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于驭人之术
知人为贤，自知为明，这是古来总结出的道理。用人之道，重要的不仅是要知人用人，最重要的首先在于用人者本人要明于知己。只有明于知己的人，才能用好别人。李世民的用人之道，首先在于他明于知己。
身为皇帝，最容易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是第一，所以往往狂妄自大，穷奢极欲，刚愎自用，最后导致亡家亡国。李世民作了皇帝以后，就非常重视约束自己，使自己的权力能受到某种限制，使自己不要狂妄，横行无忌，导致破败。他对大臣们说：“人主只有一颗心，但攻人主之心的人却很多。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集合起来来攻人主之心，各自求其仕途，以争取宠禄。人主如果少有懈弛，而中其圈套，则危亡随之，这就是作君王的难处。”所以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后，处处小心谨慎，生怕由于自己的差错，而导致国家衰亡。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鸟，正在御花园里把玩，谏议大夫魏征来向他汇报工作。李世民很害怕魏征看见自己在玩鸟，而说他不居安思危，遂把鸟藏在自己的怀里。魏征和他谈工作时间很长，等谈完工作，魏征走了之后，那只可爱的鸟却闷死了。李世民作为皇帝之所以忌惮魏征这样的大臣，正在于他知道自己虽为皇帝，也受到大臣的监督，受着政治规律的约束，不能放肆，不能为所欲为。
李世民曾告诫将来要继位做皇帝的儿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如舟。”要居安思危，做皇帝也要谨慎小心，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戴。李世民自己时常反省自己要“知足”，“知止”，“慎始敬终”。古人云“未有身治而国乱者”。明于知己，是善于用人的第一要务否则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把事情搞得昏暗无比，又怎能用好有才能的人呢！
李世民明于知己，不仅在于他知道自己权力限度，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才智的限度。贞观四年，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在一起讨论隋文帝灭亡的原因。大臣萧璜就说：“隋文帝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皇帝，他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坐朝理事从早到晚，常常与五品以上的官员坐在一起讨论事情，侍卫把膳传到皇帝办事的地方，虽然他性格并非仁义明达，但也可以说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主子吧！”李世民则说：“你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隋文帝对事务很敏感，但心却不明。心里昏暗了，观察也就不能通达事理，对事物虽然敏感，但因为不能明断，所以便非常多疑。他又是欺前朝孤儿寡妇而得天下，常恐惧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之官，所以事无大小皆自己决断，这样他自己虽然劳神苦形，殚精竭虑，但却不能把事情办好。朝里的大臣们知道隋文帝的这种性格，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吏，只图顺从皇上的主意。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综合变通，所以天下事务要与百司官员商量，与宰相筹划，形成稳便的方略，方可奏行。怎么能让一日万机的天下事务，独断于一人之虑呢？”
李世民的明于知己，正在于他明白天下的事务复杂繁多，不能依他一个人的才智考虑来处理。所以他要广用贤才，用他人的才智来办天下的事，这才是他当皇帝的职责，所以他个人认为“守天下”无非就是“任贤能，受谏诤”，“高居深视”，抓关键的事情即可。所以，他在初登皇位不久，便下达命令，把细碎的事务全交给能办事的官员，而让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宰相之臣来辅佐他解决“广开耳目，来访贤哲”这样的大事即可，不要纠缠于办案诉讼这样的具体事务中去。
明于知己，就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明于用己也就能弄明白文武大臣们该干什么，自己畅快地去干自己的大事，放手让所任用的人也畅快地去干自己分内的事，展其智，尽其才。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正是由君臣之间形成的和谐关系而达成的。
李世民的不以“天下之大，独断于一人之虑”的用人思想，与曹操的“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真正的领袖才能就是去调动别人的才能来办天下大事。
