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救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程序，大体包括灾害预测、灾情上报、灾情与救灾研究、救灾推行四个步骤。
一、灾害预测
我国古代就出现了灾害预测制度。负责灾害预测的主要部门是太常，其属官太史令，有通过占卜或观测天文现象预测灾害的义务。《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端应、灾异，掌记之。”此外，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及平民百姓也可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对灾害作出预测。根据预测原理不同，可以分为卜筮占测、天文占测、气象占测、物理占测、人事占测等五种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包括了大量巫术迷信、天人感应的内容，但也包含一些科学道理。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一）卜筮
《周礼·春官》载有大卜，“掌三兆、三易之等但蓍龟卦兆有生数、成数之鬼神，是鬼神之事。”下属有龟人、占人、筮人等。《史记·龟策列传》记载了龟卜灾害的方法：“卜岁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节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二）天文
《周礼·春官》载有大史，《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貣。”其下有冯相氏、保章氏，冯相氏，“冯，乘也；相，视也。世登高台以视天文之次序”。保章氏，“保，守也。世守天文之变”。大史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预言人间吉凶，当然包括自然灾害的预言。《史记·天官书》记载了观察月亮、土星运行预言灾害的说法。“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当然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准确。
（三）气象
通过对云气、风向、阴晴冷暖等气象的观察占测灾害。《史记·天官书》载，西汉有个叫魏鲜的人，在“腊明”、“正月旦”观测风向，预测灾害。“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天官书》还记载了另外一种方法，“从正月旦比数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索隐：“谓以次数日以候一岁之雨，以知丰穰也。”集解孟康曰：“正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四）物理
通过对植物、动物、非生物的观察，预测自然灾害。《史记·天官书》载，正月初一这一天，如果天气晴好，可以通过测听“都邑人民之声”的办法来预知灾害。“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征，旱；羽，水；角，岁恶。”这个方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另外，王充在《论衡·变动》中说：“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故天且风，巢居之虫动；且雨，冗处之物扰。风雨之气感虫物也。”王充所言比较可信。汉代通过物理原理，还发明了一些检测灾害的工具，如观察风向的，《淮南子·齐俗》：“不通于道者……终身隶于人，辟若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高诱注：“，候风者也，世所谓五两。凡候风，以鸡羽重五两，系五丈旗。”此外，运用这一原理的还有东汉张衡发明的检测地震的地动仪等。
（五）人事预测
汉代相信天人感应观念，常常认为人的不当行为会引发自然灾害，也会根据人事预测自然灾害。这些预言大部分是不可信的。汉宣帝时，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耿寿昌兴办常平仓的建议，说：“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萧望之的说法完全是臆测，连宣帝也没有相信他的话。汉代也有一些预测反映了人类破坏生态引发自然灾害的情况。吏治腐败、政令不当导致社会承受自然变异能力下降，也是自然灾害的诱发因素，因此，这方面的预言也有合理的一面。元帝时大臣贡禹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贡禹揭示，政府大兴劳役，影响农业生产，可能会引发饥荒。凿山采矿、破坏森林导致生态失衡，引发水旱之灾，他的说法现在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二、灾情上报
秦汉时期，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政府必须及时、如实地上报灾害发生情况。秦国在统一六国前就已经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灾情上报制度。《秦律十八种·田律》：“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易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这是规定，凡下了及时的雨以及谷物抽穗，应立即以书面向上级报告受益和抽穗的田亩数和已开垦而未耕种的田亩数。禾稼生长后下了雨，应立即报告雨量多少和受益顷数。如遇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也要及时报告受灾的田亩数。近县派人步行送达，远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汉代继承秦代的灾害上报制度。汉宣帝时，魏相为丞相，“敕掾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灾情的上报是“上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如《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对于旱灾的监控：“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地方各个郡国从立春到立秋都要向中央上报当地降雨情况，如有灾情就采取救灾措施。如果地方政府上报灾害不实，那么这一级政府的首脑或者相关责任人，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曹褒于和帝永元七年（95年）出任河内郡太守，“时春夏大旱，粮谷踊贵。褒到，乃省吏并职，退去奸残，澍雨数降。其秋大孰，百姓给足，流冗皆还。后坐上灾害不实免”。
