园。1925年9月7日，在王尽美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委在公园召开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大会，三十多个团体约万余人到会。1928年，“五三惨案”爆发，济南各界在中山公园集会，抗议日寇暴行，后将中山公园改称五三公园，并在四照亭北面立起由蒋介石亲笔题写的“五三纪念碑”。
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后，伪警务厅派人推倒了公园的“五三纪念碑”，在园内盖神社、挖战壕、修炮楼、毁坏建筑、砍伐树木，此后公园面积逐渐缩小，园林建筑破败荒芜。1938年，日伪济南广播电台在公园内建成，使用中日双语播音。次年还在公园内架设高51.5米的木杆“T”型天线，成为华北第二大电台。日本人修建的神社位于公园西北，后改为观音堂。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济南市公署将其改建为忠烈祠，“为抗战殉难人员设位入祀，以申崇报，而彰忠烈”。解放后这里曾作为藏书室、儿童阅览室，1974年被焚毁。北门西侧原有一座坐西朝东的礼堂，始建于1940年，系日商滕原滕义投资的电影院，名大观第三常设馆。1947年，当时的济南当局和慈善机构在此合办平价食堂，后改为社会食堂。公园始建之初，园内遍植树木，尤以松柏为多，时有“松柏深秀而满园”之说。自1927年开始，公园还养起了动物，开始仅是鸡、兔、金鱼等，后来公园东部专设动物园，有鹿羊院，养梅花鹿和美国羊，还建有猴舍、獾室、鸽亭和鹤院。解放后又增添了狗熊、狐狸、箭猪和老鹰、孔雀等动物。而园内所生百年杜梨、百年皂角树、苦楝和珊瑚朴，为市内他地所少见，为“镇园之宝”。
1951年，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原先的食堂改建成人民俱乐部，后改为人民公园礼堂，开始时放映十六毫米复映片。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济南市防震办公室在公园设测报点，园内搭建防震棚，公园停业两个月。
1986年，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山公园复名至今。孙中山孙女孙穗芳捐赠的孙中山全身铜像立于公园南侧回廊旁，通高四米，像高约两米，八角形基座，基座每个立面分别镌刻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孙中山的政治抱负。
2003年6月，公园开办旧书市场。这个名气很大却因狭小而落寞的园子，很快又有了人气。两百多家书商入驻，固定的简易房和一个个铁皮柜台铺陈开来，各色的旧书新书堆积。我在那里淘得些许好书，这不仅丰富了我的私人阅读史，也令我时时想起这座玲珑的老公园。
紧靠中山公园的皇宫照相馆创立于1932年。店主张鸿文早年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汽车连连长，韩复榘主鲁时任济南工务局长。经三路原有家名叫“鸿文”的照相馆，系河北冀县人王鸿逵与益都人王贻文合资兴办，王鸿逵任经理兼摄影师，他还在济南照相业界首推虚光艺术照，吸引了大批顾客。张鸿文有一天来这里照相，见店名与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想到自己也开个照相馆。三间门头两层小楼的照相馆很快搞了起来，门面上饰有两大四小的六根半浮雕龙柱，取名“皇宫”。取这个名字也显示了张鸿文想在同行中执牛耳的心思。开业后他信誓旦旦，要将济南市其他的照相馆全部挤垮。
