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北京青年蔡立坚毅然前往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早期要求插队的红卫兵之一。在杜家山，蔡立坚每天跟着农民种山药，捡黑豆，努力学习扶犁扛耙，撒籽下种等各种农活。很快，她穿山鞋，着粗衣，面色黝黑，双手老茧，她自豪地觉得自己成了小山庄的新主人。
7月，《人民日报》上报道：杜家山来了个新社员。她站在贫下中农面前，响亮地说：我到这里安家落户来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来了！全村人喜得合不上嘴，心里乐开了花。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送来红卫兵了！”报道登出之后，蔡立坚被人们当做榜样邀请到北京、天津等地作了90多场报告，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曾讲过：“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年9月，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10公里的团结村，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从此，“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长粮”的北大荒，燃起了第一堆篝火。至“文革”前，近200万城镇知青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该文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指示给本已近乎停滞的上山下乡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年冬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毛主席画像前宣誓，准备奔赴农村。于是，从北大荒到西双版纳，从天山戈壁到橡胶林场，从黄河之滨到长江两岸……处处都有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这一年，北京火车站每天下午4点08分都会有一趟知青专列开出，当人大附中20岁的高中毕业生食指（郭路生）坐在列车上要去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时，他写下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1978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指出：全国共计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文化科技知识带到了农村；他们开发了边疆和山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英模人物。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基本为知青运动画上了句号。
知青史是一段独特的历史景观，也是无数悲喜人生的青春祭坛。而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和题材的知青文学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那段单调的岁月也为原本懵懂彷徨的青春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这一年食指坚定地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共和国台历】
乒坛名将
6月20日晚，容国团自杀身亡。为祖国带来无上荣光的容国团，因其来自香港被定为“特务”，另外两位从香港到大陆的乒坛名将——姜永宁、傅其芳也于4月16日、5月16日自杀。容国团留给人们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批判刘少奇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本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五七干校”
根据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968年春天，哈尔滨北部的庆安县柳河出现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省委机关的许多干部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人民日报》认为这所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发表毛泽东语录：“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随后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江青、康生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
田汉与国歌
12月10日，田汉含冤死于狱中。1966年2月，江青等人将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年12月，田汉被捕入狱。田汉的作品也成了“毒草”而遭批禁。可是国歌要在很多场合演奏，于是出现国歌有曲没词，能演奏不能唱的怪事。
南京长江大桥
12月29日，6年前开工兴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建成通车。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设期间，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革”干扰，坚守岗位，大桥的建成是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奇迹。它与红旗渠被周恩来并称为“新中国两大奇迹”。
1969，历史中的人生
还有些水冷的江水哗哗地流淌着，反而显出乌苏里江边的宁静来，不远处就是连绵的山峰，仅与岸边相隔百多米的小岛更像是江水里的一个滩头。这个从高处看上去像个大元宝的小岛就是位于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线处的、面积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
这一年元宵节前一天3月2日的清晨，珍宝岛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着巡逻队的战友像往常一样，呼吸着掠过冰雪的清冷空气，巡视着这片小巧的岛屿。没想到竟在岛中与苏军相遇，实际上，苏军出动了数十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孙玉国他们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可是苏军却突然开枪射击。中方被迫还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苏军覆灭。当天，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其入侵行为，但苏联并未停止行动，反而于15日和17日再次发动进攻，终以失败结束。中方缴获一辆T62型坦克，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双方展开大规模备战，全面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苏军数十个陆军师陈兵边界。8月，中国大批军队向北集结。不过，双方各有顾虑。9月2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中苏作为盟友都派出人员前去吊唁。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表示希望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中途虽有波折，但最终边界上双方军队不再互相射击，苏军也不再进入珍宝岛等地。中苏危机缓和的副产品是中美关系的改善。12月，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华贸易限制，这使得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中美苏三国关系由此开始新的整合。
