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亦遵循这种规律。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中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历程，亦是参与全球产业链获得回报的过程。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亦存在着严重的隐忧，最为迫切的，乃是在产业链上中国逐步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在高端领域，中国的产业升级，受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阻击；而在低端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则被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逐步侵蚀。
同时，中国企业在世界体系中，尚未产生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企业。在2010年的世界500强中，中国占30席，而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8%，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更已经超过10%。按此比例换算，中国企业在进入世界顶级行业的比重偏低，在真正竞争性行业更几乎空白。
竞争性企业在世界顶级企业中的比例严重偏低，说明在主流行业，中国企业尚无大的突破。在战略资源性产业，如石油、铁矿石等领域，中国严重依赖进口，命脉控制在别人手中。
在高新技术行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巨大，中国最先进的航天工业，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十年以上。2007年立项的大飞机项目，在国内几乎是白手起家，举步艰难，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手中。而在新兴的电动车、太阳能等领域，核心技术亦在美、德、日等国。
在目前世界性的主流的大众制造业领域，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中国企业在大众制造领域亦是大而不强。
在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家电行业，核心技术却在美、日、韩；甚至在LED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全面受制于日、韩，三星加索尼，几乎成为中国家电企业无法翻越的大山。扼中国显示器之命脉，中国的电视机、电脑显示，非通过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不可。
在汽车领域，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手中。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但是，市场上的高档汽车，如宝马、奥迪等，却几乎都是德国货。
在中国无数的工厂中，正在运转的性能最良好的机器，也许是来自美国或者德国；而各种热火朝天的工程基建，其中的日立、神钢、现代、大宇这些挖掘机、起重机等机械都是来自日本和韩国。
在高端产业和主流产业领域，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同时，随着中国的逐步“暴露”的实力，全球巨头对于中国企业将逐步产生戒心，从以前的合作伙伴，变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正如当年欧美企业对待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一样。曾经作为戴尔配件商的宏碁，现在已经成为戴尔的眼中钉。在汽车领域，中国本土的企业巨头，已经成为“欧美师傅”的眼中钉。
目前，中国在全球影响最大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以鞋袜、打火机、缝纫机为代表的非主流行业，其特点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而在低端领域，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其优势已经逐步弱化，逐步被亚洲其他国家所取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和越南。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一直为全球广为关注。同为金砖四国，印度的劳动力价格比之中国更有优势，在近几年的中国纺织业的危机中，印度纺织企业乘虚而入，崛起为世界第二纺织大国，对中国纺织产业形成巨大威胁。而在玩具市场，很多欧美玩具商已经将印度看做中国的替代者。甚至在农业领域，印度亦在部分领域侵蚀中国市场。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当中国的大蒜价格暴涨的时候，印度产大蒜乘机大举登陆，成为中国大蒜有力的竞争者。而因为语言和文化优势，印度在低端服务业方面，更具有中国不可比拟的优势。IMB、微软等的亚洲服务中心，均设在印度。
而在“中国制造”成本上升之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力资源，相对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而建立在劳动密集和低人力成本基础上的中国制造，则受到了影响。鉴于中国内地成本的上升，很多跨国巨头已经将其在亚洲的制造基地，从中国迁到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其中，越南已经抢走了中国大批的玩具订单。同时，在东南沿海相对发达的区域，众多中国本土企业亦开始了战略转移，除向内陆大迁移外，很多广东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越南。美的、格力、格兰仕等知名制造企业，就均有越南投资计划。
在高端领域，中国企业受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阻击，而在低端领域，中国将受到印度等后发国家的追赶，中国的产业升级，难以在外部竞争中实现。
就中国的产业基础而言，中国更需要“中端崛起”。
