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与歪风和俗见做针锋相对的抗争
歪风和俗见或者劳民伤财，或者危害社会，作为领导者如果与歪风和俗见妥协，那就只能任凭它们兴风作浪了。但是，歪风能够形成风、俗见能形成势，说明它们有一定的市场，要撼动它们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弄不好自己反为其害。
好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都不乏敢于与歪风和俗见针锋相对的领导者，唐代的“救时宰相”姚崇就是极其代表性的一位。
佛教自从东汉以后由中亚传入中国内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随后还出现了宗派。佛教在唐代继续兴盛。武后、中宗时，达官贵人们纷纷修建佛寺，还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允许把子民剃度成僧侣，结果许多富家子弟也竞相剃发，以逃避国家的赋役。每个寺庙僧侣充斥，但是重担却落到了老百姓的头上，政府收入也逐年递减。针对佛教流行所带来的弊端，姚崇在他的十项治国纲领中也提到了抑压佛教、停止修建寺观一事。
姚崇抑佛虽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的见解确实非常人所能有。他屡次引用历史上后秦、北齐、梁武帝、胡太后及近世的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安乐公主等人或倾国造寺，或广置僧徒，最后仍不免国灭家破、身败名辱的事实，说明盲目兴佛的弊病和抑佛的必要性。他曾对玄宗说：“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遭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
开元二年正月，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下令裁减全国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公元714年），重新从事社会生产。二月，玄宗宣布命令：“从今以后各地不准新修佛寺；旧寺坏了，上报有关部门造册审查，然后才能修理。”七月，玄宗又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民间铸佛、写经。这样一来，“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的严重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而且国人迷信佛教的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些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开元之治”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一场天灾给山东（今太行山以东地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漫天遍野飞舞的蝗虫犹如洪水猛兽吞噬了大片的庄稼青苗，甚至连田头的草木都不放过。当时，老百姓非常迷信，怕捕杀蝗虫会招来更大的灾祸，于是他们跪倒在田头地边，燃烛焚香，祈求上天显灵禳灾。然而，他们的希望被肆虐的蝗虫吞得越来越小……消息虽早已传到朝廷，但满朝文武却只是长吁短叹，无计可施。这时，姚崇又勇敢地站了出来。山东的广大地区前两年已连续多饥，如果再不治蝗灾，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姚崇不得不为百姓的生死存亡着想。他建议派出御史分道杀蝗，并且提出了捕杀蝗虫的好办法。没想到，他的建议竟引起了朝廷和地方官的一片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天灾，不便用人力驱除，“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玄宗也在中间摇摆不定。姚崇听着这些愚昧的声音，又是焦急又是痛心，他举历史上两次蝗灾为例，因为不敢灭蝗，以致庄稼草木都被蝗虫吃光，闹出人相食、牛马相啖的惨剧，说明灭蝗“事系安危”，必须马上动手。那些反对者又认为蝗虫太多，除不完，人难胜天。姚崇反驳说：“如今蝗虫布满山东，黄河南北的百姓，都流亡他方，咱们哪能坐视不救呢？即使一下子除不尽，也比让它成灾强。再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战胜天灾！”他向玄宗保证除蝗一定成功，否则，甘愿一人承担责任，丢官弃爵也在所不惜。一番肺腑忠言，一身凛然正气，终于使玄宗下了决心，下令：“灭蝗的事，我已决定，再敢说三道四者处以死刑。”
姚崇说服了玄宗，但大臣仍多心怀疑惧。他的副手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倒会丢失官爵，便私下劝他息事宁人。姚崇回答得很坚决：“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