当时济南二十一家照相馆，从店堂到设备再到技术力量，皇宫首屈一指，无人能及。他们从北京请来了两位高级技师，修建了玻璃房，购进外拍机和转机，提供人像之外的外拍及大型合影业务。修建玻璃房，是因照相业兴起初期没有电光源，都是靠自然光线，故在影棚房间顶部安装大面积透光玻璃。同时，室内挂各色布帘调节光线，下面用反光板打辅助光，室内配有各种布景和道具。另外，皇宫的“卡纸、相版俱属摩登，放大、设色更为见长”。张鸿文还利用自己后台硬和人脉广的优势，大肆招揽生意，如有社会名流照相，他派自己的小轿车接送，因此发了大财。“七七事变”后，张鸿文随韩复榘弃城南逃。“皇宫”的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日本人对照相、报馆、书店等行业严格控制，实行检查登记备案等措施，使得顾客越来越少。1942年，“皇宫”铺面转让，设备出租。第二年，与“皇宫”相邻的容彰照相馆技师白树元、王誉重合资承租了“皇宫”的全部设备和门面，将字号“皇宫”后面加了“昌记”二字，以示区别。但门面上的字号未作改动。由于股东二人都是行家里手，不到一年，“皇宫”又重回全市榜首。1943年，经理白树元还被选为市照相同业公会第五任会长。济南战役时，“皇宫”在解放军进城第二天就开门营业，还协助随军记者冲胶卷、洗照片。五六十年代，“皇宫”与青岛的“天真”一道被定为特级店，成为全省荣誉最高的照相馆。文革时“皇宫”之名被改成“红艺”，半浮雕龙柱自然也被清除。当时的照相业规定了“十不照”，艺术照、剧照（样板戏除外）、婚纱照等一律被禁止。“红艺”成为济南独家扩放毛主席像的照相馆。
经三纬四路一带，饭馆扎堆，又一新、子云亭、一条龙、大华等各个实力不俗。与原来的聚丰德斜对面的是另一家老字号便宜坊。早年间，北京、南京和天津都有名叫便宜坊的饭馆，济南府城内的院后街也有家便宜坊。纬四路便宜坊的创始人张月祥本是天津人，又在当地的便宜坊当过伙计，1933年在济南开这个馆子时，无疑想借那几座大城市同名馆子的光。刚开业时这里只有六十平方米的营业面积，雇员仅有十二人，要想在菜品上面面俱到很不现实。因此这里以锅贴主打，以三鲜馅、猪肉馅和素馅为主，所做锅贴皮薄、馅多，底面深黄、酥脆，两端张口，馅料微露，鲜香诱人。
菜品还有扒海参、扒鸡腿、扒猪肉、扒面筋等“天津四扒”和天津元宝肉，彰显出张月祥所具有的家乡情结。直到现在，这家老字号还在艰难地支撑着。
位于经三纬四路以西还有家以经营锅贴为主的清真饭店，为与便宜坊竞争，该店把剁好的海参、虾仁和鸡肉等馅料放在店门口，现点现包，以此招徕顾客。而大华饭店的厨师则来自于歇业的泰丰楼，实力自然不俗。
原来位于经三纬四路路口的聚丰德饭店，在解放前济南的菜馆中是“小字辈”，创办于1947年8月，由王兴南等十四人集资五千元在已停业的紫阳春饭店旧址竖起“聚丰德”的牌子。开始以经营粤菜为主，因经营不善，于1950年4月停业。同年9月，由王丕有、王兴南、程学礼、程学祥等七人集资在旧址将饭店重新开业，沿用“聚丰德”字号，菜系改为鲁菜为主，名声大振。七大股东都是餐饮业科班出身，王兴南精于刀工，垫布切肉丝，剔鸡肉是其拿手绝活。程学祥擅长灶台火候的把握。他们坚持鲁菜正宗技法，同时兼收并蓄，选料精，下料准，配料全，刀口均匀，火候适度，菜品色、香、味俱佳。其中的油爆双脆、蟹黄鱼翅、济南烤鸭、干烧鱼、葱烧海参等几十道菜品，以及五仁包、豆沙包、油旋、佛手酥、八宝饭等均被收入《中国菜谱》和《中国名菜》中。不久，聚丰德成为济南人气颇旺的馆子。
1961年，聚丰德请关友声来此为饭店题字，那时尚不兴送润笔费，店里便留请关友声吃饭，作为美食家的他点了红烧肉，吃得十分高兴。“文革”时期，这里一度改名为“工农兵饭店”，只能经营烧饼、油条和豆浆等大众化简餐。改革开放初期，该店恢复了往日的红火，谁能到这里举办婚宴，都要托人找关系，还要搭上烟酒才能搞定。1988年10月，店址迁到了经五纬二路路口，经营面积扩大了近六倍。
