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财的宝葫芦
芙蓉街曾是济南老城内最著名的商业街，有过一百多家店铺，其中有很多老字号，有好几个“济南之最”，曾经引领济南的时尚潮流。
有位朋友对我说，台湾商人至今有这样的经营理念，凡是商业繁盛的街道，一定不能宽阔而敞亮，而应像宝葫芦一样密不透风，惟其如此，财气和运气才不至于漏掉。听起来，台湾人或者说是大陆去的台湾人还都讲些老理儿。这宝葫芦说法正是以前经商者所常常采取的。芙蓉街当年就是一个“宝葫芦”。
芙蓉街这个浪漫而极富诗意的街名源于街西今69号院内的芙蓉泉，此泉与街上其他两个泉子——南芙蓉泉、朱砂泉皆属珍珠泉群。金元时，附近建有姜家亭。因地靠王府池子，德王府修建西苑时，这里也沾了王爷的光变得富贵起来。清前期，韩观察将芙蓉泉圈进宅内，在此建芙蓉馆。清康熙初年，伴随德王府西苑的废圮，此地景色渐衰，桥毁亭塌，但曾寄迹于此的清代诗人董芸还是留下了“老屋苍苔半亩居，石梁浮动上游鱼。一池新绿芙蓉水，矮几花阴坐著书”的美妙诗篇。
中国向有“庙市合一”或“前市后庙”的街市格局，如南京夫子庙，苏州观前街，上海城隍庙等等，无一不是商贾辐辏之地。芙蓉街北有府学文庙和关帝庙，中段路东有龙神庙，路西有尼姑庵，加之西北紧靠贡院，香客、学子、车马行人日渐增多，商家富贾各路云集，街市便渐渐成型。至全盛时，这条宽不过四米，长不过五百米的街巷，与相连的芙蓉巷、金菊巷和平泉胡同等支巷在内，商号多达一百四十余家。裁缝铺、首饰店、染坊、书馆、照相馆、乐器行、诊所、铜匠铺、银匠铺、眼镜店、杂货店、鞋帽店、服装店乃至青楼妓馆等一应俱全，许多商号堪称“济南之最”。像济南最早出售水晶眼镜的眼镜店、济南最大的乐器店、最早的照相馆、最有名气的鲁菜馆、规模最大的菜馆、最早的镶牙馆、旧城内唯一的汽水厂，以及解放前老城内的最高建筑等都“挤”在这条街上，成为济南开埠前最为繁盛的街市。
既使你今天走在这条狭长的巷子里，面对着一座座斑驳破败而又古色古香的楼宇和宅院，一间间尘封良久的商号铺面，依然可以想象到当时这里的人声鼎沸和车马之喧。
街的南首有两幢斜对着的高三层的西式楼房，今天看来不怎么起眼，可在当时，这楼却是鹤立鸡群。路西那幢灰色的楼为山东教育图书社，由山东教育家鞠思敏、王祝晨、许德一等人发起，两百多位教育界人士共同参股，1913年创办，上世纪30年代后由大布政司街（今省府前街）迁此重建，济南设计师参照德式建筑设计，成为解放前旧城内的最新式的最高建筑。一层是营业厅，二层为经理室和公寓，三层是书库。楼外部采用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手法。三楼外设一不大的挑台，在此凭栏俯瞰，芙蓉街景一览无余。旧时这里主营中华书局的图书，兼营文具和教育学仪器，很受读者欢迎。据说在济南沦陷前的1937年，这家书店银行存款达七万多银元，相当于五座书店的成本。日伪政权时期，经营者一身傲骨，积极提倡国货，拒绝发行奴化青年的日伪课本。1962年，这家书店停止了经营，这座建筑曾被改为山东省教育厅招待所和电子器材厂的营业部，现为一家饭店包租经营。
街东，方方正正的那栋红砖楼则是上世纪20年代建立的广利顺杂货店，系旧城内最早采用机制红砖的建筑，在老城内一片黑瓦青砖的海洋里格外醒目。尤其采用新式的玻璃橱窗，方便了商品陈列，成为现代商店的雏形。
过去所说的“杂货”，并非今天所指的土产杂货，而是指服装、百货类。“广利顺”经销服装、鞋帽、绸缎、丝绣、进口瓷器、玻璃器皿，还有上弦启动的火车、轮船之类的儿童玩具等“洋广杂货”，成为当时老城内最为时尚的卖场。30年代，这里成为同生弧光美术摄影公司，以弧光灯照明布光，成为济南最大的“电光日夜大摄影场”。
芙蓉街南口第一个向东去的岔路是一条与之同名的小巷。芙蓉巷中有三家店铺在泉城路拓宽前尚存昔日的模样。巷中段路北、平泉胡同东侧是“老济南”心目中颇有些声誉的老号“大成永”鞋帽庄。这里生产的鞋子在城里很有名气，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头戴一品冠，衣穿大有缎，脚踏大成永。”现存的这座清末建造的三进四舍院，系明清时期商业建筑盛行的“前店后坊”式，至今二进院门上还保留着如意纹样和象征“福禄”的砖雕。房舍挑檐下还有“狮子滚绣球”等精美的石雕、砖雕造型，象征财源滚滚。
“大成永”的东邻原有一座娇小玲珑的二层小楼，这便是济南首家卫生镶牙馆。创始人张巽辰，临清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跟法国医生学习镶牙医术。1882年回到济南后，在芙蓉巷租了间平房，开展了镶牙业务，还游走街巷出诊。1926年在原址上建造了这座楼房，增添一些新的医疗器材，成为济南首屈一指的镶牙馆。这座建筑有上海弄堂及小洋楼的某些特点，北侧相连的又是典型的济南四合院。这家“袖珍”牙科诊所，无疑在济南医药卫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解除了一部分人的病痛，而且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健康理念。他们有时还聘请外地甚至外籍医师坐堂。我的姑奶奶早年来此镶牙时，这里已有脚踏牙车、口镜和拔牙钳等“洋玩意”。
大夫是位俄国人，好像中文名字叫俄守发。后来此人还在芙蓉街上开设了守发镶牙馆。1927年，张巽辰还派其得意门生赵鸣歧及侄子张暨堂在经二纬五路开设了分号，实行了病历和分科诊治制度。1942年，张巽辰病故，由于家务纠纷，分号与老号登报断绝了关系，分号改名为渤海齿科医院。后来随着大型西医院镶牙门诊纷纷设立，这里的生意逐渐惨淡下来。解放后有人借这老字号之名，搞起了中医诊所，通往后院的黑漆门扇上写道：“祛病除根，三针保好。”
