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解人意，是衡量企业领导是否从心理上打动下属的一个重要方面，惟其如此，企业领导才能深入下属的心灵深处，真真切切地把下属当作人来任用，力戒把下属当作机器人来摆布。可以这样讲，惟有善解人意，才能用人至深。
管理学中的双刃剑
赏与罚，曾被古人称为御人的“二柄”，是领导者统御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孙武把“法令孰行”‘赏罚分明”，作为判明胜负的两个重要条件。曹操也说：“明君不赏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赏罚分明得当，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则。领导者一定要正确使用赏罚，切莫随心所欲，无原则赏罚。
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不奖赏对私人利益有功的人，不惩罚对自己有成见或隔阂的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处理不好。且不说封建社会中的帝王将相常常把大量恩赏给伺候自己的“心腹之人”，慈禧太后把大太监李莲英捧上天就是一例。就是现代的少数领导者，也往往给为自己出过力的司机、秘书、公务员等人以种种特权，惹起其他部属的反感和不平。
每一个部属都有为领导者“出力”的愿望，有些“力”又不可避免地直接出在领导者的个人利益上，何况现实中又有很多专投领导者所好的人，工作起来避重就轻，马马虎虎，为上司办起私事来则竭尽全力，无以复加，而有些糊涂领导则公私不分，赏罚不明，凡对个人效忠尽力者一律给予好处，于是在晋级、提资等方面优先照顾，以作为对他们忠于自己行为的奖赏。
部下对领导者某些方面的言行，可能产生分歧，于是就会当面或者在背后说些与领导者意见不一的话，领导者对此一定要正确对待。这些话肯定不如赞美之词好听，但也绝不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部下的相悖言词，有些是逆耳忠言，有些可能是牢骚怨言，不管属于何种，领导者一定要有理则听之，无理则当警，千万不要在“关键”时刻让发怨言者尝尝利害。
领导者只有真正赏功劳，不罚私怨，部下才能把劲用在正道上，才能不会因亲疏远近的“这部分”和“那部分”而内耗丛生。
有功即赏，有过即罚。领导者要正确用人，真正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必须做到按功行赏，论过处罚。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为部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功过是非是决定升降荣辱的惟一准则，那么，大家就会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争取奖赏，避免惩罚。二是可以避免人为的矛盾。如果不坚持功奖过罚，部下难免有亲疏嫡庶之感，而部下一旦产生这种情绪，相互之间的隔阂矛盾便会随之而生。而惟功是奖，惟过是罚，部下感到领导一视同仁，矛盾自然消失。三是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无论赏还是罚，只有得当，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如果失度，不仅没有受赏的人心里不服，而且受赏者也不以为然。因此，在赏罚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必须坚持功过分明，无功受禄，罚不当罪，皆是领导者的大忌。
要拔能降庸。赏罚分明体现在职位的安排上，则是要拔能降庸。曹操就认为，将士的升迁应以战功为重，不能论资排辈，凡屡建战功而又堪当重任者，就要毫不犹豫地授予重任。张邰受重用即是一例，张邰建安五年才归附曹操，由于勇猛过人，战功卓著，先被封为偏将军都亭侯，不久又升任为平狄将军、荡寇将军，仅十余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归附者青云直上，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威武将军。
要奖罚及时。识别人才，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根据人才在各个时期各项工作中的一贯表现，决定对人才的升降使用。这是一种广义上的赏罚。我们强调的赏罚分明，更多的是强调一事一论，即根据部下在某一段时间内，某一项工作中的表现予以赏罚。根据他在这段时间这件工作中的功过，论功行赏，论过处罚，此功不顶那过，那过也不掩此功，只有这样，才能使赏罚真正发挥推动部下前进的作用。假若因为过去有功，现在犯了错误也不惩罚，那只能使人躺在功劳簿上沉沦下去。反之，因为过去有错，现在立了功也不赏，也会使人感到没有奔头而泄气。