明于知己，才能处事得当，才能知己之过，才能反省自身，这样才能赢得有智之士的信赖，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戴。
驾驭群臣屈伸相辅
汉光武帝刘秀十分懂得用屈伸相辅、以柔克刚的政治手腕驾驭群臣。以邓禹为首的众多开国元勋，功劳显赫的文官武将，朝野存留皆在其掌握之中。其柔道制御之法主要有：
一是恢宏大度，君臣无猜。刘秀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而夺天下，天下既定，“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当时有人认为恩宠有过，于统治者不利，提出反对意见。“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统治也。”而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刘秀如此“恢宏大度”，坦诚相待，信任下属，浩荡皇恩，犹如“推赤心置入腹中”，群臣岂不永生感恩戴德，鼎力相辅，誓死效命，忠贞无贰。
二是威严所至、警戒有方。公元40年秋，河南尹张假和诸郡守十余人，借大量田亩之名，弄虚作假，侵扰百姓。案发后，刘秀下令把张汲等人抓起来，处以死刑。后来，刘秀以此事探询功臣马援的看法，说：“我有点后悔以前杀了那些郡守，杀得太多了。”马援很得体地回答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刘秀听后哈哈大笑。与其说这是探问功臣们的意见，倒不如说是一种严重警告更为准确。刘秀不仅不徇私情，严惩贪官污吏。他在封功臣列侯的同时，就给他们敲敲警钟。建武二年，刘秀特地下诏书告诫功臣。意思是功臣们要想永远保持高官厚禄的地位，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并荫泽子孙后代，那么就应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严肃谨慎的态度，时时刻刻要尽职守，不得有半点放纵大意。此诏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足以使功臣敬服。可见，刘秀的良苦用心，非同一般。
三是劝勉相宜，削除实权。刘秀深知，开国功臣的“坐大”，将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信任、劝戒与感化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措施还在于解除功臣们的实权，即“退功臣，而进文吏。”在实施中很有章法。先是“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邓禹、贾复等开国元勋洞察上意，即“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于是交出兵权。刘秀解除大将兵权，先是启发诱导，促其心领神会，自觉交出。继而以关怀仁爱之心，保全功臣晚节义相规劝，可谓名正言顺，冠冕堂皇，理所当然。
四是赏赐有加，不时慰问。刘秀虽然解除了功臣的实权，实行了文治。但他不忘旧情，不时赏赐可观的封地、民户和钱帛给功臣；对于已经衣锦还乡不再参与朝政的诸侯，时常派官员前去慰问，并把异域朝贡的珍奇瑰宝、甘鲜美味分赐给这些离职的功臣宿将，使其颐养天年，沐浴龙恩。
正是由于汉光武帝采取了上述一系列刚柔并济的统治措施，并以清明的政治手段，稳妥地解决了如何对待开国元勋的问题，从而保持了东汉初期统治局面的相对稳定。
汉光武帝对待开国元勋，既恢宏大度，消除上下隔阂猜疑，又威严所至，及时训诫，也劝勉相宜，掌握大权，更赏赐慰问，使群臣感恩戴德。这种统御之术的确胜人一筹。
汉光武帝刘秀善于笼络人心，在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的年代，许多将领出生入死地为他卖命，助其统一了天下。南阳冠军人贾复，到河北投靠刘秀，当即被任命为破虏将军。贾复所乘之马赢弱，刘秀便将自己所乘之马赐予贾复。后来贾复随刘秀攻打青犊与射犬，一直战到中午，打得天昏地暗，而青犊阵地仍然十分坚固。刘秀传诏贾复，令早已饥饿的将士先用早饭，尔后再行攻打。贾复不从，他主张先破敌，后用饭。于是亲自找着军旗，率先冲上城池，打赢了这场战争，诸将皆佩服贾复的勇猛。后来继续北上，与五校战于真定，大败敌军，但贾复却身受重伤，危在旦夕。刘秀闻讯后，大惊失色，惋惜地说；“我之所以不让贾复为别将的原因，是因为他轻敌勇敢，现在果然伤了我的虎将。听说他的夫人已经怀孕了，如果将来生的是女孩，我的孩子就娶其为妻，如果生的是男孩，我的女儿就嫁给他，不能让贾复忧虑自己的妻儿。”贾复深受感动，伤好之后，马上奔赴前线，作战更加勇敢。
刘秀为了使别人拥护自己，便采用笼络人心的方法，采取包括金钱、权势、婚姻等在内的一切手段，使别人甘为自己冲锋陷阵，感恩戴德。
对待下属要有宽容之心
有句古语，叫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说，水太清了就养不住鱼，为人太清正，则不能有许多人追随。从道德上来讲，为人必须清、正、廉、洁。但过分的清正，就会变得刻板，不能对人持宽容厚道之心。对人不能持宽容厚道之心，也就不能容人，不能容人也就不能用人，不能得人之心。这是用人艺术中的大忌。