芙蓉巷还是济南照相业的滥觞之地。早在光绪年间，这条巷子里就出现了济南最早的两家照相馆，一名“容芳”，一叫“耀华”，都是广东人开办的。镶牙馆对面偏东，原有一座剁斧石到顶的二层楼房，形制欧化，体量虽不太大，但很是厚重，稳稳地立在那里。从墙上镶嵌“照相”二字和建筑年代刻记推断，它便是兰亭照相馆，其前身是开埠不久后谢小鹏开办的小鹏照相馆，1915年以后改称“兰亭”。上世纪20年代以前，济南照相业普遍使用水彩为黑白照片着色，这样的色彩透明度强，易上光，但容易褪色。1922年，“兰亭”在济南率先使用油彩着色，既色彩艳丽，又便于长期保存。因油彩着色价格昂贵，多在社会上层人物和有钱人的大尺寸照片上使用。这座建筑1931年建造，在当时老城内其规模列各照相馆之首。
据说在泉城路拓宽规划中，镶牙馆和照相馆这两座堪称济南近现代商业标本的房子是要保留的，尽管争议很大。2000年开始动迁后，它俩还孤立于一片瓦砾中。直到2001年12月6日，这两个“难兄难弟”最终仍未逃脱被拆的命运。起先还将镶牙馆拆下的石头编上号，准备异地重建时照原样复原。但在不远处重建的假镶牙馆，根本没用那些原来的材料，原建筑墙上的“张巽辰牙医士”和“卫生镶牙馆”的精美刻石也不知去向。这座“假古董”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那座老建筑特有的沧桑和厚重相提并论，使济南老城区的改造中又多了一份遗憾。
济南人一向重吃，济南菜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的重要分支。旧时济南有四大鲁菜馆，两家在芙蓉街，一是燕喜堂，二是东鲁饭庄。
这里说的是燕喜堂老号。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老号的位置很“背”，或从芙蓉街南口北行至中段向东至金菊巷东首，或从院前经西辕门街西行至平泉胡同北首便是。这说明过去人们宴宾时与现代人的心理不同，多择“背巷”，而不喜欢要冲大道。燕喜堂创建于1932年3月，时值南燕北归时节，便得了这个雅号。它由两座三进四合院组成，有两个高大的门楼。今金菊巷1号为东院，是主人住宅，3号西院为店铺，共有十八间营业室，同时可容纳二百人就餐。创办人赵子俊，老家历城，十六岁进城打工，二十岁时到吉元楼饭庄以及后来在芙蓉街北首开设的魁元楼跑堂。燕喜堂这处房产原是济南电气公司董事长刘筱航（山东机器局总办刘恩驻之子）的房产，赵子俊在山东商业银行董事董丹如的资助下先是租赁，后来买了下来。因赵子俊科班出身，他对菜品质量和特色的要求很高。炉灶掌门人侯庆甫、梁继祥在烹饪技艺上追求典型的老济南风味，时称“历下风味”，以清汤、奶汤等汤菜见长。
我曾做过九年的餐饮管理工作，说起做菜以“汤”调味，那可是深有体会。所谓“吊汤”的方法，早在《齐民要术》中已有记载。制作清汤时以老母鸡、肘子骨，南方地区还要加上肥鸭等为主料，加水煮沸，再用微火煮，使主料香味溶于汤中，中间还要经过两次过滤，澄清汤汁。用此法制成的清汤，清澈见底，味道鲜美，清汤故名，广东人称其为上汤。制作奶汤须用大火，不用过滤，使之呈奶白色，广东人称之为“二汤”。绝不像现在做菜，一说奶汤，厨师便将“三花淡奶”放进去。济南菜素以清汤和奶汤作为烹饪时的调味品。除甜菜外，几乎所有的炒、熘、烩、炖等烹调兑汁时都要加入清汤。在白扒菜中要加入奶汤，这样做出来的菜味道鲜美醇厚。燕喜堂的老师傅们说，汤是唱戏的腔，炒菜的魂。灶间里一口大汤锅整天开着，不时地续骨头添水。有人说，在燕喜堂，前台的人到后厨来要块肉吃容易，要口汤喝却很难。有了这样的秘方，他们便创出了奶汤全家福、奶汤蒲菜、奶汤虾脯、奶汤鱼肚、清汤燕菜、清汤蝴蝶海参、清汤御笔猴头、汆黄管脊髓、莲子羹、八宝芙蓉鸭、五香苹果鸡、油爆双脆、卷筒鸭子、炸子酥鸡、蜜汁南荠丸等一系列招牌菜。
燕喜堂还有个“绝活”，即以梁师傅为主摆制的花盘看菜。他的“拼八宝”有葫芦与秋叶、吉祥与蝙蝠、扇面与白鹤、花篮与荷花等等，根据不同客人需求变换花样。燕喜堂的菜好，就餐环境又颇具家居生活气氛，给人以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多人都以在此就餐为荣。赵掌柜提出，做生意最讲究与人结缘，就连拉黄包车的车夫也要请进来，不能怠慢，点菜更是童叟无欺，丰俭由人。燕喜堂开业不足两年，便跻身济南府餐馆三甲。上世纪30年代，正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偕夫人胡絜青及朋友一同来此聚餐两次，冬天的一次吃的是济南名菜“菊花锅”。
1950年燕喜堂迁至今泉城路北。1956年公私合营，经理由创始人赵子俊的儿子赵鑫荣担任。赵经理曾用大半年的时间搜集南北特色菜谱，不断推陈出新。在一次济南市的厨艺比武中，燕喜堂的师傅都名列前茅，生意也有了新的起色。1958年，这家老字号又搬到今天的泉城路南卫巷口，“文革”后曾改名“红星”饭店。1980年后又改为“燕喜堂”。1986年新店又一次装修时，还特意请曾在济南求学的诗人臧克家题写了店名，挂在装饰一新的大门上。但无奈的是，到90年代，店面因经营不善被卖给了一家银行，这家曾红透老城半边天的饭庄就此有名无实了。好在燕喜堂老号的两座老门楼还在，赵子俊的孙子赵书元依然住在1号院内。2006年，赵书元找人刻了块黑底儿金字的门匾，上书“燕喜堂老宅”，算是对这一老字号、对祖先的追忆和缅怀。