经三纬三路的西南角，有座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原先在众多楼房包围下很难看到，这便是实业家张采丞的故居。他原名张克亮，先是在老家寿光经营粮栈和酱园，1900年，携银两三千举家迁来济南。开埠初期，他租借商埠的大片土地相继建立以“兴顺福”为名的粮栈、机器面粉厂、机器榨油厂、机器铁工厂、酱园和华庆面粉厂，一号兼营数业，并在泺口、寿光羊角沟建有分号。因善于经营，注重商誉，张采丞不久即成为济南实业界富翁，1925年被推举为商埠商会会长。后来他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向机械制造业进军，扩大了原有的铁工厂，制造锅炉、水泵、吊车和矿山机械，曾研制小型轮船在小清河试航，还仿制汽车在市内试用。中山公园以东的片区拆迁时，这幢楼房得以保留和修缮。
商埠中的新兴市场中，新市场、万字巷和西市场为街巷式商场，而中山公园西邻的萃卖场则是一幢独立的三层新式楼房，建于1916年。所谓萃卖场，取自“百货荟萃”之意，不仅有服装、鞋帽、儿童玩具等一般的日用百货，文房四宝、珠宝玉器、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甚至茶楼、烟馆、饭庄也一应俱全。仅装裱字画的就有纯古山房、石古斋、松华斋、冯兆增、瑞华斋和翠林斋等字号，还有专门经营新书刊的艺文、萃文、新文等书局，以及经营旧书、文具的鲁兴、友文等商号。二楼有一间说大鼓书的茶楼。1930年，当红的“大鼓皇后”，有“铁嘴钢喉、戛玉鸣金”之誉的鹿巧玲就在这里压阵。二楼还有一间式燕番菜馆。式燕，也叫式宴，即宴饮；番菜，即西餐。但店主是中国人李世铭。菜品有炸大虾、煎鱼排、牛尾汤、什锦蛋卷、熏猪肝肠等，很适合济南人的口味。来商埠公园游玩者常从公园西便门顺访于此。
也许是靠近公园，环境清幽的缘故，萃卖场北门外原有一处自发形成的蛐蛐市。每年立秋到处暑的二十多天，济南本土和外地的蛩家（蛐蛐迷）们都来此交易，或将自己带来的“虫”与对手比拼一番。如能在此购得《促织经》或《蟋蟀谱》上所列的名虫，蛩家们如获至宝。这里自然还有蛐蛐罐、鼠须、茜草等养、斗蛐蛐的配套专用器具的交易。
我在济南饭店工作时，窄窄的纬六路很是安静。与经三路交界口西北角的那栋坐西朝东的三层洋楼，我是经常路过的。开始看到它时，觉得样式复杂，也很厚重，时间一长便不觉得稀奇。楼院里有家小工厂，还有十来户居民，曾做过单位的食堂，还配有理发室。80年代后期这里还开了家烧鸡门市。
纬六路拓宽工程开工，此楼在拆除计划之中。当时，有关专家评价此楼为南欧巴洛克风格，在济南建筑中堪称“孤本”。一时间，媒体、专家和百姓们大声呼吁对这座当时被称为“老洋行”、“老洋楼”的建筑进行保护。经过与有关部门协商，由建筑设计师刘奎和他的团队出资，于2005年9月将此楼向西迁移了15.4米。在拓宽后的纬六路人行道上保留了此楼的三段底座遗址，楼内曾将保留的迁移轨道及滚轴铺上透明的钢化玻璃供人参观。这是济南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建筑进行平移保护。此楼后来成为一家餐饮会所。
在楼房加固装饰过程中，工作人员将正门上方的石匾上覆盖的石灰砂浆铲去，露出了“山东丰大银行”的字号，人们这才搞清了这幢奇特建筑的身世。丰大银行全称山东丰大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9年，由山东政界名流潘复、靳云鹏、庄乐峰及其子庄云九等人发起创办，并获财政部批准注册。
潘复祖籍济宁东门大街，靳云鹏是邹县（今邹城）人，两人不仅是同乡，还有更深一层关系。潘复的父亲潘洁泉在河南任州官时，潘复在当地出生。
