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这是个误区。因为东莞不仅是东莞，还是珠三角的一员，而整个珠三角，第三产业的中心从战略安排和自然选择上就是以香港为龙头的，不是说东莞第三产业不发达，而是东莞的部分第三产业，实际上变相地已经由香港代替完成了。香港的服务业超过80%以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担了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服务业功能。
而在2010年，东莞倒是服务业超过50%了，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工业出现了滑坡。
在京津冀经济区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北京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60%了，说明很多河北的城市，服务业已经被北京拿过去代做了，而每个河北的城市，如果都认为第三产业没有超过50%就不合理，那倒反不合理了。
同样的，目前北京制造业只有30%，跑哪里去了？很多就是跑到河北其他地方去了，这就是其他河北城市的机会。
如果在渤海经济区，一些城市非要以服务业衡量自己的发达程度，就是对于北京的漠视，承接来自北京的工业何尝不是一种机遇？
第四节集中突破还是均衡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城市群，其发展都要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集中”阶段。都市经济圈都经历了一个“核心城市”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强核”阶段的发展动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个阶段，欧洲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100多年时间，日本用了八九十年时间，表现出明显的赶超发展的态势。
在国内，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区，都形成了核心，如上海为长三角之核心，香港为珠三角之核心，北京、天津为环渤海的核心。
第二阶段是“分散”阶段。形成初步的核心城市之后，这些核心城市开始对于同一个经济群中的周边城市进行辐射。如长三角的上海辐射江浙，香港辐射整个珠三角。
第三阶段是普遍的繁荣，即网状繁荣。
最典型的是珠三角，香港辐射各个珠三角城市之后，各个珠三角城市内部亦开始形成均衡。如顺德和东莞，出现了很多名镇，每个镇都比较繁荣，基本没有落后的地方。
而京津冀经济区，则还处于集中阶段。北京、天津缺乏对于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北京、天津比周边富有。而在北京内部，城区又比郊区富有。
本次，北京合并了内城四区，而事实上，北京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设立更多的功能区。北京的朝阳、丰台、海淀三区，都过于庞大，未来可以考虑分拆。
事实上，无论是通州新城还是亦庄的“独立”，都只是未来北京东进南扩的开始，而非结束。北京必须先发展各镇，与天津打通，然后和天津一起，辐射河北，才能带来整个京津冀的繁荣。
相对而言，环渤海大经济区，其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区域，在广州和深圳两大中心城市的带动下，普遍出现了“小城小镇”的格局。如顺德，面积只有800多平方千米，比通州和大兴都要小，但是却拆分为10个镇；东莞面积为2465平方千米，除城区外，还设有28个镇，每个镇都非常发达。通州和大兴作为北京相对比较发达的郊区，在未来经济腾飞之时，继续进行内部分拆，发展出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小镇，亦大有可能。
未来环渤海经济区要赶超珠三角经济区，比拼的不仅是大都市，还有小城镇。只有小镇的普遍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
第五节民营经济是否繁荣
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是检验一个城市或地域经济活力的最重要指标。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都形成了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
而京津冀，则乏善可陈。北京、天津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虽然河北的民营经济超过了50%，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河北也有一些像新奥集团、英利集团、长城汽车、以岭药业等一批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占据行业高端的民营企业，但大多数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没有出现大的品牌，河北省民营企业拥有的中国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数量，均不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河北一钢独大的现象，挤占了很多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在众多的产业领域，深圳都诞生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而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并非靠国家政策倾斜或者垄断地位发家，而是在残酷的竞争中百炼成钢。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
为什么灿如晨星的最具竞争力企业都诞生在深圳？
深圳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那些优秀的知名大企业上，更体现在无数具有竞争力的小企业上。作为民营经济的集大成者，深圳是“山寨机”的发源地，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山寨企业更富有活力。
深圳开放的竞争环境，使本土企业自由成长，深圳自主品牌达到5万多个，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以一隅之地，就占了中国世界名牌数量的1/10，深圳远远超越国内其他城市。
如果说深圳这种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并无代表性的话，那河南的崛起，更可为京津冀借鉴。
河南省非公有企业已经接近200万家，不仅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60%，居中部六省首位，而且还产生了上百个全国行业冠军和十几个世界级的大品牌。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河南有天瑞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济源钢铁、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蓝天集团、辅仁药业等8家上榜。
以城市而论，河南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新乡，其飞速崛起，即是拜民营经济所赐。新乡的民营经济，2008年即达到了67%，而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更是达到77%。
新乡采取鼓励民营企业自主开发和技术创新，采取联合承接、联合设计、联合制造等形式，加强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促进企业尽早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知名品牌，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引导上规模的民营企业采取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致力于打造民营企业集群。华兰、新飞、金龙、科隆等一批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开始崛起于全国。
在未来，也许内陆腹地的新乡发展模式，将为众多内地城市所仿效。
第六节中速时代，中国区域发展如何破局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是少数几个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的强国。
2009年，我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约为9%，而2007年、2008年、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三年跌破10%，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前所未有，这引起了广泛的猜测：中国未来到底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时代是否彻底终结？
中国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会出现。
从近现代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全球历史上，能够如中国一样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已属罕见。
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繁荣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约是30年左右。
同样，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连续三年跌破10%，或可为先兆，即中国从飞速发展的高原期，逐步进入平原期。
全球最著名的未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增长的疑问，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它向人类发出严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时代；有限的资源正消耗殆尽；环境污染正趋于严重；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已开始威胁人类的文明与生存。可行的办法是停止人口和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的全球性均衡。
而事实上，国家的增长，正如一个行业的增长，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长”的长期徘徊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
全球历史上，100年内发生两次高速发展的先例，唯有日本与德国。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20余年，两次的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德国的两次飞跃，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高速。而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将会变得更为艰难。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二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神话将不再。未来将是漫长的增长缓慢期，甚至是严重的停滞，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兴起，更多与全球大环境相关，中国在此方面希望不大。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
而在中速时代，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发展计划，能否再建立在年均增长10%的基础上？最近两年，国家一直提倡要“保8”，而在未来，是否还应该“保8”？
更甚的是，在目前各地的发展公报中，增长普遍超过全国的平均增长指数，而在关于未来的规划中，绝大多数的地方城市，都将增长率设定在10%以上，未来如果中国增速持续跌破10%，各个地方如此高的增长预期是否合适？
在未来，作为主体的各个地方区域，亦将面临两个任务：
其一，进行全面的改革。陕西神木前书记卸任时称，中国任何一个县都可以做到全民医保，但是，是否所有的地方都会去做？
其二，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外贸这驾马车速度越来越慢时，中国即将步入一个内需时代，如19世纪晚期的美国一样，在完成国内市场统一、打破内部关卡之后，庞大的内需市场，才是中国完成大国崛起的最原始而强大的力量。各个地方在产业规划、创业环境、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都做好准备了吗？
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仅就关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高速公路都在中国，这给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带来巨大的阻力。而在产业规划上的“诸侯经济”，亦将制约中国的内需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