与燕喜堂老号相临的今金菊巷5号和7号院，从建筑上看是这条巷子中最为上乘的宅子。5号门临街，正门为青砖黑瓦的古代门楼，砖石雕齐全，拱券上有石雕蝙蝠，嵌石匾额上有“咸宜”两字。入门为照壁，向左进院后为近代砖石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洋楼，精细坚固。楼后还有五个小型四合院。据说这里曾是一家颇有实力的钱庄，主人姓纪，后来去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还回来看过这座院子。还有人说这里在韩复榘时代曾是一处高档妓院，生意红火。
“咸宜”对面今金菊巷14号门楼，过去是书画装裱老字号英华斋。
1913年英华斋创始人白少杰从北京荣宝斋学艺回来，先在龙神庙处开店，1920年迁此。英华斋在当时的老城内很有名气，工作人员有二十余位。开始不收外活，只供南纸店销售的喜、寿及开业祝贺礼品中的中堂、对联、条幅和家堂轴的装裱。这里的绝活是古旧字画的揭裱。白少杰做这种活时要提前休息好，养精蓄锐，干活时门窗全封闭，不能有人打扰，用象牙制成的专用工具一点一点揭去衬在古画上的宣纸，有时揭一幅画需要很长时间，白少杰也从不偷工减料，从而保证了英华斋的质量和信誉。当年，黑伯龙、金棻、张立朝等书画家都是这里的常客。1956年公私合营，英华斋并入了济南金笔厂，字画装裱生意少了，但同时装裱各厂矿图纸、制作药盒。后来白少杰的儿子白泰鹤及老伴方宗英还住在这座老宅里。
与燕喜堂几乎同一时期创立于芙蓉街中段路东的，是一家以经营胶东菜和承办大型喜寿宴席为主的东鲁饭庄，日伪时期被改名为新东亚饭庄。前后共两进四合院，院落很大，东西还有侧院，可同时摆放一百多桌酒席，其规模旧城内独此一家。据说当年韩复榘娶儿媳妇时，就曾在此大摆喜宴，芙蓉街被挤得水泄不通。这饭庄后院有座九开间的二层楼房，至今尚存，青砖黑瓦，拱形门窗，后壁正对着王府池子，也成为一泓池水的背景参照物。旧时登楼，赏泉、小憩，别有一番滋味。
不长的芙蓉街上至少有三家在当时声名显赫的中西药房，均在路西。一是对着芙蓉巷口的中英大药房；二是面朝金菊巷口的明春堂药店；三是芙蓉街北段的普太和药店，都是清末民初创办。前两家系广东商人所为。过去济南的药铺多为京、津、冀和本省临清等地的药商把持。广东人的进入说明济南开商埠后投资环境有了改善，能够充分吸收各地的投资。尤其广东毗邻南洋，擅长将中国传统医药学与西方药业的先进制作、包装工艺相结合，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像当年明春堂以生产小儿良药“鹧鸪菜”丸剂最为著名，对小儿头痛脑热、消化不良有明显疗效。
芙蓉街的时尚化是全方位的。颇有商业经营头脑的天津人看到济南水好，且老城内当时还没有一家汽水厂，他们遂于1939年在芙蓉街偏北段路东搞起了前店后厂的济东汽水厂，成为旧城内唯一的汽水厂。当时生产汽水虽设备简陋，属手工生产，但操作十分严格，据说共有九道工序。人们自然对这种新型的喝了能嗝气的饮料十分好奇和喜爱。每至盛夏，趵突泉、大明湖这些游玩之地都有“济东”牌汽水的销售点。到了秋冬季，汽水的生意淡了，汽水厂便在院子里设了磨坊，用传统的石磨磨制面粉，在当时洋面（机制面粉）充斥粮食市场的情况下，受到许多老市民的欢迎。
芙蓉街占尽“地利”，它南临院西、西门内大街，北接府学文庙与大明湖相通，西与贡院、布政使司相连，东与王府池子、曲水亭街紧靠，加之拥有如此众多的商号和“第一”，人气颇旺，不仅是百姓商贾的生意场，也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们常到的地方。
解放后，芙蓉街上的老字号、老店铺几乎都改变了用途，有的成了民居大杂院，有的成了街道小工厂，有的成了集体合作社，有的成了街道幼儿园。上世纪50年代泉城路新商业街建成后，芙蓉街更是风光不再。这条没落了的老街在泉城路旁好像一条细长的夹缝，但也正是因为有了泉城路，芙蓉街也同北京王府井大街旁的东华街、上海南京路旁的中央商场、青岛中山路旁的劈柴院一样，有了依托，有了寄生的土壤。很多外地的风味小吃及济南当地的家常韭菜饼、马蹄烧饼、大米干饭把子肉等都在这里安家落户。每至饭口烟气蒸腾，热火朝天。
在传统的老字号中，后来只有巷子南口路东的三山眼镜店、玉谦旗袍店和宝明斋眼镜店了。济南最早销售水晶眼镜的店铺始称“一珊号”，后改成“三仙号”，传到今天三山眼镜店掌门人张广海老汉手中，已经历了四代。而位于街巷深处的玉谦旗袍店则有着百余年的历史。这家店铺不大的裁缝铺于清同治年间创立，今天的掌柜于仁谦是第五代传人。于仁谦的父亲于成章做了一辈子裁缝，公私合营后进了济南标志服厂做技术管理工作。家里至今保留着他做活用过的烧火烙铁、粉线袋、浆刀子、镘头以及美制的“胜家”牌老式缝纫机等老家什。从小耳濡目染的于仁谦除继承了祖辈传下来的精湛技艺和诚实的为人外，多的是几分创新意识和推销意识。他甚至将欧式晚礼服的样式运用到旗袍中，由于做工精细，款式传统中带着新意，不但当地的顾客登门，就连住在济南的许多外国朋友也慕名前来订做。说起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的芙蓉街，于仁谦充满深情，他愿在这里将先辈传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新世纪的钟声拉开了芙蓉街区改造的序幕。泉城路的拓宽工程率先将芙蓉街南首百年乐器店等部分建筑拆除，代之而来的是新型的所谓仿古建筑和街口上竖起的彩绘门楼。街口上那组栩栩如生的《老残听曲》的雕塑组合引来无数看客。
2007年，芙蓉街进行了一次改造，拆掉了一些破旧房屋，并将保留下来的建筑粉饰，引来一阵争议。街北段冲着省府东街（原小布政司街）的关帝庙做了许多年粮店之后被推倒重建。建起来的新庙比原来阔绰不少，供奉起高大的关公塑像。每年大年初一，庙里举行新年祈福撞钟活动。按照道教传统仪轨，大年初五，这里还举行关公巡游，人们抬着关公塑像与牌位由庙里走到街上巡游，途经的店家门前摆供设坛，燃放鞭炮，祈求财源滚滚。