俗话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都有其弱点，也都各有其私和特殊的个性，如果用人者要求每个下属都一样，铁板一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用人时过于清正，就会显得不讲情面，不通情理，不能宽容人的缺点。这样，用人就要困难得多，用人时，该糊涂的，就要糊涂，该马虎的，就得马虎。尤其是政治家、高层领导人，更要有容人之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行船”，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便是这个意思。
隋朝的隋文帝就以为只有依靠法律条文才能治天下，所以他以法律条文为依据，明察临下，常使他的左右亲信以法律条文来探查下属，有小过失就加以重罚，结果导致众叛亲离。
而历史上那些善于用人的领导，哪个不是深抱宽容之心，广有纳天下之度，驭人用人，在该糊涂处糊涂，该清醒处清醒。最后成就自己大事业。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古代的贤能领导者，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别人则宽容而简约。对己严格而全面，所以才不怠懈懒散；对别人宽容而简约，所以下属乐于为善，乐于进取。”现在的领导者却不这样，他们对待下属总是说：某人虽有某方面的能力，但为人不足称道；某人虽长于干什么事，但也没有什么价值。抓住人家的一个缺点，就不管他有几个优点；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提心吊胆，深怕下属得到了好名声，这岂不是责备下属太苛刻了吗？
对待下属太苛刻的领导，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而不可能很好地去统驭员工，也没有下属愿意与这样的领导共事、效力。所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说：“金属过于刚硬，就容易脆折，皮革过于硬则容易断裂。为人主的过于刚硬则会导致国家灭亡，为人臣过于刚强则会没有朋友，过于强硬就不容易和谐，不和谐就不能用人，人亦不为其所用。”由此可见，用人处人，应以和为贵。
这里的“刚”指的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如果一个人过于刚直、任性、独断专行，就不能容得下别人，必然导致孤立无援。如果不能包容天下之人，也就不能发挥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和聪明才智，这样只能是凭一己之力干事，最后成不了大事。
企业驭人用人，要想得心应手，必须学会宽容。如果你求全责备，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谁还愿意为你效力？
在项羽手下有一员得力的战将，他叫季布。在楚汉战争中，他曾奉命追杀刘邦，为项羽出力。楚汉战争后，项羽失败，自刎乌江，刘邦取得胜利，建立了西汉帝国。这时，汉高祖刘邦便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季布被迫藏于濮阳周家。
高祖七年五月的一天，夏侯婴进见高祖刘邦说：“今有楚将季布前来，愿意为陛下效力。”高祖刘邦一听，便怒气冲天，恨不得将季布剁为肉泥方能解心头之恨。原来，高祖彭城之战败北后，落荒而逃。当逃到睢地的时候，看看追兵远去，刘邦正要停下来稍作休息，忽然又见楚军旗帜飘扬，杀将过来。夏侯婴大惊说：“不好了，楚兵又追过来了！”刘邦等便又急忙坐上车子，向前飞奔。经过探子了解，后面追来的楚军首领叫季布。刘邦拼命奔跑，季布穷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刘邦非常着急。为了减轻车子的重量，加快速度，刘邦咬牙忍痛将其子女推到车下。夏侯婴见到这种情景后没敢怠慢，急忙将两个孩子扶上车去，但是又被刘邦推了下来。这样一推一扶反复多次，刘邦十分气愤地说：“我等万分危急，难道还要为这两个孩子不要基业了吗？”夏侯婴涕泪交加地说：“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怎能弃之不管呢？”刘邦听后更加生气，便拔出宝剑想杀夏侯婴。夏侯婴急忙闪开，眼见刘邦又把两个孩子推下车来，无法，夏侯婴只好一面急催卫士用车推着刘邦快走，同时，自己则把两个孩子挟在腋下，一跃上马，紧随刘邦而去。季布见追不上，也只好领兵回营。刘邦回想当时的困境，他怎么会对季布不恨呢？但是，夏侯婴却有另一番见解，他对刘邦说：“人臣各为其主。季布前为楚将，当为项羽效力。这难道是不应该的吗？如果不为项羽效力，那是不忠的表现。如今项羽已灭，季布北不投胡，南不投粤，而偏偏主动投于你的帐下，实属弃暗投明。望陛下深思！”汉高祖刘邦听后一想，认为夏侯婴说得合情合理，便吩咐召季布进见。季布入朝，屈膝殿前，顿首请罪，高祖刘邦笑着说道：“过去的事情可以原谅，朕不但不计较，而且还要加封你为郎中（古时属于内充侍卫、外从征战一类的高级官员）。”季布谢恩而退。从此季布忠心为西汉政权出力，到汉惠帝时升为中郎将。
作为领导者，心里盛下一个海，你就从狭隘中走出来，走向博大深邃。刘邦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原谅了季布以前的一切，结果得到了报答。 大度能容天下之事，是一个优秀领导者必备的首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