那时靳云鹏的母亲在济宁刚生下靳云鹏不久，因家境贫寒，被潘家雇来当了奶妈。靳母便带着靳云鹏到河南潘家住所，同时哺养幼小的靳云鹏和潘复，以致后来坊间有了“一个妈，奶出俩总理”的说法。因此两人便结“金兰之好”，也有了后来的合作、利用，以至再后来的貌合神离。1913年3月，潘复加入了统一党，任该党山东支部副部长。而名誉部长正是靳云鹏。潘复对靳竭尽献媚吹捧，靳也认为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14年6月，靳云鹏成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积极支持潘复筹办物品展览会。潘复为报效靳云鹏，利用自己任山东实业司长之便，为靳云鹏筹办济南鲁丰纱厂。1919年9月，靳云鹏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1920年1月便任命潘复当上了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从此以后，潘复利用靳云鹏的社交关系多方结交，奔走于北洋各派系之间，寻找更多的政治靠山。因为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潘复便利用靳的关系对张阿谀奉承，并设法拉拢张身边的要人，张作霖自然对潘复也倍加赏识。1921年底，靳云鹏内阁倒台，移居天津。潘复和靳云鹏在北洋政府的共事就此打住。从此靳云鹏再没有出任政府公职，而潘复却步步高升。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时，委任潘复为督署总参议。1926年，张作霖入京主政，9月，潘复任财政总长。次年，张作霖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交通总长。至此，潘复终于爬上了他仕途的最高峰，当上了北洋政府第32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理。1928年初夏，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政府倒台。1828年6月，他随同张作霖退往关外。4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毁，张当场死亡，而潘复因随张的首席日籍顾问在天津提前下车，得以幸免。
潘复只得退出政界，到天津英租界做了“寓公”。潘复在“安国”军政府的地位仅次于张作霖，而靳云鹏曾想再次组阁却因潘复的作梗而未能实现，靳对此怀恨在心，直到1936年9月12日潘复在北平病逝，靳云鹏还骂潘为“负义小人”。
丰大银行自然是潘靳“蜜月期”的产物。董事中的庄乐峰、庄云九父子是鲁丰纱厂和开滦煤矿的大股东，也是潘靳共同的朋友。银行额定资本一百万大洋，实收五十万大洋。总行设济南，另设上海、苏州、常熟等分行。总理刘子玉，协理袁寅昉，主要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兼办有奖储蓄。
该行曾于1920年间发行济南地名银元券，发行额仅在二十二万元左右，主要流通于济南。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美其名曰办理储蓄事业，而实际上等于他们的私人账房，存款股东们任意提用，仅仅开办了六年，便歇业倒闭。前些年上海有家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张丰大银行一元纸币，正面以唐槐和乡村民居为景，背面则为济南大明湖风景，设计印制都很精美。
澡堂子