陈年酒坛
大明湖南岸珍珠泉以北的几条僻静街巷，因地理位置优越，旧时有各色的客栈、印书馆、书店、饭庄和庙宇，是进城办事的人和游客歇脚的好地方。如今几乎所有的商号都成了民居，像一坛尘封的老酒，不打开不知其香。
明清时，从北京到各地，王爷府的后门（北门）一般称为厚载门，取“厚德载物”之义。但济南人却以讹传讹，将明德王府的后门称为后宰门。北门外这条东西走向的狭长街巷遂以此命名。它东起县西巷北首，与旧县衙、县学相邻，西至曲水亭街与文庙、芙蓉街相连，即所谓“芙蓉街，西奎文，曲水亭街后宰门”。南边经珍池街与院后街相通，北面与南北钟楼寺街、岱宗街相接，直达大明湖南岸。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比起芙蓉街来，少了些许商业的气氛和车马之喧，街道也显得敞亮。过去许多人逛完大明湖，总愿到这里走走，吃吃这里的小吃，逛逛这里的书店，至于那些各色的客栈更是进城办事人员休憩歇脚的好地方。如今几乎所有的商号、客栈都成了民居。
旧济南多庙堂，可谓有街就有庙。后宰门街东首是“土庙”，路北的关帝庙是济南府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武庙，占地七亩余，解放后被拆掉了。
西侧紧挨着的是佛教庙宇福慧禅林，解放前还住着和尚，至今尚存大殿遗址。建国后，前殿及后殿留存佛像十三尊，“文革”中皆遭殃。从后来被副食店包围着的三间北大殿，不难想象昔日这座庙宇的恢弘。此街西头则是“洋”教堂，是老城内唯一的基督教礼拜堂。错列其间的商号中有四大名店很值得翻翻家谱。济南有道名菜“九转大肠”，它就诞生于这条街东首路南的“九华楼”饭庄。“九华楼”面积不大，但建筑考究，东面、西面和北面各有一两层楼回绕成“凹”字院落，上下共十间，木门窗、花窗棂。临街北楼拱券门两侧各有一圆形花窗，仿佛两只大大的眼睛。楼南面的天井中有泉井，久旱不干。店主杜氏是清代济南富商，特喜欢“九”字，所开九家商号都冠以“九”字。该店的菜品以猪下货菜见长。光绪初年的一天，杜掌柜请客时以当宾客中有人得知其复杂的烹饪过程后，即席命名为“九转大肠”。一是取悦主人的“九”字癖；二是形容其烹饪过程如炼道家九转金丹。杜掌柜大喜，将这一菜名确定下来。这一菜品开了以猪下货为原料制作主菜上大席之先河。
济南各老字号酒楼均纷纷效仿，使这一菜品名扬四方，至今仍是济南菜中的主打菜。但不知为什么，九华楼渐渐衰败下去，几经转手卖给一位经营大鼓和麻袋的生意人戴立尧为住宅。入口券门上方有三个石刻大字“九华楼”，“文革”时被抹上厚厚的三合灰盖得严严实实，老字号渐渐被人遗忘了。
戴立尧的外孙盛长贵自1947年出生后不久就住到这处楼院里，对这里的一切充满深情。2000年，盛长贵将门口石刻匾额上的灰皮铲去，“九华楼”三个端庄大字显露出来，常常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县西巷拓宽时对是否拆除这座建筑有很大争议，后来采取了拆除异地重建的方案，拆下的石头、砖头也编上了号。在保护性修复的武岳庙内，九华楼重建起来。整体模样与原建筑相差不多，只是建筑朝向由原来的坐南朝北改为坐西朝东。房子自然也新了许多。那块刻着“九华楼”三个字的石匾还保留在文物部门的库房里。
与九华楼相比，街中段路南的“同元楼”饭庄名气更大。虽以楼命名，一座门楼内却分为两个平行的两进四合院。西侧为店铺、厨房，东侧为住宅，形制如同金菊巷内的老燕喜堂，各个院子相通，珍珠泉和珍池（当地人称鸭子湾）流出的清澈泉水汇成明渠，流经院内天井，店家将木箱放进池水中放养鲤鱼供客人选点。东家是历城县董家镇吕家庄的吕正轩。他读过私塾，有些文化。辛亥革命那年他与四弟吕本礼联手创办饭庄，取名“同元”。该店既经营小吃，又承办酒席。“拿魂儿”的是各色的面食，如蒲菜猪肉灌汤包、金丝卷、银丝卷、素菜包等。灌汤包将大明湖里采集来的蒲菜和半肥半瘦的猪肉剁成馅，以上好的酱油等调料“喂”好，加进早已加工好的高汤肉皮冻，包好上笼蒸熟，味道鲜美，散发着蒲菜特有的清香。
当时在济南颇为流行的糖醋鲤鱼、荷花粉蒸肉、罐儿蹄等，该店也做得挺棒。20世纪50年代，随着部分私营企业寿终正寝，同元楼也歇了业。现在的西院成了居民杂院，房舍面目全非了。东院为吕本礼的儿子吕海生的住所，保持着建筑的原貌。抗战胜利后，二十多岁的他作为同元楼的账房掌管着饭庄的财权，成了店里的顶梁柱。后来，他又成为吕家盘进的玉美斋食物店的中坚，在西门外估衣市街路南做起了点心生意。
这条街上还有家过去很著名的酱菜店远兴斋酱园，它是颇具商业头脑的章丘东北乡李家的产业，是其在济南开办的八大“兴”字商号之一，创办于清末。远兴斋本身也是联号，全市有三四家分号，属这家铺面最大。据说生意最火时，能装五百多斤酱菜的大缸就有三百多个，占据了街东首向南至珍池的多处院落。这里不仅酱菜做得好，而且用玫瑰花酿制的“玫瑰池”烧酒也远近闻名。
清同治年间，曾任左宗棠总管的胡雪岩利用其官场和经商生活中积累的资本，在杭州创办了中药店胡庆余堂，各地中药店仿效者甚多，庆余堂遍地开花。后宰门街北今83号是位姓尹的老板开的一家中药店，其店名改一谐音字谓之“庆育药店”。该店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式，铺面不大，三开间，前出厦，檐下挂罩雕刻精美，后院为二进四合院。自产的药品中儿科良药“至圣保育丹”成为店里的招牌药，此药配上药引子，可治愈很多儿科杂症。20世纪50年代，庆育药店歇了业，后来的铺面是一位姓郑的大爷开的小百货店，后院则成了住家户。至今门额上“庆育药店”的墨迹清晰可辨。屋内还保留着原来的隔扇。可能是借了原先老字号的光，小店的生意不错。
