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又展开了对这位“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围追堵截，署名庄子中的文章《不准给“私”字开通行证！》中说：
中国赫鲁晓夫有一段“妙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利益的人，是搞不到个人利益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会有个人利益。”……它给追求“个人利益”披上“为人民服务”的外衣，为“私”字开了通行证。中国赫鲁晓夫的用心何其毒也！
批判刘少奇就少不了要带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当时他们总是被放在一起“讨伐”的，“中国赫鲁晓夫大刮‘三自一包’黑风，并公然叫嚣要单干。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则紧密配合，以更阴险的手法，抛出一个‘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反动谬论。他假惺惺地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家伙的确不愧是狡猾的反革命老手。他的伪装，必须彻底揭穿；他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个自称‘老革命’的大阴谋家的真实面目：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
而“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称谓后来又被用于邓小平，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据当时在场的翻译施燕华回忆，法拉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邓小平听后，爽朗地笑道：“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做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把矛头指向党内高层“最大的走资派”是源于这一年的“革命”形势。“1966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就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还号召：“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从中可以看出“革命”形势是多么紧迫，“革命”任务是多么繁重。
这一年1月，上海就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5日，张春桥向“工总司”等“造反派”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国学习的留学生全体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2月9日是大年初一，同样由于“革命”的需要，国务院发出通知：这个春节不放假。
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面对面地针对“文革”中的三个原则性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文革”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文革”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江青等人称之为“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被文革小组取代。
5月7日，贾拓夫（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被迫害致死。这是因为康生对1962年的那本小说《刘志丹》一直念念不忘，他“再接再厉”挖出了其幕后“黑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时任地质部部长）。后中央决定成立由康生担任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1966年5月，专案小组在《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中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李建彤仅仅是执笔者，而习仲勋是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刘志丹》是“伪造党史”：把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写成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的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而且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因为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
“文革”中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被关押8年；1968年5月，刘景范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更莫名其妙的是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转眼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而《刘志丹》小说案的最后版本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由此扩大范围至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几百名干部。
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革命”热情正如3月20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军以上干部会上鼓吹的“刮它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革命”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内部斗争”，也向外交上有所倾斜。6月至8月，王力、关锋等唆使“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红卫兵对4个驻华大使馆、代办处“三砸一烧”：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揪斗代办处人员；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大使馆、印度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受到批判、殴打。但在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以此舒缓了“革命”热情向外交领域的渗透。
这一年的“革命任务”真是繁重而紧迫啊！不过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未来是美好的、光明的、灿烂的。回族民歌《毛主席就是红太阳》这样歌唱心中的喜悦：
盏盏明灯亮堂堂，
明灯哪有太阳亮。
毛主席就是红太阳，
把各族人民的心照亮。
千条河，万条江，
条条江河汇海洋。
紧紧跟着毛主席，
奔向共产主义前方。
【共和国台历】
“公安六条”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实际上，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
“四个伟大”
5月1日，林彪为清华大学落成的毛泽东像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四个伟大”是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等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提出的。
样板戏
5月9日至6月15日，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为名，北京举行了8部革命样板戏大会演。它们是“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它们“突出地宣传了光焰天际的毛泽东思想，突出地歌颂了工农兵。这次会演……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第一颗氢弹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溥仪
10月17日，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去世。
1968，风起云涌
1968年是属于全世界的，身在其中的人不管怎样都能找到以此划分人生的标记。
1月30日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商店的橱窗也被“布置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向顾客展现一个独特的春节。
时隔一日，北越选择了“春节攻势”来“庆祝”自己的民族新年。近十万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140多个、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发起了进攻。北越部队伤亡惨重，但也打垮了美军的信心。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放弃竞选下任总统。而在4月4日，曾于5年前的8月28日发表迫使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1964年，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的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4月16日，毛泽东发表声明：“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196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决定改革，称之为“布拉格之春”，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认为这项举动影响了东欧地区的政治稳定，决定武装干涉。8月21日，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1969年4月，古斯塔夫接任第一书记。这次事件对共产国际及世界共产运动影响深远。
在法国，总统戴高乐也在推行一系列改革。因其发展核力量耗费大量资金，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激起农民的抗争，经济不景气导致50多万人失业。5月，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5月14日至18日，在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风暴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戴高乐匆匆回国，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次日，戴高乐改组政府。
在国内，林彪、江青等人已将触角伸至遥远的新疆。董晋魁夫妇很为在新疆的女儿董淑平担心。这一年刚满38岁的董淑平出生在北平，当兰州解放时她正在兰州兽医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参军进藏，1953年调至新疆阿克苏农场兽医站工作。但此刻她被作为“暗藏的特务”关押起来，横遭打骂。她在看押她的小屋里高唱：“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终于无法忍受的她在一天夜里用撕开的床单悬梁自尽。
董淑平有个比她有名的姐姐——董秋月，1937年8月，17岁的董秋月到延安后，给自己正式改名为刘茜。刘茜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的刘茜聪慧端秀很快引来许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他们的大队长，年仅27岁的年轻将领——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旅长黄克功。刘茜也喜欢上了黄克功，他们恋爱了。但在9月，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后，二人关系开始疏远。黄克功送礼物给刘茜并求婚。刘茜对黄克功说：“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呢！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该爱大众。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但深陷爱情不能自拔的黄克功在10月5日晚，找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开枪打死了她。
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致信雷经天（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庭长、代理院长），信中批示：我虽为之惋惜，“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并在信中嘱托，“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与抚恤”。10月11日，胡耀邦代表检察机关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当日，黄克功被枪决。
之后，在西安读书的董家宝收到刘茜生前从延安托人带来的一封写于8月9日的信：“哥哥：我没有一点留恋，也没有任何怨恨，我很安逸的（地）走上了火车，像一只自在的鸽子飞停在自己的窝内。”
那时，很多知识青年像刘茜一样为了创造一个新中国毅然参加革命，如今，为了让知识青年成熟起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