这次战斗中被美联社、合众社称为“红色巨人”的孙玉国出席了4月1日在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他剧烈跳动的心令他登上人民大会堂讲台的双腿有些发软，他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代表讲述珍宝岛战斗的整个过程。
远在沈阳的孙国珍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生是死。4月1日，她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报的中共九大，当她在代表名单中听到孙玉国的名字并最终确信这正是自己的丈夫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当孙玉国讲到3月2日全歼入侵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肃然站起鼓掌，全场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休息时，周恩来提醒他：“你在发言当中毛主席起来为你鼓掌，你要过去致敬握手呵！”“去向他老人家致敬握手？”“战斗英雄，勇敢些嘛！”
当孙玉国讲到苏军坦克被炸沉在中国内河时，毛泽东又站了起来。孙玉国壮着胆子走向主席台正中，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孙玉国兴奋地沿着主席台的左侧走去，那里坐着林彪、江青、张春桥、黄永胜等人，他高呼一句口号，行一个军礼，握一下手。他身材不高，此刻却显得异常高大。
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位同志“战斗英雄”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孙玉国从连职提升为边防军副团长。随后，他在全国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他的“副”职也随之转正。1973年，孙玉国被直接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升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1974年，孙玉国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期读书班——也就是“四人帮”办的所谓“虎班”。孙玉国在王洪文的亲自授意下，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迷信江青，把王洪文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1日，孙玉国被勒令停职审查。同年10月5日，免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11月18日，按正团职转业，41岁的他被分配到隶属于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的兵工厂担任副厂长。1988年至1991年，又先后调任3301厂和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职，他在新的岗位做出了新的成绩。退休时，他心灵的伤口早已愈合。当荣光退去时他才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感觉最好。2002年12月，孙玉国重回珍宝岛为战友扫墓。临走时，他说：“给我留下一块墓地，百年之后，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
正如孙玉国热爱那片见证自己成长的土地一样，杨贵的生命也与林县的山水无法分割。
7月8日，历经10年修建的红旗渠完工了，它把山西的漳河水引到了河南林县。6日上午，“林县20多万军民满怀革命豪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全县水浇地面积已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林县，变成了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
1953年秋天，林县又遭大旱，井塘干涸，水库见底。林县县委书记因病住院，安阳地委先后两次派杨贵带工作组到林县帮助工作。15岁入党、17岁就当上区长的杨贵，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历经了艰难磨炼。解放前当地流传一首歌谣：“纳呀、纳呀、纳军鞋，杨贵、杨贵、好区长，鞋壮、路长、打胜仗，保卫咱解放区好时光……”
此刻，面对林县一片片干裂的土地、一张张干渴的面孔时，杨贵的内心百感交集、无法平静。1954年，杨贵任林县县委书记。到1957年，先后修建了淇河渠、淅河渠等渠道和黄华、曲山等水库，使全县水浇地扩大到16万亩。但遇到旱灾，依旧是“挖山泉、打水井，没水可取；挖旱池、打旱井，没水可蓄；修水渠、建水库，没水可引”，杨贵等人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水源。
1959年10月，林县县委正式作出决策——引漳入林。1960年2月11日，全县3.7万名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向巍巍太行山挺进。短短8个月时间里，建设大军拦漳河水、凿安全洞、炸石子山、斩太岁峰……红旗渠沿着太行山腰一路蜿蜒到了林县境内。到1964年12月，红旗渠总干渠建设完成，林县人民千百年想水、盼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然而，1966年，杨贵因为红旗渠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1967年6月，周恩来听到消息后，指示河南省委保护杨贵。1968年4月，杨贵被任命为林县武装部政委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已经耽误了两年的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得以复工建设。到1969年7月8日，这条气势磅礴、总长1525.6公里，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的“人造天河”建成了，它堪称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是俺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
90年代初，杨贵两次回到林县，人群像潮水般涌来，人民忘不了这位老书记。2002年6月，红旗渠纪念馆在林州市（原林县）落成开馆。
与红旗渠完成时间相隔不到10天，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从地球另一端的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台升空了。飞船上坐着尼尔·阿姆斯特朗、小埃德温·奥尔德林和迈克尔·科林斯。7月20日16点17分42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登月舱——鹰舱在月球着陆。22点56分20秒，地球上的5亿人接收到了月球上的信号，看到阿姆斯特朗小心下降到月球表面，“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一步”。19分钟后，奥尔德林走到他身旁，“太美了，壮观的凄凉景色”。观众看到他们身后是虚空的永恒的夜。“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