因后宰门街西连文庙，东靠县学，北面又多是学堂，颇具文化氛围，街上便有几家在济南很有名气的书报馆及书店。同治年间私营的山东书局，1902年改由官府出资招商经营，改名山东官书局，地址就在这条街的路南。1922年2月又转由私人经营，并迁至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西段）路北，主要是刊印发售书籍业务。这里还有家“大公石印馆”，系1905年由山东工艺局总办沈景忱创办，以印刷4开版的《简报》著称，又名简报馆，这是山东第一家石印馆。因该报发表了许多振兴实业、抵御外侮、收回权益的进步言论，成为当时济南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最多时发行量为四万份。后来由于办报人日渐保守，又不善经营，1929年7月停刊。街上还有家书店，以经营古文献见长。1922年10月18日中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北大著名学者、教授胡适来到书店，购买了石印的李文田著《元秘史注》和洪钧所著的《元史译文论补》，总共花了六角钱。
济南的私宅中具有江南民居风格者凤毛麟角。这条街上偏西路南的田记公馆是其代表。今86号院的田家，原为殷实富户，据说是开染房的。院落的正门已不存在，但内部院落保存较为完整。入口是一道精巧细致的砖雕组成的月亮门，进门是一座太湖石砌的假山，假山下原有泉池，后被填埋。
绕过假山向北的院落为正院，正屋朱红色大漆立柱及门窗花格扇工艺精美。南院有一处卷棚顶拱券门，上亦有精细的砖雕纹饰，拱门内有两层青砖楼，玲珑雅致，北侧山墙上为六角窗。此楼据说是小姐的绣楼。
城市书斋
济南长期作为县、府、省三级衙署聚集地，是全省文化教育中心。拥有大型的文庙、贡院和各色书院、私塾、义学和新式学堂，相对集中在环境清幽宁静的大明湖南岸。
早年，贡院作为举行乡试或会试的场所，非济南独有，布局和构成各地也大同小异。今天的贡院墙根街东有座面向西方的大照壁，长达二十四米的正墙与两侧翼墙构成“八”字形，其长度在济南仅次于济南道院影壁，百姓称之为“状元墙”。照壁对面原是一石牌坊，过石牌坊向西三十米是南北甬道，北面就是原来的贡院。贡院大门三楹，两侧各有东、西辕门。门内建有“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两座牌坊，以标榜科举制度的公正与廉明。二道门称龙门，进来后即见至公堂，为监临官及其所属办公的地方。至公堂后为明远楼，为全院制高点。考试时监临、监试、巡察等考官于此居高临下监督考生。楼后是聚奎堂，考官们在这里评阅试卷，决定录取人选。堂楼两侧为应试号舍，应考者入内即封号棚，考生考试和食宿都在里面，待交卷日才打开。
至光绪年间，应试号舍达一万五千个。全院围墙两重，内墙高一丈，外墙高五丈，墙上都密布荆棘以防爬越，故有“棘阁”之称。
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在贡院内创办“师范学馆”，即后来的济南师范学校。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制。此后，至公堂以南建成提学司署；监临院以北改建为济南府中学堂，即济南一中的前身，又在提学司署东建模范小学，后为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东新号改建为省立图书馆；西新号建为咨议局，辛亥革命后改为省议会，因其建筑的造型颇为奇特，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大鸟笼子”。1912年12月，孙中山曾在这里演讲。如今，贡院和“大鸟笼子”早已消失了，那些学校也早早搬了家，原址上改建成省政府所属机构的办公楼和宿舍楼，只有图书馆旧址和贡院墙根街保留至今。
1908年，山东提学史湖南人罗正钧向抚署提出创办图书馆的建议。次年正月，时任山东巡抚袁树勋上奏《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集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次月即获钦定。当年3月由罗正钧主持开工，至9月竣工，耗银两万，建成了遐园，罗正钧题写的“遐园”石刻如今仍立在东侧回廊入口，即原来大门处。
遐园是一座典型的园馆结合的庭院式建筑群落。当时建有书楼两层，因背靠大明湖，面朝千佛山，取名“海岳楼”，另有一贮存金石的楼取名“宏雅阁”。还建有神龛、虹月轩、金丝榭、碧云轩、碧琳琅馆、明漪舫、浩然亭、朝爽台等，与扬波的碧水、飞架的小桥、摇曳的垂柳一同构成风景图画，被文人雅客称颂为“南阁（天一阁）北园（遐园）”。
因当时带有博物馆性质的济南广智院为洋人开办，山东还没有专门的文物收藏、陈设的场所，所以图书馆还兼有博物馆的某些职能。当时，这里除有经、史、子、集等四类线装书外，还珍藏了许多碑刻及佛造像。其中，碧琳琅馆内有十块出自嘉祥蔡氏园中的珍贵的汉画像石，曾被日本人购买，罗正钧出钱购回，存放于此。馆内还有动植物标本陈列。院子里饲养着珍珠鸡、寒翠鸟、梅花鹿和金钱豹。
1922年，山东省教育厅在图书馆内举办山东历史博物展会，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古生物、教育、社会风俗、工商、农业等七大类，洋洋大观。