早先曾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去澡堂”的玩笑话，由此说明洗澡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铭新池的出现，使济南包括洗浴业在内的服务业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济南最早的浴池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历城县人贺德顺在智德院街开办的顺德池。第二年，同为历城县人的张文炳在小梁隅首街开办玉露春浴池。这些浴池大都在僻静的离水源较近的街巷内，设备简陋，缺乏服务，没有专门的更衣室，只备有长条凳和竹筐供更换和存放衣物。洗澡池只有大池，洗澡水以柴烧大锅加热后用凉水调兑。当时的有钱人是不进浴池的，顾客多是平民百姓，浴资极为低廉。
开埠以后，普利门外的瑞品香、经二路的芳园池、万字巷的涌泉池相继建成纳客。尤其是经三路的卫生池、经三纬三路路口的新新池、经二纬五路路口的新新园（后易名济南第一池、新生池），空间宽敞，采用新式锅炉，安装了淋浴，有大池、小池和单独设立的浴盆（当时业内称官盆）。卫生池还破天荒地开设了女池，无疑是开风气之先，“为济南女界卫生上放一线光明”（《济南快览》）。而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女池生意并不太好，顾客多为官宦士绅眷属和附近风月场里的娼妓，一般人家的女子还是望而却步。
20世纪30年代初，位于经三路紧邻魏家庄的铭新池将济南洗浴业又向前推进一大步。铭新池掌门人张斌亭祖籍黄县（今龙口），十六岁开始到青岛谋生，先在源泰布店当伙计，后到前海沿早年德国人开办的亨利王子饭店干了十年，做了厨师。英美烟草公司青岛分公司招兵买马时，他便又一次跳槽，靠着自己的勤奋还当上了经理。很有商业头脑的他，后来自己开设了东合利土产店，有了不少积蓄。他看到岛城的玉德楼、三新楼、中新池等澡堂生意兴隆，决定创办一处更加气派的浴池，并将投资目光转向省城商埠。1931年，张斌亭来到济南，与几个当年同在亨利王子饭店的同好及其他几个胶东人共十七位股东一起筹建浴池。当时济南老城及商埠内已有大小浴池三十多家，见过洋场面的张斌亭力求做得更好。他相约青岛市工务局工程师、铭新池设计者张索文先后到北京、天津、大连等地，参观考察了许多知名浴池，并将设计方案反复修改。浴池遂于1933年12月建成开业。注册时取名积善堂，但最后定名为铭新池，为何起此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取周代青铜大鼎“铭新”二字；二是说两个字的偏旁部首拆开来读，即为“金名亲近”的谐音，吉利、亲切。
铭新池是座“回”字形楼房，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日本原装进口的蒸汽锅炉安装在地下室。外面看似整体楼房，里面却形成院井，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同时，运用天然采光设计，即采用大玻璃窗走廊，朝阳面为单窗，背阴面为双窗，即保持室内光线充足，又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还节省了燃煤和电耗。店内辟有玻璃花房，种养盆栽花卉，使各区域常年见绿。门厅左右两侧是长长的通廊，通廊及大厅的木质吊扇是西门子的，通廊中间是条一米多宽的过道，两边则是通铺。每两个铺位一组，中间设罗汉腿大漆茶几，上有水壶、水杯，需另付费。每组铺位之间，以半臂高的大漆木作花隔断遮挡，在此免费供应的白开水，客人可自带茶叶，如点茶及茶点干果则需另付费用。而客人换下来的衣服则用竹竿挑着挂到吊柜上。二楼是雅间和雅座，空间较为宽阔。悬挂着金棻等名人书法，陈列着各种古玩，摆设着玻璃鱼缸，给素净的空间平添了几分书卷气，让人心旷神怡。这里共有246个床位，另有40多张加床用的带围挡的小竹床。浴池分为男部和女部。为方便女宾洗浴，女部另设西便门，没有浴池，只有浴盆，故也称“女盆”。有6个房间，12个浴盆，18个床位，房间里既有双开门大衣柜，还有梳妆台、穿衣镜，是当时全省最大最豪华的女浴池。客人中多是日本的侨眷和演艺界人士。