姚崇排除了种种干扰，下令立即开始捕蝗。他为那些特派御史起名为“捕蝗使”，命其分赴各地，促令灭蝗。这些使者还带去了姚崇捕杀蝗虫的巧妙方法：利用蝗虫的向光性，晚上在地边点火堆，火堆旁挖坑，边烧边埋。山东大地那段时间出现奇景，晚上经常火光通明，浓烟弥漫，还夹杂人们喜悦的欢呼声。一群群猖狂的害人虫就在烟火中被就地埋葬。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大蝗灾，姚崇又叫各州迅速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不听朝廷命令，抗拒御史，而且写信给姚崇说：“蝗虫是天灾，自宜修德。除既不得，为害更深。”姚崇大怒，回信斥责说：“如果只靠提高恩德就可以免除蝗灾，你难道没有恩德！如今坐看蝗虫食苗，何忍不救，如果造成大饥荒，百姓将何以自安？灭蝗之事不能再迟缓一步，否则你要负全部责任！”倪若水这才不敢违抗，赶忙发动农民捕虫，共抓了十万万石，都扔到了汴水里。
随后，玄宗命令派往各地的使节详细考察各州县捕杀蝗虫的成绩，列名奏报。由于姚崇和玄宗君臣二人坚持灭蝗，山东虽然连年发生严重蝗灾，但并没有发生大饥荒的惨剧。这是两位政治家为老百姓做的一件大好事；作为一个封建宰相，姚崇能将百姓的安危系于心上，力排众议，坚持灭蝗，并且甘愿独自担当风险，这实属难能可贵。当时很多老百姓画了姚崇像，供奉起来，希望这位忧国如家、爱民如子的“救时宰相”能够给自己带来福惠。
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理由不佩服姚崇，因为各种各样的歪风和俗见在今天也并未绝迹，我们仍然需要敢于与其针锋相对的领导者。
7.挽救危局全在于领导者超群的胆识
有的领导者能够在顺局中应付裕如，遇到形势危急、生死难料的场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只有胆识超群的领导者才能扶大厦之将倾，以一己之力定出成败胜负。
北宋时期，宋朝与北方辽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双方交战，宋军多次失利，而辽军的进攻不断加剧，准备大规模南侵。面对辽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真宗和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毫无良策。危难之际，以英勇果敢著称的寇准被毕士安等人推上了前台。景德元年（1004）八月，真宗任命寇准为宰相，要他负责解除辽军的威胁。
不久，辽军包围了瀛州，直逼贝州、魏州，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逃跑，他暗劝真宗放弃汴梁，迁都金陵；又有人劝真宗逃往成都。真宗犹豫不决，便召寇准商议。寇准力主抗辽，对主张逃跑之人恨之入骨，他心知是王钦若等人的主张，却佯装不知说：“谁为陛下出的这种计策，罪该处死。如今陛下神明英武，将帅团结一致，如果御驾亲征，敌军自然会逃走，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远逃楚、蜀之地呢？如果那样，大宋必然人心崩溃，军心涣散，敌军会乘势进攻，长驱直入，大宋的江山还能保住吗？”一席话，说得那些主张逃跑的人羞愧难当。真宗受到震动，决定御驾亲征。
真宗和文武大臣率军从京师出发，向北进发。当大军到达韦城时，听说辽军已攻到澶州北城，真宗惊恐万分，信心全无，又打算南逃。寇准坚定地说：“目前敌人已经临近，人心恐惧，陛下只可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北城的守军日夜盼望着陛下的车驾，一旦后退，万众皆溃。”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率众臣勉强到达了澶州南城。此时，隔河相望的北城战事正酣，真宗和众臣不敢亲临前线，不愿渡河，寇准坚决请求真宗过河，他说：“陛下如果不渡过黄河，那么人心就会更加危急；敌军的士气没有受到震慑，他们会更加嚣张。只有陛下亲临北城，才是退敌的惟一办法。更何况我军救援部队已经对澶州形成了包围之势，陛下的安全已经有了保障，还有什么顾忌不敢过河呢？”他见仍说服不了真宗，就把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叫到跟前，要他力劝真宗。高琼对战事相当了解，他对真宗说：“寇大人方才所言极是，将士们都愿拼死一战，只要陛下过河亲临阵前，士气必然大振，定能击退敌军。”真宗无奈，只得答应过河。
到了北城，真宗登上城楼观战。正在城下浴血奋战的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之上的黄龙御盖，欢呼震天，声闻数十里，军威大振。他们呐喊着冲向敌阵，辽军被宋军士气所慑，锐气顿消，溃不成军。
此战胜利后，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城楼之上继续指挥作战。寇准治军有方，命令果断，纪律严明，很受士兵拥护。在他的指挥下，辽军几次攻城都被杀得大败而还，主帅萧挞览也被射死。真宗在行宫之中对前线战事不太放心，多次派人前来打探战况，探子每次都见到寇准和副帅杨亿在一起饮酒说笑，就回去禀报真宗。真宗高兴地说：“寇准这样，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辽军虽号称二十万，却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随时有被切断归路的危险。萧挞览一死，辽军人心惶惶，更无斗志，于是便派人送来书信，请求讲和。条件是，只要宋朝每年给辽国大量绢银，辽军就退兵，并且永不再犯中原。寇准想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所以坚决不答应议和。真宗对战争早就厌倦，在求和派的劝诱下对两国结盟议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无奈主帅寇准的反对使议和出现了很大的阻力，于是一帮贪生怕死的官员就在背后放出谣言，说寇准利用打仗以自重，野心很大。迫于谣言的压力，寇准只得同意两国议和，缔结盟约。