展览开幕时，蔡元培、梁启超、陶行知等名流专程出席，梁启超还作了长篇演说。1928年“五三惨案”时，日军炮火轰击城区，馆舍建筑和藏书文物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夏，城北火药库爆炸殃及书楼，岌岌可危。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与刚刚上任一年的馆长、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和目录学专家王献唐决意建一处新的藏书楼。1935年3月动工，当年10月落成。这座两层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名“奎虚书藏”，取古天象“奎星主鲁，虚星主齐”，意在涵盖齐鲁之精华。正门匾额石刻“奎虚书藏”四字，为时任教育部部长傅增湘题写。楼内藏新旧典籍二十六万册，楼下有阅览室，可同时容纳四百人。此外还有金石文物室、柳氏捐书纪念室等，时为省内最大、全国十大公共图书馆之一。梁启超曾评价道，中国公共图书馆，除北京外，以山东为最佳。“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1939年4月，在海岳楼旧址改建抱璧堂。1945年12月27日，山东战区日军受降仪式在“奎虚书藏”一楼大厅举行。当天，第十一战区副司令李延年题写了“我武维扬”匾额，至今藏于该馆。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成为国民党的兵站，还存放军械弹药，禁止读者入馆。1949年3月图书馆重新开放时，当时编目上架的图书仅有3200册，其中还包括1500册新书。
在山东文博发展史上，王献唐（1896-1960）居功至伟。他出生于日照韩家村，幼读家塾，十一岁时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习土木工程。后就读青岛礼贤书院，先读完文科，又插班德文科，很得院长德国人卫礼贤赏识。后在济南《山东日报》和《商务日报》任编辑。1922年，任青岛督办署秘书。1926年，随其姑丈、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国学大师丁惟汾赴南昌，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和中央训练部总务科长。1929年任省立图书馆馆长时还兼任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和齐鲁大学讲师。济南解放后再度出任馆长一职。一生勤于著述，身有遗稿数百万言。长于文物鉴定，精于目录学，诗、书、画、印功力深厚，并以献身精神力保文物不失。1931年4月，当他得知日本人大田且企图将潍县高氏上陶室所藏五百余件秦砖汉瓦通过青岛火车站外运时，他急电青岛站要求截留，并通过山东省教育厅电请教育部予以没收并交省图书馆保存。同年7月，他又听说潍县陈氏万印楼欲将所藏钱币、刻石、陶器、杂项及秦砖汉瓦共计3826件，以9万元售予日本人，他立即呈报教育厅，并亲自到潍县陈宅接洽，终以3000元将上述文物收归公有，成为馆藏。
抗战爆发后，为避免馆藏古籍善本、书画与金石器物精品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他及时向省政府建议异地存藏并申请款项，但政府置之不理。1937年10月，无奈的他只好选择其中的精品装了满满二十几只大木箱，分三批运到曲阜，通过孔德成安排到孔府内妥善保存。后见曲阜亦陷于炮火之中，他又告别妻儿老小，变卖自己的收藏，筹措运费，从中挑选出五箱精品中的精品，包括商代铜器、秦汉瓦当、唐代经书、宋元善本、明代瓷器等共计2111件套，与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友李义贵，随省立医院改组的随军车辆由兖州一路南下。漫长的旅途中时常遇到日机空袭，但他们三人始终与五大箱子宝物形影不离。王献唐曾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命’。”次年初抵达汉口时，苦于经费不足，货船难寻。恰逢南迁的国立山东大学需要中文系教授，他便接受时任山东大学代理校长林济青的邀请在四川万县授课，并预收八百元酬金作为运费及三人日常开支，文物也运到了万县。不久，山东大学暂时停办，他们又一次失去经费来源。王献唐只好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求助，作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到已迁至四川嘉定（今乐山）的武汉大学工作，至1938年11月24日，终将这批宝物运抵乐山大佛寺，依照防霉、防蛀、安全严密的要求，选择天后宫内大佛一侧隐而不露且朝向好、易干燥的崖洞存放，并砌堵洞口。历时近一年零一个月，辗转行程约三千五百公里。王、屈二人为了生计，向李义贵作了守护嘱托，就先后告辞，到大学和学术团体履职。李一人留在了这里。开始时李义贵还能收到王献唐寄来的津贴，但随着战事的加剧，李义贵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他只有到江岸做搬运工，担沙扛石，疏浚清淤，摆地摊，卖香烟和山果，以换取微薄收入糊口，苦苦熬过了十三个春秋。1951年，这批宝物方运回山东，分别成为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的藏品。后来王献唐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赋四首七绝，其中之一感慨道：“故家乔木叹陵迟，文献千秋苦自支。薪火三齐留一脉，抱残忍死待明夷。”1960年，王献唐病逝，葬于济南西郊万灵山下，路大荒撰写了碑文。1994年，墓迁至青岛大学后的浮山，墓表为孔德成撰写。