2009年，娱乐明星赵本山加入长江商学院，其背后的刘老根大舞台等边缘产业突然之间成为焦点，从前的荒原，竟成财富的绿洲，展现了新兴市场丰富、多元的魅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特点：既是大国经济，亦是新兴经济，产业结构丰富而多层；既有高新产业，亦有传统产业，不断萌生新的产业；灿若繁星的企业，创意无穷的商业模式；既有接近世界一流的企业，亦有管理水平很低的企业；既有庞大的千亿企业，亦有无数草根企业。
同时，中国市场的另一大特点，即以低端消费为主。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偏低，这种状况决定了在中国，高端产业、奢侈品产业不可能成为主流。
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以及低端消费为主体的庞大国内市场，是中国产业经济的两大特点。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就建立在这两大基石之上。
目前，武汉明确提出要“高端突围”，作为中国内陆城市，武汉未来是中国内需时代的核心，而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并不高的国家中心，哪来高端消费支持高端产业？
所以，除了沿海部分地区之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域并不适合以高端崛起定位，而应该是“中端崛起，高端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年超越英国，虽然技术革新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其最核心的原因乃在于大众消费的崛起。
因为英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导致其本土“高端化”，奢侈品消费流行，金融投机比实业更受商人欢迎，最后引起经济空心化；而随着其海外殖民地的失去，英国迅速衰落。
而美国，正是在南北统一之后，国内消费的发达，才造就了其后来居上之势。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雄踞全球之巅。
第三节坚守传统产业，还是开发新兴产业
在很多城市的未来规划中，都将新兴产业列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甚至是传统制造业的重镇顺德，也宣称要打造新兴制造业基地，开发光伏产业。
欲以新兴产业破局的地方，以广东河源最为典型。
河源本来是广东水源地，工业发展长期受到制约，而在新时代，河源提出“三反”模式，即反传统发展路径，反经济周期操作，反梯度产业承接。
不过，对于河源来说，“三反”模式充满巨大的变数，成败难料。
任何后发区要实现飞跃式发展，都需要在一轮周期中实现两轮甚至多轮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亦是用30年走完某些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
在发展方式上，河源选择反传统的发展路径，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产业布局上，河源进行反梯度产业承接。利用国际国内产业升级的机遇，选择战略制高点，力争在产业结构和水平上，与珠三角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甚至优于珠三角。
而这种反梯度产业转移，存在着三重风险。
其一是，如果各地都以新兴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同质化竞争，将抵消各自优势。
中国区域经济目前是一种“诸侯经济”，河源欲实现新兴产业的直接跨越式飞跃，其他地方也有此意，河源并无独特优势。
就以高新区来说，北京、上海、深圳发展，连内地的武汉、西安也要去发展。武汉搞了十几年的光谷，产业才1000亿元，只有北京中关村的1/10，产业不配套。难有产业链的高新产业也好，新兴产业也好，如何崛起？
其二是，在广东内部，发展程度更高的地方，在新兴产业领域更有优势。无论是人才汇聚，还是创业环境、吸引资金的能力，广州和深圳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选择。深圳的主流高新科技企业，不见得愿意离开深州。虽然广东省政府宣称不会让河源“白牺牲”，但是，河源在新兴产业方面，将面临着广州和深圳的直接竞争，这是谁也无法遏制的事实。
其三是，如同将蓝海战略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样，新兴产业的崛起，需要时间。而在崛起期间，地方政府如何支撑既有的格局，等到新兴产业开花结果？
产业发展，除非碰到特殊时期，否则是不能跳跃的。
而事实上，更为重要的，仍然是传统产业。
在很多地方欲发展新兴产业时，地处沿海的余杭，反以传统产业破局。最近几年，中国的纺织企业成批倒闭，遭遇重创，但是，余杭的家纺企业却逆流而上。杭州余杭区的产业改造模式，值得借鉴。
著名华人企业领袖、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底部是制造，两端朝上，左边是设计，右端是销售。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事实上，余杭区的家纺行业，即是传统行业，而且，严格来说，余杭的家纺，集中在临平和崇贤两个镇，其产值达到100亿元以上。很多地方认为小企业无法与国际巨头抗争，认为传统产业无法生存，而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广大的内陆地区来说，余杭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很多人认为，沿海比内陆发达，故沿海更应该搞新兴产业，但是，余杭却仍然坚守传统产业，内陆城市又有什么理由放弃传统产业？当很多地方认为传统已经日落西山的时候，余杭却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内陆城市也许更重要的是改造传统产业，而非抛弃传统产业。
同时，另外一个误区是，很多地方认为，如果第三产业不能达到一定比例，甚至是超过50%以上，就不能视为发达，所以，很多地方喜欢规划“跨越式”发展。
而事实上，到底哪种产业为主，受到两种条件的制约：其一是工业化发展阶段，很多主流城市的发达都经过一个发展历程，即先通过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第三产业（澳门、拉斯维加斯等有特殊政策的城市除外）。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其未来的发展，不在于第三产业，而恰恰在于工业。对于整个中国大势，亦是如此。
其二是，一个城市，必须受到与其关联的经济体的影响。
东莞曾经怀疑自己，是否东莞的第三产业没有超过50%，就代表东莞不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