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来谈谈，对方的胜利会对我方的民众和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他们的迫切愿望化为泡影，自尊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恐惧情绪则会四处蔓延，最后导致他们完全陷入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中枢神经最致命的打击。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这种影响也不同，但完全没有是决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人们非但不去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便扭转败局，反而担心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本来应该前进的局势下踌躇不前，甚至束手就擒，听凭命运的安排。
在战争过程中，这种胜利的影响所产生的成果，除了统帅的性格和才能决定之外，还包括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优势所决定。当然，假如统帅不具备相关的才能和敢作敢为的精神，那么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无法带来最大的成果。但是，即使统帅具备相关才能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力量受到各种条件的严重限制，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丧失。假如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是腓特烈大帝，而不是道恩元帅；假如进行勒登会战的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那么结果会大相径庭！
至于各种促使胜利产生成果的条件，在讨论与此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再做研究。那时才能解释清楚，胜利与它的成果之间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现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少魄力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只想研究主力会战本身，而不想偏离这个题目，所以只指出：胜利必定会产生上述影响，而这种影响只能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大。一次会战越是作为主力会战，也就是说，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起来，越是把全部军事实力作为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作为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自然也就越大。
不过，难道理论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认为胜利的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努力寻求有效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影响？面对这个问题似乎很自然地就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既赞成又反对，以至于让自己走上自相矛盾的歧路。
事实上，上述影响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事物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影响。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避免它的方法，但它依旧存在，就好像一枚炮弹，即使它从东向西发射，虽然它随着地球自转从而产生的运动其速度会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它仍然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少不了人的弱点的，也正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还会谈到主力会战失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尽管在绝望的处境中，我们依然还要研究可能存在的手段；尽管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相信也许能把失去的东西再重新夺回来，但这并不等于说，失败造成的影响会逐渐消失，甚至完全没有了。因为本来可以把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与手段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除了精神力量以外，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反而会引起一些在胜利情况下根本无法产生的力量，例如复仇心等。当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很多民族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强烈的反作用如何才能被激发起来，这已经不是军事艺术要研究的问题了。军事艺术只在假设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才会对它进行研究。
胜利所带来的结果，也许会因为反作用，唤起失败者的复仇心理而变得有害了。这种情况尽管是极少见的，但是既然存在这种情况，那就有理由认为，由于战败的民族或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胜利所产生的效果和反应也是存在差异的。
主力会战（续）--会战的运用
不论在具体情况下的战争是多么复杂，我们都必须承认许多情况都是必然存在的，只要我们从战争这一概念出发，就可以肯定以下五点：
（1）战争的主要原则是消灭敌方军队，对进攻的一方而言，要达到目标必须通过这一途径；（2）必须通过战斗才能消灭敌人的军队；（3）具有一般目的，而没有更多特殊目的的大的战斗才会产生大的结果；（4）如果一次大会战是由若干战斗组成的，肯定会产生最大的结果；（5）统帅只有在主力会战中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会掉以轻心，肯定会全力以赴，这也是取决于事物的性质。
由上述五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消灭敌方军队必须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来实现，而大会战又必须把消灭敌方军队作为主要目的。
当然，消灭敌方军队这一因素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在其他手段中。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各种条件都十分有利，一次小小的战斗也许就能出乎意料地消灭敌人很多的军队，比如马克森会战；相反，在有些主力会战中，有时主要目的只是占领或坚守某一阵地。总而言之，进行主力会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消灭敌方军队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完成，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真理。
所以，主力会战应该被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所在，就像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汇聚成太阳的完整的像迸发出高温一样，在主力会战中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才能够得到集中，并产生巨大的效果。
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要把军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成一个大的整体。这就说明，无论是对进攻者还是对防御者来说，都有利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想法。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大战斗，那就表明虽然有敌对情结，即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同时还有其他缓和因素在削弱或完全阻碍这种作用。然而，即使双方都按兵不动（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特点），他们仍然把主力会战作为未来的目标，把它作为构成他们的计划的长远目标。战争越是名副其实，越是被当作一种发泄敌对情绪和仇恨感，以及制服对方的手段，因而所有活动就越是集中表现在流血的战斗中，这就更加显示了主力会战的重要性。
凡是志向远大的人，也就是把挫败对方作为目的的人，肯定会选择主力会战这一最恰当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恰恰又是最好的手段。那些害怕大的决战从而逃避主力会战的人，必将自食苦果。