真宗派大臣曹利用作为使节到辽军帐营中签订结盟条约，并商讨“岁币”之事。临行之前，真宗对他说：“只要辽兵速退，‘岁币’数目在百万之内都可以答应。”寇准却暗中又把曹利用召到帐内，对他说：“虽然有皇帝的敕令，但你在与辽使签约时，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提头回来见我。”
这年十二月，宋辽双方终于在澶州达成协议：辽军撤出宋境，辽皇帝向宋皇帝称兄，两国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宋每年拨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河北战事平息，北疆人民安居乐业，寇准功劳很大，声望更高了。
我们常常批评个人英雄主义，这是崇高中庸的思维习惯使然，但是关键时刻、紧急关头我们又都期望一位救世主的降临。实际上也毋庸讳言，能够挽救时局的领导者就是公众所期待的救世主，这样的“个人英雄”愈多愈好。
8.为求真求实不怕争个你死我活
领导者不能怕争———跟别人争、被别人争，因为事实越争才越清，真理越辩才越明。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心中无鬼，就可以无论得势失势，不管位高位低，都理直气壮地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在北宋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一对老冤家就曾争了个你死我活。
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
司马光踏上仕途以后，特别是嘉元年（1056年）仁宗建储问题发生以后，他一直是忠于职守，勇于谏诤的。但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北宋王朝，政治上越来越腐朽，赋役的苛重，土地的兼并，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辽、夏的侵扰和勒索，又造成严重的民族矛盾。这两种矛盾互相激荡，互相推动，使北宋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当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怎样挽救危亡这个问题上，由于各人经历、学识和地位的不同，因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突出地表现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的矛盾斗争。
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一致。当时的所谓嘉四友，就有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从一些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可以看到两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准备推行新法之初，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有人攻击王安石时，司马光并不赞成，认为是言过其实。
但是，在宋神宗颁行新法的前一年（1068年），司马光和王安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那时因河北旱灾，国家支用不足，宰相曾公亮等请求皇帝在举行南郊典礼的时候，停止对臣下的照例赏赐。神宗把这个意见交学士院讨论，司马光和王安石同见神宗，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有权势的人做起，可以按宰相的意见办。”王安石则说：“国用不足，不是现实紧急的事务，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最会苛敛民财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能使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货众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的库中，若想办法掠夺百姓，那危害就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就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载此事用以说明他的不明智。”
如果就事论事，司马光“救灾节用”的主张当然是正确的，但王安石所主张的“不加赋税而国用足”的理财政策，有着较深一层的看法。他不是从节流方面着眼，而是从开源方面着眼。在变法之前，王安石主张积极发展生产来富国裕民，但是在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王安石主张从理财上着眼，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法税收，所以司马光当场就强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