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骑着踏板摩托车，飞快地向着Y城奔驰。我坐在她的后面，幸福地搂着她的小蛮腰。
刚刚停下车，双手湿漉漉的母亲已经带着围裙迎出门来。杜鹃笑咪咪地叫声：“伯母好！”母亲早就乐得合不拢嘴了。
我却看见她的发迹又增添了几许银丝，不由鼻子一酸叫声：“妈！”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杜鹃手中接过一个大包笑道：“傻小子，咋了！想妈了吧？快进屋吃饭吧，好久没吃妈做的红烧肉了吧？妈今天特地做了许多好吃的好好犒劳你，也不知道合不合杜鹃的口味？”杜鹃真是有心，居然藏了一大包山珍美味在摩托车的座仓里，连我都不知道。
杜鹃微笑着说：“一定很美味的，燕飞老夸您做菜好吃来着。只是让伯母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妈可想死你们罗。”母亲挽着杜鹃就往屋里走。那亲热劲，好像杜鹃才是她亲闺女，我这儿子倒是假的了。
吃完饭，母亲让杜鹃进里屋去休息，原来母亲昨晚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忙碌着给杜鹃顺出一个房间来，并在床上铺上了厚厚的被褥。
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我一看她屋里堆着两大包纸钱。不由一愣道：“这又要烧纸钱啊？”
母亲用手在我头上怜爱地敲敲说：“上次还是七月半给你那死鬼老子烧的纸钱，这转眼都又到大冬了。”
“大冬？”我又有点搞不明白了。
“就是冬至，这大冬大似年，家家烧纸钱。祖宗要回家，冬衣送到田。”母亲絮絮叨叨地边说边从柜子里翻出一件父亲生前的灰色毛领棉衣，“大冬，清明，七月半；过年，端午，八月半。这人三节，鬼三节！祖宗历法定得明明白白。冬至到，寒衣烧。你晚上就去三岔路口将这些纸钱和这一件棉袄给烧了给你老子吧。”
“这，要晚上吗？”
“看看，你又来了吧？早清明，晚大冬……”
“不就是七月半的祖宗等不到中吗？好了，好了，我听你的。晚上给爸烧大钱，送冬衣。”我笑着打断了母亲的唠叨。
“嗯！这就是了。”母亲满意地舒展开她脸上的皱褶，“还有，你好久没去看过你舅舅了吧？”
“哦！舅舅，对了，他还好吧？”
妈妈一提舅舅，让我不由想起了妈妈除我之外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一个亲人，我的舅舅潘长顺同志。
舅舅孤身一人在城西的一个路口开间修理摩托车的门面，以前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去他那里帮忙。我这一手摆弄摩托车的技术就是从舅舅那里学来的。
舅舅名字叫“长顺”，其实并不太顺。他早先在部队里是个骑着摩托到处跑的通信员。这一手修理摩托车的绝技就是在部队里炼成的。后来在执行一次紧急任务时，他为了避让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硬是将飞驰的摩托车开上了电线杆。小孩什么事都没有，身材魁梧的他却从此废了一条右腿，成了个一瘸一拐的“地不平”。
七十年代初期期舅舅从部队复员后，民政局照顾他；将他安排到了市里在西郊的火葬场担任场长的工作。那时候，还未普及火化；一般老百姓都是土葬。所以火葬场的工作很轻松，建成两三年了，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开张不了一笔生意。
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被分配到这么个单位，心里难免郁闷。加上自己又是个瘸子，舅舅便时常以酒浇愁。都是喝的那劣质便宜的烧刀子，时间久了舅舅的视力和记忆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说是场长，其实舅舅手底下就三四个人。除了看门的老丁头，是民政局退休的老干部。就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临时工。一个是老丁头的外甥小李，小李长得瘦精精的，皮肤又黑；连老丁头都叫他“黑鬼”，所以大家都跟着叫，时间一久，甚至就忘了他的名字。
另一个女工则和黑鬼相反，生得五大三粗，又肥又胖；看不出年纪。老丁头叫她胖婶，不过听她自己说好象姓毛；是个寡妇，唯一的儿子在抗美援朝时死在战场上了。民政局照顾她，也将她安排到这火葬场工作。
舅舅有时候会奇怪，这年头大多数人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可这毛胖婶偏生养得肥头大耳，长得一身好膘。整天嘴上还油光光的，不知道都吃啥好东西了？
这胖婶三天两头会去市里的一个菜市场捡拾些白菜皮坏萝卜啥的回来，她说她有个老邻居在菜市场卖菜。那时的菜市场都是国营的，她那个邻居有时候就会把一些卖剩下的，挑拣了不能再挑拣的烂东西留给她。
胖婶拿回来后会清洗干净烩成一锅，然后吃得喷香。隔三岔五的她还会给舅舅他们带回点猪头肉，那年头，一般人是吃不上肉的。如果隔个把两个月，就能搞上点猪头肉吃吃已经很好了。
每次胖婶带回猪头肉，舅舅都会设法搞些花生米叫上老丁头和胖婶一起喝酒。胖婶贪杯可是酒量不大，往往二两酒下肚就醉得一塌糊涂；她喝醉后，就会想起她老公和儿子，一边谈一边大哭。哭着哭着就破口大骂，骂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抛下她孤苦伶仃的在这世上受苦就不管了！骂着骂着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
第一次吃胖婶带回的猪头肉时，舅舅感觉那些肉味道很特别。曾经问过胖婶，胖婶笑说那些猪头是她那老邻居烧的，就这味道。老丁头也在一旁说，胖婶的这猪头肉他都吃了一年多了；起先也觉得味道怪怪的。后来习惯了，嗨！你甭说味道还真不赖。比起别人家烧的猪头肉来，还真挺好吃。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既化，回味无穷啊！不知道胖婶这邻居有啥秘方，居然把个猪头烧得如此美味。老丁边说还边夹起一片焦黄的肥肉放进他干瘪的嘴里，一边嚼一边摇头晃脑地哼着小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