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觉得它们是复杂的，是不容易把握的。正好相反，这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并不需要运用过多的巧妙艺术，而只需要具备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胆识和坚定的始终如一的精神，以及敢作敢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总之必须具备我们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统帅在这方面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假如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除了书本之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主动而有把握地在主力会战中开展行动，除了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以外，还要对必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换一种说法，必须有与生俱来的勇气，以及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得到的敏锐的洞察力。
最好的教师是光辉的战例，但是千万不要让理论上的偏见像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虽然能穿过乌云，也要产生折射和变色。有时这些偏见会像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粉碎这些偏见就是理论的迫切任务，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
最大限度地为赢得胜利做好准备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功绩是战略默默无闻地做出的。在这方面战略几乎得不到任何表扬，只有战略利用已经获得的胜利，才能显出光彩与荣耀。
会战的特殊目的会是怎么样？它对整个军事行动的影响会怎么样？面对各种情况如何获取胜利？胜利最终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这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在会战中不进行追击，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无论胜利的发展是如何的短促，它总会存在初步追击的时间。在所有情况下的确都是这样的。为了不再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明扼要地谈一谈决定胜负之后，必然会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从敌人放弃战斗并撤出阵地的时候，对战败敌人的追击也就开始了。至于在此以前出现的双方交替前进或后退的行动，都不能被称作追击，而仅仅归于会战进程本身。在一方放弃战斗并撤离阵地的瞬间，虽然胜利已经被肯定，但它的规模往往还很小，而且它的效果也不明显。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扩大胜利，那么在许多方面胜利就无法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以及更加巨大的利益。之前已经说过，通过这种追击，可以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来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首先，我们就来谈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所有活动都是紧迫的，因此，通常在进入会战以前，交战双方的军队体力就已经遭受很大的削弱。军队可能会筋疲力尽，因为长时间的搏斗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除此之外，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散乱方面，胜利者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尽子弹的士兵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也同样处于危急时刻之中，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如果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被击败，它们很可能被主力收容，也可能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显然，胜利者随时都有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意识到这种危险，就会立刻停止追击，至少制定一种追击限度。即使胜利者不必担心失败者会得到援助，但是面对上述危机，也会很大程度地限制胜利者的追击力量；即使胜利者不必担心会失去胜利，但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发生，既得的利益仍然可能减少。此外，士兵生理上的需求和弱点，必然会对统帅的意志施加更多的压力。统帅所率领的成千上万的士兵，都需要休息和补充体力，都有暂时停止进攻和避免危险的要求。只有少数人像统帅一样，看到和想到更远的目标；只有他们还有余力发挥自己的力量，并在完成必要任务以后，还能想到更加巨大的成果，在别人看来这些成果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但是，在统帅左右是会有人反映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的，因为，通过各级指挥官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何况统帅自己的精神也非常紧张，身体也很劳累，这或多或少会削弱他的内心活动。于是，由于这种人之常情，人们实际做到的，往往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也只有最高统帅的荣誉心所要求的那部分做到了。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获取胜利之后，想要继续扩大这一胜利时却犹豫不决了。胜利后的初步追击，在我们看来一般只限于当天，最迟不得超过当天夜间，因为超过了这个时间，自己就必须休整状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停止追击。
初始阶段的追击就其程度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用骑兵进行的追击。这种追击主要用于威胁和监视敌人，而不是真正的追击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妨碍追击者前进往往只需较小的地形障碍就能做到。虽然精神受到震撼和力量被削弱的军队中的零散队伍，骑兵有能力进行攻击，但是追击敌人的整体军队时，它始终只能作为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利用预备军的掩护进行撤退，并凭借较小的地形障碍联合各个兵种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这里例外的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瓦解的军队。
第二，由各兵种组成的强势前卫进行的追击。大部分骑兵当然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能够逼迫敌人退至他的后卫，或者军队的下一个阵地。就一般情况而言，失败者不会有机会立刻利用这一阵地，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绝大多数不超过一个小时的行程，最多不超过二到三个小时，否则，前卫就会出现得不到充分援助的顾虑。
第三，这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所有兵力连续不断地向前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障碍阻止追击，但是一旦察觉到对方准备全力进攻或采取迂回战术，就会自动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没有胆量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还没有结束整个追击，如果黑夜已经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极个别的连夜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特殊追击。