我采访过曾经担任过铭新池副经理的杨中华，他的父亲杨兆山一开业就进入铭新池做工，当时只有十五岁，主要负责大厅通铺的服务，业内称之为“茶柜”。“文革”前他还曾担任过六七年的门市部副主任，1979年退休后，由杨中华“顶替”。杨中华介绍说，建成之初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铭新池有青砖院墙，院门是两扇黑漆木门，院子东侧为董事长张斌亭的座驾——一辆黑漆红布篷洋马车的存放地。
铭新池一贯秉承“一尘不染，水清池净”的管理理念。店内规定，每日卫生三次清理，做到“亮、光、净”。踏步上压着黄铜条的木楼梯、木扶手、木地板、木隔扇及桌椅、沙发、茶几、立柜等家具擦得干净，没有浮尘。铜水壶、铜脸盆、水桶、熟铝痰盂、提鞋拔子、门把手等金属制品每天擦防锈油，使用几十年后仍油光锃亮。木门窗框也是每年油漆。常来洗澡的人都知道，铭新池通风、排气、采光都好，浴池的顶部不凝结汽水，更不会滴到顾客身上。大厅四角都设有进气孔和出气孔，大浴池的房间也是透光的双层玻璃，浴室显得明亮。洗脸间的条凳是大理石做的，瓷砖墙上穿插的陶瓷壁画是日本富士山等地的风景画。澡堂里的搓背、修脚、敲腿、理发等雅称“肉上雕花”、“掌中风雷”之类的服务，业内称为“下柜”，但这几样服务被顾客称为铭新池“四大绝活”，样样做得棒。铭新池建成后的最初几年，女盆没有女服务员，洗浴者也多为日侨、官宦及有钱人家的太太、演艺界人士。为这些女顾客服务的男生，必须遵守“目不斜视”的服务规范，如有客人投诉会马上被解雇。
洗浴业在旧时被视为“下九流”的行当。为防止地痞流氓寻衅滋事，各家浴池都寻找自己的靠山。为博得时任省主席韩复榘的欢心，1934年，铭新池在北楼二层修建了一个豪华套间大浴室（后来称1号大房间），内设3个盆，4张床位，铺着纯毛牡丹花地毯，平时不对外营业，只归韩及其随从专用。浴室还聘用时任手枪旅旅长吴化文的表弟曹辅臣负责上柜（账房）业务，后来还聘任他为副经理，由他协调地盘上的事。
作为高档浴池，铭新池的各项收费较同行要高。从抗战胜利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票价楼下池座一律2角4分，楼上雅座2角6分。据说这样一张价格的洗澡票可买一袋子面，而小房间高达8角。公务、商务间的交往，或外地来了亲戚朋友，请来这里洗个澡、搓个背，绝对有面子，不掉价。当年晨光茶社的老板孙少林，就把铭新池作为接待同行和朋友的地方。
他还专门在二楼指定了一个僻静的单间，并与负责这个单间的一位姓马的大胖子伙计建立起友谊。据孙少林的儿子孙小林讲，有一年秋天，孙少林请天津相声名家冯立铎来这里泡澡，也不失时机地与其聊天“捋活儿”（向对方学习），一时间他们二人从水池子里起身，站在池边围着浴巾一人一句，说起名段《卖布头》，引来池子内外的阵阵喝彩。解放后，京剧名角方荣翔也爱到这里洗澡，他喜欢在二楼靠近理发和修脚处58号床休息。
百姓们也为到此洗浴而沾沾自喜。一些家境较好、有钱有闲的中老年人，还有专门爱“混澡堂”的，几人相约，来这里泡泡澡，抽抽烟，吹吹牛，甚至自带点五香花生米、酱黄瓜之类的小菜和老白干，披着白浴巾，在床上半坐半躺，喝上几盅，体验赛过活神仙的滋味。深秋以后，尤其到了年根儿，不管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铭新池里人满为患，“下起了饺子”。因为济南人都有年前洗澡，除旧迎新的老习惯。那时的铭新池有两道门，二道门里则有几把连椅，供买了洗澡牌子的人排队等候，大家只好耐着性子等，并不时地挪着屁股前移。大堂里还不时地传来服务员巧妙的逐客令：“人多屋子窄，前客让后客，晾晾穿衣裳！”
