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监察是对救灾过程中官员的救灾行为进行监督，并根据其表现进行奖惩，以保证国家救灾方针的落实。救灾监察是救灾程序中的一个必备环节，贯彻救灾过程的始终。救灾监察包括三个部分：监察体系，灾害责任，救灾奖励。
一、监察体系
汉代存在着严格的监察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包括对救灾进程的监督。大体上讲，监察体系分为三个部分：皇帝三公的监察，刺史监察，太守监察。
（一）皇帝、三公对郡国的监督
当有大灾发生时，皇帝有时亲自指挥、监督救灾。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更多的情况是，中央派遣太常属官（博士）、少府属官（侍御史、中谒者）、光禄勋属官（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谒者）、三公属官（府掾）作为使者，到灾区巡视。一是直接参与救灾，二是实行对地方救灾的监察。安帝延光三年（124年）六月……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灾害，督录盗贼。第五种是“永寿中，以司徒掾请诏使冀州，廉察灾害，举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众，弃官奔走者数十人”。
（二）刺史监察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刺史负责监察救灾的不法行为。如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京师及兖、豫、徐州大旱。次年春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在灾害之年，刺史也有直接监督中央救灾措施的执行情况。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六月，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刺史有监察救灾职责，但发放救灾物资需要向中央请示，否则就是违法犯罪行为。不过，汉代对救灾行为中的此类行为，常常比较宽容。《后汉书·王望传》载：王望，字慈卿，客授会稽，自议郎迁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请，章示百官，详议其罪。时公卿皆以为望之专命，法有常条。……帝嘉意议，赦而不罪。
诸侯国似乎也没有自主救灾之权。东汉权臣窦宪被杀后，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窦宪之弟夏阳侯窦瑰“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李贤注：“禀，给也。假贷贫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
（三）郡国对县的监察
汉代郡太守有巡县职责，《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章帝时，鲁恭为中牟令。“建初七年（82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风俗通义》记载：“陈龟迁京兆尹，民有疾病则给医药，常使户曹巡行。”户曹就是派出巡行救灾的官员。郡守还设有督邮一职，专门监督下属各县情况。“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实际上郡下设督邮数量并非固定为“五部”，汉代各郡督邮有两部、三部、四部、五部，视情形而定，多以在郡中方位而定，故有东、西、南、北、中五部之名。
督邮正式设立时间没有文献记载。一般认为，督邮源于文帝时的“都吏循行”。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下令：“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说，都吏，今督邮是也。闲惠晓事，即为文无害都吏。”这是史籍所见对督邮的最早记载。督邮之名见于《汉书》者始于昭帝时，督邮的正式设立可能是在汉武帝设刺史时。
汉代督邮是太守的代表，主要监督辖区官员违法行为，灾害发生后，也负有直接救灾职责。《钟离意别传》载：“汝南黄谠拜会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邮，时郡中大疫，黄君转署意中部督邮，意乃露车不冠，身循行病者门，入家赐与医药，诣神庙为民祷祭，其所临户四千余人。后日，府君出巡灾情，百姓攀车啼曰：明府不须出也，但得钟离督邮，民皆活也。”东汉时期吏治败坏，督邮出巡常有索贿扰民之事，当时有人甚至认为督邮会招致自然灾害，罢去督邮可以消灾。明帝时汝南郡境大旱，太守鲍昱亲自向一个叫高获的方士请教何以致雨，高获说：“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和帝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
二、灾害责任
汉代官员对灾害发生要承担责任，从职责上讲，分为普遍责任和专职责任。普遍责任是指官员无论身居何职，灾害发生时都有积极救灾的义务，要捐赠钱物，救助灾民。专职责任是指官员主管的区域范围内发生灾害，或灾害与官员的职责有密切联系，则官员有专职责任。这一点可以参见以上救灾机构和下面过错责任的介绍。
从主观原因上讲，按现代的理解，汉代灾害责任可分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两类。
（一）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是指主观上没有明显过失，但灾害发生仍要承担责任，受到免官、降级等惩罚。汉代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有因灾免官的传统。汉代普遍认为，国家有灾，是皇帝失德、三公及地方官失职所致，因此，发生灾异时，皇帝要下诏自责，三公也要自劾或被罢免。实际上，这是属于无过错责任。汉代因灾异谴责、策免丞相始自于定国。《汉书·于定国传》载：
上（汉元帝）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言事者归咎于大臣。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入受诏，条责以职事，曰：“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条状，陈朕过失。”……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
西汉时期丞相、三公策免的不算太多，而到了后期则明显多了起来。据统计，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至献帝兴平元年的88年中，有37年发生了因自然灾害策免三公的事件，平均两年多一次。被罢免的三公累计达53人次，其中司徒9人次，司空24人次，太尉20人次。这一方面说明了儒家阴阳五行说和灾异天谴说在汉元帝以后确立了独尊地位，还显示了元帝到西汉末和东汉后期灾害增多的现象。汉代规定，郡中灾害达到40%的程度属于重灾，长官要承担责任，一般要免去职务。例如，成帝河平年间（前29—前25年），史载：大将军王凤的儿女亲家杨肜为琅邪太守，“其郡有灾害十四，已上”。丞相王商派人调查处理，王凤向王商说情：“灾异天事，非人力所为。肜素善吏，宜以为后。”希望能网开一面，王商不听，向朝廷建议罢免杨肜。罢免一事，后来虽然由于王凤的关系不了了之，但此事说明汉代官员对于重灾负有责任。再如，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清河太守何武“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看样子，杨肜未免官只是个例外。何武因何灾免官，史载不详，从当年发生的灾害记录来看，水灾的可能性最大。