三、灾情与救灾研究
灾害发生后，一般程序是皇帝下诏求谏，大臣上书，探讨灾害发生原因和救灾方案，最后由皇帝颁布救灾措施。
下诏求谏。求谏选士诏书是灾异发生后由皇帝发布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自谴，自认为政失德，招致天灾；二是求谏，希望公卿大臣能够直言进谏，对朝政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和改进建议；三是选士，要求公卿、二千石向朝廷推荐直言、贤良的人才，或者是明晓阴阳灾异之士。例如：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灾情研究。皇帝求谏选士诏书发布后，公卿百官或亲自上书，或举荐人才上书。朝廷接到上书后，有时亲自接见上书人或与其多次讨论救灾问题，有时集中召见一批。皇帝有时还将灾异奏疏交由大臣讨论。救灾建议是否采纳则有多种结果，有的是赏人而不用策，有的部分采用，有的允许试行，还有因言获罪的。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十二月发生日食、地震，成帝下诏求谏，这时，太常阳城侯刘庆忌推荐谷永。“对奏，天子异焉，特召见永。”第二年夏天，汉成帝又一次召见谷永，谷永说：“日食、地震，皇后、贵妾专宠所致。”谷永的对策成帝十分满意，当时，“对者数十人，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上皆以其书示后宫”。有时候，因为灾情严重，朝廷还会召集官员会议，集中讨论，反复榷商。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
下诏救灾。经过灾情研究，由皇帝下诏采取劝农、禀贷、减免赋税徭役、节用等救灾措施。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因地震和饥荒而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以上我们考察了汉代一般的救灾程序，在实际救灾过程中，不可能机械地遵守灾情上报、灾情研究、决策救灾“三部曲”，救灾与灾情研究往往同时进行。多数情况是对于常见的或不太严重的水旱灾害并不需要专门研究，朝廷和地方往往“例行救灾故事”，朝廷研究的灾害都是他们认为重大的灾异，如日食、地震、严重的水灾、旱灾、疫灾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汉代深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朝廷认真研究出来的“救灾方案”往往并不科学，总是将救灾重点转移到人事、政治上去。现在看来，汉代各种灾异上书，都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四、救灾措施的推行
中央经过灾情和救灾研究，最后由皇帝下诏制定救灾措施，并安排各级官员贯彻执行。推行救灾从主体上讲，有皇帝亲自救灾、遣使救灾、地方官救灾三种推行方式。
皇帝亲自救灾的情况较少，其中又以参与水旱之灾救助较多。汉武帝和光武帝都曾亲自巡视和救治水灾。元封二年（前109年）夏四月，汉武帝“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光武建武“七年（31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聿城门，帝自行水”。东汉还有皇帝和皇太后录囚救旱灾的记载，如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天旱。“车驾亲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和帝永元六年（94年），“时岁灾旱，祈雨不应……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安帝永初二年（108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庐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永初六年（112年）五月，旱。戊辰，皇太后幸洛阳寺，录囚徒，理冤狱。
汉代遣使救灾有以下特点：
（1）从时间看，从汉武帝始到汉献帝终，几乎贯穿整个两汉时代。因此可以认为遣使救灾是汉代一种经常性的救灾方式。
（2）从人员组成看，有皇帝侍从官，有三公属官，也有御史台官员，还有太医。以皇帝侍从官员为主，三公属官所占比例甚小。御史台出使情况较少，主要是处理灾害发生时期的治安、刑狱问题，太医出使多为随从，主要针对疫灾。
（3）从针对的灾种来看，水、旱、地震是遣使救灾的主要对象，此外还有疫灾、火灾、蝗灾、日食、饥荒等情形。
（4）从作用来看，使者主要是代表中央政府对灾情进行核实，根据灾情确定救灾的方法或标准，并领导地方政府救灾。孔光，“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数使录冤狱，行风俗，振赡流民”。也有使者是专门执行中央指定的一项救灾任务。如前面提到的御史、太医都是执行专项任务的。此外，使者还有监督地方政府救灾的责任。元帝时，博士、给事中平当“行流民幽州。举奏刺史二千石劳来有意者，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地方官救灾是两汉最常见的救灾方式。地方官的代表就是郡守，其秩级是二千石，因此，汉代诏书中常称他们为二千石。每当发生灾害时，两汉经常有诏书要求地方郡守奉公守法，举荐人才，积极救灾。西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春，国内发生饥荒，夏四月，诏曰：“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东汉明帝建初元年（76年）春正月，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和帝永元十年（98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