人们如果想到，进行夜间战斗，或多或少都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当会战临近尾声时，各个环节的正常联系，以及会战的正常步骤必然会遭到严重的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夜间继续战斗双方统帅都会害怕。除非失败者已经彻底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超常的武德，能够完全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否则，在夜战中所有行动都只能依靠运气，而这是任何统帅，甚至是最冲动的统帅也不愿采取的行动。因此，通常在黑夜会停止追击，即使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会战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能够直接给失败者一个休息和重新整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继续在夜间退却，黑夜将有助于使他摆脱敌人。当黎明来临的时候，也是失败者的处境明显好转的时候。这时，大部分溃散的士兵又重新归队，弹药也得到了补充，整个军队又重新恢复了原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打算继续与原先的胜利者作战，那么这将是一场新的战斗，而并非是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失败者在这一次战斗中没有取得较好的局面，也仍然算作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在清理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能够连夜追击的情况下，即使仅仅依靠各兵种组成的强大的前卫力量进行追击，也能明显地扩大胜利的效果。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种追击的所有活动，基本上都属于战术活动，我们之所以谈到它，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与其他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击中，逼迫敌人退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所有胜利者的权力，是不被以后计划和情况所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也许会大大减少胜利者主力会战所取得的胜利的成果，但是并不会妨碍这种利用胜利进行初步追击的行动。即使我们设想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但至少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以致从理论上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儿，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军队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较小、局限性较大的战争中，追击与其他所有活动一样，必然会受到一种多余的、习惯上的限制。对于当时的统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胜利的概念和胜利的荣耀，以至于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很少想到如何真正地消灭敌方军队。在他们看来，消灭敌方军队仅仅是战争众多手段中的某一个手段而已，从来都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就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一旦敌人将剑垂下，他们自然就会将自己的剑插入剑鞘中。在他们看来，一旦胜负有了分晓，就可以停止战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意味着无谓的消耗。这种貌似仁慈其实是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做出所有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这样一个容易被人们接受，而且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那就是双方力量都已经消耗完毕，军队也就不可能再继续投入战斗了。假如一个统帅只拥有一支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遭遇无法完成的任务时--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他自然就会非常珍惜这个用以获取胜利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错误的估计，因为在追击的过程中，自己遭受损失的兵力比对方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之所以重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方军队当作最主要的任务。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前的战争中，只有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以及腓特烈大帝这种真正的英雄人物，才会在胜负已经决定以后仍然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追击，而大多统帅只要占领了战场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到了现代，导致战争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战斗也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循规蹈矩的束缚。于是，追击成为胜利者的主要任务，因此大大增加了战利品的数量。如果在现代会战中，不进行追击的现象依然存在，那么它只是极个别的例子，而且这往往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比如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联军之所以能够避免失败，是因为骑兵占据明显优势；而格罗斯贝伦会战和登纳维次会战，则是因为瑞典王储不愿意进行追击；郎城会战，则是因为年老的布吕歇尔感觉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说几句，因为在我们看来，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其他类似的情况都是非常罕见的，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体局势所束缚。拿破仑的崇拜者，比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和塞居尔，以及一些法国军事作家严厉地责备了拿破仑，责怪他没有在最后关头用尽所有兵力将俄军全部粉碎，否则足以使俄军的失利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详细地解说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形，否则将会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的时候，他率领的共三十万人准备全部投入到博罗迪诺会战中，但是最终却只有十二万人参加了博罗迪诺会战。他也许是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用来向莫斯科进军，而莫斯科看来是决定所有问题的关键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他坚信能够占领这个首都，因为在他看来俄国人无法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原本希望缔结合约的地点是莫斯科。如果能打垮俄军，当然有更大的把握缔结合约，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到达莫斯科，因为假如能够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抵达莫斯科，就可以依靠这支军队来控制首都，从而控制整个俄国和它的政府。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抵达莫斯科的兵力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如果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在博罗迪诺会战中，那就更无法做到这一点了。拿破仑深知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这种情况不能归于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无法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证。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单纯的追击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确定，但是俄军仍然保留绝大部分阵地，而且并不打算放弃它。在拿破仑重新发起进攻时，他们准备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必定会遭受彻底的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没有进行到底的一类会战中，就像包岑会战。但是包岑会战的失败者宁愿早点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愿意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不确定结局是否已定，而是由于他的兵力无法获得完胜。
假如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在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有如下几点结论：追击时的猛烈程度决定胜利的大小；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是追击，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加重要；战略与战术相接近，以便运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胜利，这就要求战术取得全胜。
诚然，初步追击仅仅是发挥胜利的潜能的第一步，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我们曾经提起过，其他条件决定了胜利的潜力的作用。在这儿我们不打算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可以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避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中不断重复。
继续追击依据程度而言又可以分为三种：纯粹的追踪、真正的紧逼，以及以阻碍敌人退路为目标的平行追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