由于铭新池规模大、设施好、服务佳，不仅在省内同行业中执牛耳，而且在省外也打出了名堂，被誉为“华北第一池”。1945年，国民党军中一个叫傅作军的旅长，山东人，曾担任上海山东同乡会会长，他联合上海、南京两地山东字号的同仁作为股东，在南京城大行宫附近建起高三层的大明湖浴室，建筑风格、室内装潢和服务规程效仿济南铭新池，店员也是清一色的山东人。这里专门开辟的女子浴室，是当时南京洗浴业的一大亮点。因大明湖浴室池清水深、宽阔疏朗，赢得了众多爱好“晚上水包皮”的南京“乖乖”们的称道，生意十分红火。据说浴客中不仅有何应钦这样的头面人物，而且在国民党总统选举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程潜还在大明湖浴室设立了联络处。
1993年，铭新池举行了六十周年店庆，全体职工喜气洋洋在营业楼外拍摄了“全家福”。四年后，保存完好的铭新池被拆除。铭新池的一位员工，眷恋自己的企业，注册了“铭新池”牌蒸馏水，一直经营到2000年之后。
那时看电影
最早的电影在济南百姓看来视同“杂耍”，并不太受待见。
放电影也没有确定的地方，茶园里、戏楼上、会馆中、古庙前，走哪儿算哪儿，顺其自然。但有了小广寒，一切有了改变。
自铭新池西行过了纬二路就到昔日的小广寒电影院了。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被当时的国人称之为“西洋影戏”或“电光影戏”的电影。这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但无论放电影最多的上海还是北京，开始放电影大都是在茶园、戏院或酒楼里，专门的电影院诞生在20世纪的前十年，济南也不例外。
民国时期老报人、戏剧评论家徐凌霄在1933年《剧学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上刊发的《我与中国戏剧》一文中写道：“文明戏尚未时兴，电影却先闹起来了。是甲辰年秋天，闻善茶园陈老板的营业手腕大扩充，园子门口挂出长约一丈的广告，白布黑字，大书文明电影，又遍撒传单，说：‘为开通风气起见，不惜工本，特由外洋请到影戏团，里面真山真水、真人真马、真正东洋大战’等等。价钱卖到一元之多，座客还是非常之挤。本来游历外洋总得上千的大洋，谁不想借此看看外国呢！”这里所说的甲辰年，即清光绪三十年（1904），这里提到的闻善茶园，原在大明湖畔钟楼寺街，始建于1885年，最初叫雅观楼。1904年由肖迎椿投资后改称闻善茶园，后来还叫过富贵茶园、富贵大戏院，而文中所说“陈老板”则是京剧青衣兼小生演员、外号“大狗”的陈瑞麟。
而据济南民俗学者、老报人张继平介绍，1905年7月27日的《大公报》刊载了一则消息《人皆称奇》写道：“日前来一电光活动影戏，初十晚间，假山陕会馆演之。往观者人山人海，率皆喝彩。向后聚人愈多，恐其滋事，遂即歇止。东邦人士从未见此妙技。”两个多月后出版的《时报》也报道说：“粤人林锦楼日前来济开演电动影戏。第一次在山陕会馆，请人往观，概不取资。嗣在闻善茶园开演多日，究以价昂，观者无几。现又禀准巡警局宪，在吕祖庙前搭棚开演，每座减为京钱六百文，已刷印广告遍送矣。”这两则消息中提到三个放电影的地方，除闻善茶园外，还有前文提到过的布政司街的山陕会馆和趵突泉畔的吕祖庙。但不管究竟谁先放映，这三个地方都不是专门的电影院。“小广寒”才是济南首家专业电影院。
有资料说“小广寒”始建于1904年，1906年建成，但仅凭目前的史料考证尚缺少足够依据。
1904年商埠开埠和划界后，受当时资金和施工条件的制约，建设进展缓慢，而且商埠建设是从一大马路开始逐渐向南发展的，即使到了1906年，周围尚一片荒芜，在这样的环境下放映电影，值得存疑。为何取名“小广寒”也未见记载。但放电影时影院内一片漆黑，好似夜幕，银幕上的黑白光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说中月亮上的广寒宫。加之当时“小广寒”只在每晚8点到11点放映，正是月亮当空之时，电影院取这样的名字无疑是最好的广告。