管理学中的双刃剑，就是功劳过错，赏罚分明。
良药是用来医病的
试想，如果一位领导习惯于骂人和警告人，而另一位领导则习惯赞美人，那么，哪一位领导的下属更有信心，更容易发挥潜能呢？显然，每天得到警告及责骂的下属，他必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养成一种做事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的毛病，有了这些毛病，势必又要受到领导的责骂，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人才也会变成蠢才的。
同专业的小李和小赵毕业后分到甲、乙两公司，两人的专业水平及各方面的才能不相上下，而小李的领导刘经理脾气不太好，职员稍有差错，轻则批评：“你怎么这么笨，连这种事都做不好。”重则以开除相威胁，常说：“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就开除你。”而对职工的优点却视而不见。
有一次，客户送来一块样布，要求染出同一颜色的包装线来。小李拿到样布，很快看出这种颜色需要五种色拼出来，于是他立即开出配方，打出小样。小样的颜色与来样看上去完全一样。于是车间内开始按这个配方进行生产。但小李忘记了告诉车间主任染色时，压力一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结果工人为了省时，压力未达到要求就关机了，致使染出的线略微有些色浅。不过，客户对此倒没有过分地挑剔，因为他们对小李配样的技术熟练程度非常满意。但刘经理为此却大动肝火，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呵斥小李：“你为什么就不能多在小事上注意一些呢？幸亏客户没有退货，否则我将要开除你。”小李自己也懊恼不已。从此以后，他经常为自己常犯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而自责，甚至有些自暴自弃。
而小赵，尽管他也常犯些错误，但其老板却从未严厉地批评过他，而是经常夸赞他能干，肯吃苦。小赵为报老板的知遇之恩，更加卖力地搞产品推销，他一天就可以跑上五六家单位。最后，库内积压了一年的产品也被他推销了出去。
依时势而变通的原则
刘邦的用人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能根据时势的变化，于不同时期重用不同类型的人才，表现了他在用人艺术上的变通原则。
刘邦重封智谋之士，而轻封攻拔之力，这当然一方面显示了他比较重视智谋上的贡献，但同时也暗藏着他在夺取天下后用人倾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要用这些智谋之士来治理天下，来和他一起守这个天下，而那些有攻城掠地之功的人此时的作用则大大降低。
刘邦定天下之后，他的大臣中有个陆贾，喜欢儒术，所以就时常在刘邦面前称说《诗经》和《尚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大骂陆贾道：“你老子我提三尺剑，于马背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针锋相对说：“你在马背上得天下，也要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过去商汤王、周武王诛暴虐，顺应民心，文武并用来治理天下，这才是长久之术。春秋时吴王夫差、中山智伯都是因为穷兵黩武而亡；秦国专任刑法治天下，一点也不因时而变，所以最后灭亡。假如秦并天下之后，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又安能夺它的天下呢？”
听了陆贾的这番话，刚刚得天下不久的刘邦心中惊悟，知道用人之术要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并从此开始重用儒生。刘邦的用人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能根据时势的变化，于不同时期重用不同类型的人才，表现了他在用人艺术上的变通原则。
刘邦重封智谋之士，而轻封攻拔之力，这当然一方面显示了他比较重视智谋上的贡献，但同时也暗藏着他在夺取天下后用人倾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要用这些智谋之士来治理天下，来和他一起守这个天下，而那些有攻城掠地之功的人此时的作用则大大降低。而开始起用儒生。陆贾本人的地位也由此而有所上升。
古人云：“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意思是说，在三代之间，需要不同的人才提供不同的智慧和谋略，才能更有效地应付时变，只靠某一个或某种类型的人才提供的智力资源，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应时势的变化而起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形成不同的智慧资源，从来都是用人艺术最精微、也是最玄妙的方面，而刘邦于这方面是相当娴熟的。