与王献唐当年同甘共苦的屈万里，是济宁鱼台人，就读于济南府学文庙内的东鲁学校高中部文科班，该校校长是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并担任过山东省联合会会长的夏溥斋（名继泉）。“五三惨案”时，学校被日军所占，他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拿到毕业证便返回家乡，1929年任鱼台国立图书馆馆长。后经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应聘于省立图书馆。1949年去了台湾，成为同样去了台湾、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的秘书，后来成为中文系主任。1972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客座教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学大师。而李义贵自四川回来后一直在山东省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工作到退休，后来与我父亲同住在上新街省博物馆宿舍楼的同一单元内。巧合的是，王献唐的家于1956年由经十路14号搬到了上新街的这处博物馆宿舍院，只是那时没有现在的楼房，是个大的四合院，王家住南北两处平房，共三间。
2002年10月1日，位于济南东外环路上的新山东省图书馆大楼落成并正式开放。大明湖畔的老馆也有幸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大明湖新区的一景。
过去贡院的北面贴近大明湖南岸还有条贡院后街，后来叫临湖街。街的走向呈“凹”字型，原与大明湖内的辛弃疾纪念祠（原是祭祀李鸿章的李公祠）一带相通。很多人家花脊翘檐，木雕挂落，多是商贾富户。街上有晏公庙和潘公祠等祠堂。晏公庙是纪念春秋时的齐国相晏婴所建，余有一门一殿，解放后成了掏粪工人组成的环卫队的办公地。2001年3月，此街开始拆迁，划进了大明湖景区。拆迁时只留下了晏公庙正殿和潘公祠，晏公庙的老门楼和其他的老宅一起被拆掉了。
大明湖正南门西行路北即私立正谊中学旧址。辛亥革命后，山东大教育家鞠思敏与同盟会成员刘冠三、王讷等人看到济南的中学堂太少，无法满足培养人才之需要，于是筹款，自1913年6月至9月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在这秀丽的湖畔，利用为清同治年间山东巡抚阎敬铭修筑的阎公词旧址，开设了这所学校。鞠思敏（1872-1944）任首任校长。他是荣成人，清末举人。青年时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历史系，毕业后在北洋军阀张怀芝部下任职。曾出任山东省教育司司长、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后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省立第一乡村示范学校首任校长，还在北园先后创建了七处民众学校。他因热爱教育，力主办学，深得济南人爱戴。为纪念他，原先从岱宗街北口至大明湖鹊华桥东有一条“思敏街”，如今成为明湖路的一部分。“正谊”开始为旧学制，1924年实行新学制，改为完全中学并附设小学，还在花园庄开设了分校。这也是济南教育史上最早的中学之一。
师生中即有早年追随马列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像1922年济南地区直属党支部代理书记马克先，济南第一批共青团员李卓吾、宋辅圣等，也有张春桥这样的人物。解放后改为公立，并更名为济南第十七中学。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后又更名为济南第一职业中专。
济南府学是旧时济南府设立的国学学校，内祀奉孔子，也称文庙。为与历城县文庙区别开来，济南人又管这里叫府学文庙。它南起芙蓉街北首，北到大明湖畔。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是老城内现存最古老、规模也最大的建筑群。同其他孔庙的程式化布局一样，府学文庙在中轴线建有万仞宫墙（影壁）、棂星门、大成门、泮池、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等建筑。两侧则有东西两庑、乡贤祠、节孝祠、名宦祠、崇圣祠等附属建筑。大成殿绿瓦覆盖，阔九间，进深四间，飞檐斗拱。内供孔子及四大弟子的塑像和“十二哲”牌位。东西两庑供奉七十二弟子的牌位。殿内有明嘉靖庚申年吴维岳临吴道子画孔子像石刻。殿前还有两个精制的碑亭。论其规模及建筑体量虽不及孔子故乡曲阜的孔庙，但比起南京夫子庙来气势要恢弘得多。
旧时每年二月和八月的上丁日，即入月后所逢第一个丁日，即为孔子的祭日，亦称丁祭。每到此，文庙内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杀鸡宰羊，举行祭孔仪式。还因这里紧靠贡院、各色学堂和芙蓉街，即使在平日，许多学子及赶集的人也会到此祭拜。
