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7船中“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续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100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曾国藩这种“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在清政府妥协的外交事务中为国家赢得了一点尊严和利益。
西汉时候，有一位宰相叫丙吉。暮春时节的一天，他带着随从到长安城外去视察。半路上碰到两拨人斗殴，并且打死了人。他看见之后只当没看见，还催促随从绕过去继续往前走。正走着，他又看见路旁边有一头牛躺在地上直喘粗气，急忙吩咐停车，下来绕着牛反复查看，并向田里农夫询问这头牛的情况。随从人员很是不解，便问：“大人，您刚才看见打死人都不管，为什么要把一头牛的情况这样问来问去，难道牛比人还重要吗？”丙吉笑答：“那当然了。打架斗殴之事自有长安县的官吏处理，用不着我亲自过问。而在这个时节，天气并不热，这头牛都喘成这样。我担心这是瘟疫的前兆。这关系到今年全国的收成和百姓的性命。这等大事才是我要管的。”
这则典故就是“丙吉问牛”，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什么事该抓，什么事该放？丙吉作为丞相，出行的目的是体察民情。如果见到斗殴就立马插手管，势必影响行程，甚至还会干扰地方官员对案件的处理。但如果是京兆尹出行，在自己的治下遇到这样的事就必须管。这是因为两个人身份不一样，职责定位自然不同。二是要善于从细节出发抓大事，认识规律，掌握全局。大家想一想，如果是大热天一头牛躺在地上喘粗气，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天气热。但是在暮春时节，这个现象就不寻常。如果不把牛喘气和时间、气候联系起来，这个细节就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牛耕地喘气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丙吉却从中发现了问题。
抓大事，不仅是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更因为大事的影响力大、带动性强。把大事抓住了、抓好了就能解决主要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有时候，其他工作任务完成得再好，主要任务没有完成，却不能证明你就把工作做好了。这就是说大事的影响力大，大事影响全局。
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一书中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有效管理者做事必须要找首要的事情先做，而且专一不二。”可见，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作为领导应集中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精力去抓好事关政策性、全局性、倾向性的工作。一些意义很小的小事不必事必躬亲，由其该管理的部门管理好了。
做自己的主人，不受外界摆布
曾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每人都求菩萨，于是有人问菩萨，那你求谁保佑你呢？菩萨说了一句深刻的话：“我求我自己——求人还不如求己。”求自己，自己拯救自己是最信得过的决定。
这就是菩萨的高明之处了。不管怎样，如果借他人之手完成自己的事业，那当他人想诋毁时，你一定没有能力阻挡，只有那些依照自己的主意办事的人，才真正可以做到左右逢源，不然也就只能是别人的附属品。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自立自强是最重要的，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事物的本质，让心灵主宰生活，而不是生活主宰心灵。当别人诽谤你时，你依旧微笑观花；当别人赞美你时，你仍然认真读书，那么，你就是自己的主人了。
日莲《佐渡御书》云：“日莲今生生为贫穷下贱之人，出身旃陀罗之家者，是也。”这则名言的含义是：贫穷富贵，遭人歧视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关键是要自强不息，人穷志坚。
日莲和尚出生在被认为是贱民的渔夫家庭。可是他从来不向任何人隐瞒自己的身世，在他看来，贫富贵贱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要有自强不息的毅力。
每个国家的宪法与法律都规定，各民族之间平等，不可以歧视，规定男女平等，规定宪法面前人人平等。这正好说明了今天还存在着歧视与贫富贵贱，并且还很明显，因而才用宪法与法律加以规定和约束。
俗谚有“好汉不怕出身低”，“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等说法，可见一个人不必为了自己出身微贱而自卑，更不必为生活环境不好而苦恼。不仅是这样，反过来说，生活环境越好，越使人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人性与物性相同，越是温暖或暑热的地方，东西越容易酸臭腐败；反之寒冷的地方，却可以使东西保持长久的新鲜。人也正是这样。在清苦的环境中，最容易激发人的斗志，古今中外许多伟人，无不是从青少年时代的艰苦环境中奋斗成功的。
做自己的主人，只有我们把握好命运的方向盘，在自己的轨道上行使，才不会受到外界的摆布。
生活是美好的，多彩的，要想尽情享受这多彩的生活就要努力驾驭自己的人生道路。
生命是短暂的，可贵的，要珍惜它的可贵，重视它的短暂，把目标放远，让视野开阔，不要局限在眼前的一得一失上，让自己的生命绘出绚丽的彩虹。
以大局为重，有争论有分歧无所谓
人生做事业要成功，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要有个主次轻重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大局为重，以整体为重。诚然，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深浅不同，每个人的智慧、思路、见解也必然不会完全一致，有争论有分歧是正当的，合理的，只要大的方向、原则不差，争论、分歧其实都无所谓，相反，由于有不同的意见，人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更清楚更全面深刻。
1965年9月23日清晨，毛泽东从中南海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你来吧，早在等着，还没有睡。”彭德怀了解毛泽东晚间工作的习惯不想打扰，但毛泽东诚恳的邀请，使彭德怀只好遵命前往。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谈话从清晨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望着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关切地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纸条来，花那么大的功夫写那么长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太懂，彼此都不满意。何苦？我们还是谈谈，吵架可以，骂娘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毛泽东还说，“历史上真正的同志绝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的意见放一放。”“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量用到办事情上去。”还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彭德怀的心，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的安排，到西南三线去工作。
在中央对彭德怀的问题没有作出决议之前，彭德怀重新站出来工作，而且要重新做重要领导工作，这就不是容易接受的事情了，但彭德怀顾全大局，不计前嫌，他认为，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必须带头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党组织既然叫我彭德怀去工作，就必须坚决服从。”如果明知党组织作了决定，而由于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予理睬或不予接受，那就背离了党的“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宗旨，就要有愧于党，有愧于人民。因此，他宁肯承受不公平的批判和不正常的处理，还是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安排去西南三线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品质，同时，也表现了他是一个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外，自己再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优秀党员。
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位伟人的胸怀，他们都没有因为个人的分歧、争论而影响了革命工作。以大局为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在曲折中发展的重要原因。事业发展是主流，只要不束缚、羁绊前进的脚步，不改变前进的方向，对于一些奋斗的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分歧是无所谓的，其实也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