进攻者肯定抱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往往是进攻者的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更详细地确定进攻与防御的概念，但必须明白，哪怕对防御者来说，要想更快地适应防御的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很多时候也只能选择主力会战这种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忍、最直接了当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节还要具体阐述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并非单纯的相互残杀，它更多地体现在摧毁敌人的勇气这个效果上，而不在于杀死对方的士兵，但是流血始终是它要付出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不但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同时又说明了它的性质--在德语中“会战”这个词派生于“屠杀”这个词。作为一个人，统帅也会对这一点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使统帅精神压力增大的，还是在于他想通过这次战斗来决定胜负。在这里，所有行动都集中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点上，于是，人们免不了会觉得他们的兵力无法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展开活动；似乎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就会赢得很多好处，可实际上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种错觉。一个人在做任何一项重要决定时，几乎都会受这种错觉的干扰；而当一个统帅在做出这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自然就会更加强烈。
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想方设法避免决定性会战，希望以此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又避免了会战，或者偷偷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一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就千方百计地想从这些用另外的方法进行的战争中，找寻到可以取代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还想找到更高超的军事艺术。如此一来，在今天，就有人按照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规则，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导致的祸害，是正常的、严谨的战争中所必须避免的错误。在他们眼里，那些能够用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戴上桂冠的资格，而那些不合时宜的战争理论，恰好就是把传授这种艺术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代历史已经否定了这种谬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使当权人物受到诱惑从而相信这种迎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的颠倒是非的观点。或许很快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会战，是野蛮得近乎愚蠢，并以赞赏和信任的心态再次推崇那种不合时宜的、装腔作势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假如理论能够告诉人们，必须警惕这些东西就好了，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们，它就做了极大的贡献。但愿对我们亲爱的祖国那些能够就军事问题说出权威见解的人大有帮助，给他们在这方面做向导，并且要求他们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无论是战争的概念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要决定重大意义的胜负，必须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做到。从古至今，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的成就，这无论对进攻者还是防御者来说几乎都是这样。即使是拿破仑，如果他害怕流血，也必定不会取得乌尔姆会战的胜利--这种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只有一次，这一胜利毫无疑问是他之前战局胜利的第二次丰收。所以，无论是胆大的统帅、善于冒险的统帅，还是倔强的统帅，都试图用决定性会战这个必要的冒险手段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只想依靠运气的统帅，也不例外。这些统帅对这个关键问题所做的答卷，我们非常满意。
至于那些想通过不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种种，我们是不想听的。正因为屠杀是残忍恐怖的，所以我们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就此让人道占了上风，让佩剑逐渐变钝，最后导致对方用利剑砍掉了我们的手臂。
我们认为的一次大会战可以决定主要的胜负，不是指一次战争或战局中必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单凭一次大会战就决定整个战局的胜负，只有在现代才比较常见，至于说一次大会战就能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那是非常罕见的。
通过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不但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投入到会战中的兵力与会战胜利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双方国家以及军事力量等很多别的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投入的大规模的会战，决出的胜负肯定是主要的。胜负规模的大小，基本上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全是这样。作为第一次胜负，虽然不是唯一的一次，但对以后的胜负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精心筹划的主力会战按其情况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也始终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与重心。统帅越是以严谨的态度--即真正的战斗精神--投入战争，越是具备击溃敌人的情感与思维--即意识，他就越会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第一次会战中，并且会用尽全力争取在第一次会战中取得胜利。在拿破仑所从事的战争中，几乎每一次都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击溃敌人。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规模虽然较小，危机也不大，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较小的军队从背后袭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从而想开辟一个新天地时，他也是这样在努力的。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由主力会战决定的胜负的重大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规模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参战的军队的数量，以及会战成果的大小。
统帅为什么可以用增加参战军队的数量，从而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时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只想指出，如果主力会战的规模越大，那么由主力会战所决定胜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凡是充满信心而又向往大获全胜的统帅，在兼顾其他情况的前提下，总会想方设法把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大会战中。
至于胜利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1）会战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形式；
（2）地形的性质怎样；
（3）各兵种的比例情况；
（4）兵力的对比情况。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避免迂回的会战，其收到的成果肯定小于采取迂回战或者迫使对方改变正面会战所取得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在山地上进行的会战，其成果同样不会很大，因为进攻力量在这里必定会受到限制或是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少于或者等于失败者的骑兵，那么胜利者取得的成果就不会很大，也就是说会失去部分胜利成果。
不言而喻，在同样采取迂回战，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会战的条件下，优势兵力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往往大于劣势兵力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可能人们根据勒登会战，会质疑这一原则在事实面前的正确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规则总会有例外的。
因此，利用上述四种条件，统帅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诚然，也会因此而增大他的危险，不过，他的所有活动，原本就要受到精神世界这一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能比战争中的主力会战更加重要的了。因此，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决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军队进攻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成果，是战略上最大的智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