这座影院的主人最初是德国人，后来一任是位俄国人，中文名陶福禄，他既是影院经理，又是外国片商。他死后埋在了南郊万灵山下的“老毛子”坟地。影院分上下两层，能容纳540人，有楼座、池座、正厅和包厢，池座即带靠背的木连椅，可以放些茶、瓜子之类。而正厅和包厢都是藤椅，茶具放在前面的矮凳上。正厅是池座后面的位置，外国人喜欢坐。包厢为六人座，适合公务、商务接待请客。后来，每到夏天，这里则在露天放映。
最初，放电影使用的是便携式手摇自磨电放映机，放映无声电影，也称“默片”。开始时电影时间很短，内容多是卓别林、罗克主演的滑稽片，西洋风景片和魔术片，以及英美烟草或南洋兄弟烟草的广告片。放这种广告片时，厂商代表还会在影院里向观众每人发放一包免费香烟。因“小广寒”是专门的影院，票价较贵，包厢三元，楼座一元，池座五角，楼下三角。在当时，一块银元可买一担米，在北京吃顿涮羊肉，五块银元可买一头牛。因此这里的观众不乏外国人。本地观众则多是职员、军人（享受半价）和有些文化的人。直到1927年新济南电影院（职工电影院前身）建起来之前，这里一直是济南唯一的专业影院。1946年改名为国民电影院，1948年改为济南电影院，1950年又改名为明星电影院，还一度举办中苏友好电影场。1955年电影院迁至经七纬十二路。原址很长时间作为济南市卫生教育馆，办过计划生育类的展览。“文革”之后，曾有企业借用此处作为文艺活动场地，后因年久失修，楼顶塌坏，建筑处于废弃闲置状态。
2011年6月1日，“小广寒”电影主题餐厅开业，店里陈设着各式老电影放映机。
这个有些特殊的院子历经百年风雨，记录了从开埠到解放，再到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是是非非，形成了属于它自身的“大院文化”。
虽为济南人，但早年商埠纬五路以西我是极少去的。1978年底，我刚参加工作时，先是到位于经三纬六路的济南饭店学习三个月，后到同样位于这个院子里的省旅游局工作。当时这一区域没什么店铺，行人过往车辆极少，很是幽静，与热闹的纬四路一带形成了强烈反差。
刚来单位报到时，我骑着自行车绕了两圈，才找着了这个四周有着高高围墙，大树探出墙头的大院子。石头垒的门垛上挂着上写“济南饭店”的小方牌，进门是圆形花坛，长满常绿的剑麻，春夏开着成串的白花。方方正正的院子，像个大花园。样式不一的五栋楼及一些平房，散落在参天大树间。东面的1号楼较为古旧，是贴着黄色瓷砖的别墅式建筑，是高级客房；南侧是处花园，圆形的西式金鱼池旁是几棵白玉兰，在初春时节总是争艳，叶子不发芽，花已开得硕大。游廊上藤萝开的则是紫色的花。正冲大门的红砖楼是2号客房楼，高两层，局部三层，像个高低柜。楼前是一排高耸的银杏树，秋天一片金黄。此楼西侧还有座坡顶带阁楼的小别墅。院子南侧是两栋50年代的建筑。3号楼有餐厅、宴会厅和舞厅，4号楼是客房。两座楼南侧靠近经四路的地方则有数十棵樱花树，每年四月花满枝头。后来才知道这里原是日本总领事馆。
1914年，日本趁一战爆发之际，与德国争夺山东权益。当年夏天，日军就沿胶济铁路进驻济南，随即宣布成立日本领事馆。但正式的馆舍是三年后的1917年开始修建的。设计者为东京帝国工科大学助教内田祥三。整个建筑由领事官邸、办公楼、宿舍和庭院组成。1927年升格为总领事馆。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复榘驱逐了总领事有野学，并在撤离济南时焚烧了总领事馆，仅留下金鱼池等建筑小品。1938年1月，总领馆人员又返回济南，于经二纬三路原山东民生银行建立临时总领馆，馆内机构也随之扩大，除设总领事、副总领事、司法系、警务系外，还增设了检查室、特高课等，以加强对济南的控制。继续任总领事的有野学随即着手在原址重建新馆。那座别墅式的1号楼便是总领事有野学的官邸，室内陈设华丽，楼梯、地板、墙裙均为深棕色木作，吊灯、壁灯均配铜饰，有客厅、主辅卧房、盥洗室和餐厅，厨房和小型锅炉在地下室。2号楼原是领事馆办公楼。此楼西侧的那栋小别墅则是副领事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