1929年，教育家、戏剧家赵太侔在贡院墙根街和府学文庙成立了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设话剧班、京剧班，成为当时全国较有影响的三处剧院之一。赵太侔（1889-1968），原名赵海秋，艺名赵畸，益都（青州）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戏剧。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并在北大任戏剧理论兼职讲师。他应时任山东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之邀筹建山东大学，但不忘推进戏剧运动和京剧改革。实验剧院成立之初，除他和新婚妻子俞姗以及吴瑞燕、秦虹云外，又招收了俞启威（俞姗之弟，后改名黄敬）、魏鹤龄、李云鹤（江青）、崔嵬、陶金等人。当时李云鹤只有十五岁，与母亲一同住在按察司街27号其堂叔李子明家。两年后她在济南经历了一段极短暂的婚姻，之后便去了青岛。
1934年，大力提倡“尊孔”的韩复榘，组建成立了山东孔教会，筹款修缮了文庙，他带头捐款两万元，蒋介石捐了五万元。1936年8月28日，济南各界在文庙举行祭孔典礼大会。孔子七十七代嫡孙、最后一位被袭封为“衍圣公”、国民政府改封“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孔德成在典礼上发表题为《信与忠恕》的讲演。祭孔当天，省政府各部门还放了公休假。
解放后，随着历次政治运动对孔子的否定与批判，文庙附属建筑大多已废，主要建筑尚存，被“肢解”为四块。高近六米、厚达一米的影壁和单檐歇山三开间的大成门被围在街道工厂里。按照“周礼”专设的半月形泮池和济南最早的五孔石拱桥北面原是家铆焊厂。解放前，利用府学文庙明伦堂、尊经阁两个院落建成了鹊华桥小学，后校北拓宽为大明湖路，校名遂改称明湖路小学。大成殿被包围在校园的中央，“文革”时还成为礼堂，时常放电影，后来成了学生们退避三舍的危房，放些破旧杂物。房顶上的筒瓦和木檩条有多处塌陷，伴着风雨时常坠落。学校为保护孩子们，不得不围起简易围墙。至于府学文庙的第一道门棂星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被拆卸移至大明湖正南门，成了公园的牌坊。1981年，那座重檐斗拱、原木结构的牌楼又被拆卸到了五峰山。现在的大明湖牌坊是比原来大了一号的钢筋水泥复制品。
2005年9月10日，府学文庙千年大修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原有文庙建筑整合置换，交由市文物部门统一管理。先后修复了大成门、东西廊庑、东西御碑亭、戟门、东西掖门、屏门、棂星门、牌坊、更衣室等，大成殿更是抬升地基，落架重修，恢复了原有建筑规模与气势，蔚为壮观。2010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历时五年的重建工程竣工开放。成人礼、开笔礼等仪式活动成为开放后每年的保留活动，为这座城市再添几分厚重。
与府学相连的几条陋巷，依然是古旧的气息。原先府学文庙的东西院墙，是青砖砌成的花墙，困此府学东西相邻的街道则分别叫东、西花墙子街。
紧靠泮池的东花墙子街，早年很繁盛。像孙辑五的古籍书店聚文斋、良辰照相馆、郭大锥剪子铺、裱画店、古董店，还有饭馆等等。在东花墙子街南首，府学文庙的东便门外，原立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之石碑，与曲阜孔庙东南角上的石碑同出一辙。人进了庙，马自然要暂时留下，于是马就被集中地拴在了这条短短的街上，马市街之名由此而来。
东花墙子街向北，府学东侧有条短街，因地处府学东旁门里，故称庠门里。“庠”是古代学校的称谓，“庠门”便是学校的一种统称。胡同西面就是泮池，过去上学即叫“入泮”，学校的树林也叫“泮林”，因此这府学墙壁之外的街就叫“泮壁街”了。
老济南早有“三山不见”的传说，还有“三山不见出高官”的民谚。
这三座“山”分别指历山顶街上的历山，汇泉寺街上的灰山，还有庠门里街上的铁牛山。说是山，其实都是些不足一米的“小山包”。铁牛山，这条街上的人就叫它铁牛，早先铁牛就裸露在街边的玉带河畔，黑乎乎的，牛一样的样子，对此习以为常的居民也没感到怎样。至于铁牛的来历，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有人说它是“镇水之宝”，有人说它不过就是块天然的铁矿石。但究竟是此地原产，还是他处运来，何时在此，历史上都从无记述。清人有诗云“我问济水南，沧桑变未休。历山久无顶，耕者沉铁牛”，并且诗后加注曰：“历山、铁牛山久埋入地，今成市冲而存其名曰：历山顶、铁牛顶云云。”由此看来铁牛在此颇有些历史了。
20世纪70年代，街道居委会盖房将其压在了一处平房下，这铁牛摇身一变成为“地下文物”了，从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2001年10月2日上午，经各方面精心准备和策划，将埋藏地下三十年的铁牛进行了挖掘。为此，地质勘探部门用了精密的航空遥感技术来测定铁牛的具体位置。电视台甚至动用了平时很少使用的数字卫星转播车对挖掘全过程进行了直播，现场人山人海。但铁牛挖出来，令人大失所望。它非石非铁，质地坚硬，有人说是古代炼铁的遗迹，有人说是“天外来客”陨石，虽然尚无最后定论，但这个黑家伙被拉到济南市博物馆存放也就算寿终正寝了，无人再去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