（二）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指行为上在防灾、救灾方面有明显过失，导致灾害发生。汉代因灾免三公有些是出于天人感应观念，有些是三公确实负有救灾不力的责任。西汉时石庆就是一个代表。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武帝以为石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实际上是对他救灾无方的不满。汉武帝批评他说：“间者，河水滔陆，泛滥十余郡，堤防勤劳，弗能堙塞，朕甚忧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请入粟为庶人。夫怀知民贫而请益赋，动危之而辞位，欲安归难乎？君其反室！”再如，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黄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
地方遭灾，负责长官同样会因备灾、救灾不力，受到惩罚。这方面的例子以火灾和水灾居多。如西汉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东汉还有救灾不实免官的事例。永元三年，鲁丕拜陈留太守。“视事三期，后坐禀贫人不实，征司寇论。”秦律规定了粮仓、府库区域内防火的办法和责任。“有实官高其垣墙。它垣属焉者，独高其置刍及仓茅盖者。令人勿近舍。非其官人也，毋敢舍焉。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儆）。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夫、丞任之。”“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五月，孝文庙正殿发生火灾，“太常及庙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东汉明帝时，鲍昱任司隶校尉，负责京师治安，“永平五年（62年），坐救火迟，免”。
三、救灾奖励
对于救灾有功人员，朝廷也会大加奖励。西汉对郡守的奖励常有“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的内容，或加赐黄金。相对来讲，西汉吏治状况较东汉要好一些，对救灾官吏的奖惩也较东汉有力度。
汉成帝时，王尊迁东郡太守，后来“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王尊以身填堤的壮举引来一个意外的结果，洪水退去不再为灾。成帝下诏表彰，称：“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
成帝永光三年，黄河决口，朝廷派河堤使者王延世塞河，“三十六日，河堤成”。成帝非常高兴，改元河平，并对王延世进行奖励，说：“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不过，西汉早在宣帝时，就已经出现官员为获得奖励弄虚作假的现象。《汉书》记载：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东汉吏治较差，奖惩多不符实，似乎也没有西汉有力度。东汉时期，地方官掩饰灾情、漠视民瘼的现象十分普遍，气得朝廷在诏书中大骂。如殇帝延平元年（106年）：
秋七月庚寅，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应政而至。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稾。”
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令左雄在一次上书中也说：“（汉）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而东汉则是“俗浸雕敝，巧伪滋萌，……观政于停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类似于上述西汉时期的奖励，我们并没有见到东汉相关记载。
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对秦汉时期的救灾体制总结出如下优点：
第一，秦汉时期政府高度重视灾害问题，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救灾制度。秦汉时期的政府，从政权存亡的高度来对待灾害问题，皇帝和三公带头承担灾害责任。每当灾害发生，政府在自责的同时，总是广泛征求意见，积极寻求对策，迅速采取措施，形成了全面的救灾制度，包括祈禳、避正殿、节约、薄征、省刑、禀贷等等，同时也形成了救灾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和分工制度，包括皇帝亲自救灾、遣使巡行救灾、地方官指导救灾等。秦汉政府还注意建立官员灾情上报和因灾求谏选贤制度，以及灾害监察和责任制度，对救灾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对救灾不力官员进行惩罚。抛开其中由于时代局限性而掺杂的迷信内容，这些体制的很多方面对现代救灾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秦汉时期重视救灾物资的筹集和储备。在救灾过程中，物资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汉代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优良传统，重视储备救灾物资。国家采取开源节流的办法，重农抑商、倡俭戒奢，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合理的主张，对现代救灾也有参考价值。秦汉政府除建立完善的仓储制度外，还注意在灾害发生后迅速筹集、运输和发放救灾物资。其中筹集救灾物资的措施包括卖官、鬻爵、赎罪、官员减俸、向诸侯富民借粮等，当然有些做法现在已不可取，但其重视物资救灾的精神是可贵的。
第三，秦汉政府重视“顺天行时”，注意将防灾、救灾活动与自然规律、农业生产规律相结合。当然，这并不是建立在科学观念之上的，其中也有很多繁琐不当的地方，尽管如此，其种种做法与现代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有许多共同之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防灾、救灾效果。
当然，秦汉救灾体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救灾指导思想的不科学性。秦汉时期，祈禳、修德救灾观念非常盛行，在这类观念指导下，国家形成了祈禳、修德救灾的机构和制度。救灾过程中巫术迷信盛行，人力救灾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使政府救灾行为与救灾实际要求发生错位，大大地降低了救灾的效果，甚至人为地延误救灾的实际进程，扩大了灾害的破坏程度。
其次，救灾体制的人治化色彩明显。一是秦汉政府虽然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救灾的法律和制度，但是政府强调以德治国，重视法治的情况不多。尤其是西汉宣帝以后，独用儒术，经学地位大大提高，五经四书成了指导救灾的经典，影响了救灾工作的法治化。二是自西汉中后期，豪强地主势力逐步兴起，形成耕读世家，垄断仕途，形成门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权力被削弱，法律政令无法很好地执行。“吏治不良”是西汉中后期以至整个东汉救灾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其三、国家经济财政水平低，使救灾措施在很多情况下口惠而实不至。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汉代一户普通百姓一年到头忙碌，仅仅能维持生存。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积蓄有巨大的财富。因此，一旦遇到大的水旱灾害，政府财政总是捉襟见肘，无法解决灾害产生的死亡、流民、动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形成威胁政权的隐患。
总之，秦汉救灾体制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代性体制，表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既具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一面，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