用有才能的人办事，不仅可以兴旺事业，安一方土地，而且可以使普通人享受有才能的人的创造性工作带来的好处，利及大众。
明于用人之机
能不能得人，能不能用人，在于是否深悟用人的道理。能招揽人才，而不能用之，则如叶公好龙，只有虚名，而且还可能招来不祥。
用人，还要人乐于为你所用，否则就不可能成功。这是用人最简单的道理，但做起来其实很难。
与士推诚心以待之，使两心相知，不为虚，这是曹操用人艺术的第一机。曹操本人的性格是“外易简而内机明”，“不为虚美，以俭率下。”意思是说，外表简易，行为坦率，直来直去，而内心机敏明达，不讲迂曲的礼节，不修边幅。这就使他与贤士们之间易于交心，所以他也就比较喜欢那些不讲虚美的人。曹操每遇贤士则推心置腹，使成相知。他与荀彧、郭嘉、苟攸之间的关系都可谓如此。相知才能相报，否则能人为什么会为人所用呢？士为知己者死啊！给人写书信是交心的一种方式，曹操戎马一生，处理军国大事可谓日理万机。可是他一生写了大量书信，或谈论军国大事，或表达私情，或讲贤士之美，或简单几笔，交待事务，这是他推诚心以取士的方式。在《报刘虞》一书中，曹操说：“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可谓至言。
曹操本人天性多疑，而且权谋机变多难预料，变化无常。但其于用人，则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则使人能推心置腹，以尽其才、其能；疑人不用，则能防患于未然，做到御人于手掌之中。此为用人之机的核心，曹操于此道可谓娴熟有致，张弛有道，入于化境。达到了致人而不被人所致的不败之地。
曹操于官渡破袁兵后，从袁绍军的档案中发现了许多曹营和许昌的人写给袁绍的投靠信，曹操连看一眼都未看便命人一把火烧之。并说：“我与袁绍相持，我寡敌众，我弱敌强，连我自己也难保，下属有异心，是理所当然。”这当然包含曹操笼络人心的手段，但亦可见曹操用人不疑的气度。
刘备和关羽都曾为曹操所降，曹操明知刘备有英雄之心，关羽则为勇冠三军之士，不早图之则必为后患。曹操的谋士郭嘉等都建议尽早杀掉这两个人，但曹操还是希望这两个人终能为自己所用，当时杀掉，必失天下士人之心。结果并未杀掉他们。这也可以看出曹操用人的气度。曹操不杀刘备，后来便有蜀汉与魏的抗衡，不杀关羽，则有赤壁大战，关羽于华容道放曹操一马的重大回报。由此亦可见用人之机。
曹操之明于用人之机，还在于他用人能赏罚分明，从来不吝赏赐，功绩独揽，正如刘邦那样，有与有功之臣共享天下的度量和气势。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征战中，荀彧运筹帷幄功最高，曹操便表封苟或为三公，虽被荀彧辞让，但亦可见曹操赏赐有功之臣的大度。在社会历史的运作中，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一定的利益目的。如果在一项事业中，不能及时赏赐有功之人，便很难得人心，亦很难使人为此项事业献身。曹操是深明此理的。他一生中多次下令大封功臣，而且对有功之人及时给予赏封。兵书云，赏不逾日，罚不越时。及时赏罚，使善行得以张扬，使过错得以抑制。不仅如此，曹操还能把自己所得的利益与群臣共享。建安十二年，曹操就曾把自己封地上的租税分与臣属。在《分租与诸将橼属令》中说：“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橼属及故戊于陈、蔡者，庶以酬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人，将大与众人悉共飨之。”
对曹操来说，此举有笼络人心之用，但亦可谓为“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义举。
拿破仑曾经说过，统御人无非两种方式，一为利益、二为恐惧。简单地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比较文雅的说法则是奖惩分明。曹操于此道可谓明矣。曹操下令行军，马不可破坏农田，他自己的马受惊而踏入麦田中。按法不能加刑于他，但他还是割发以代死刑。可见其法令的严明。建安二十一年，寿春、汉中、长安等地需要派人督守，曹操不知派自己的那个儿子去。他便写了《诸儿令》，在此令中，他说：“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我并非说话不算数，（我做事）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偏私。”由此可见曹操于赏罚自有法度，连他的儿子也是有功有能者用。
正是明于用人之机，曹操不仅能广得天下杰出人才与其共同打天下，而且能使他们各称其职，各效其能，而无他心。如此事业才会兴旺发达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