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孙建功律师细读了近些年来中国细菌战受害人向日本法庭起诉资料，这都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且赔偿的。中国曾组织108名庞大的原告团，这108名原告团成员在长达数年的诉讼过程中，有着相同的受害经历，相同的诉求，他们奔赴日本声援，搞宣传联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诉讼团曾一度陷入窘境。许多律师和诉讼参与人因为不堪重负而离开诉讼团，不少老人先后去世。诉讼的结果虽然取得了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对细菌战所造成的危害得以认可，但并没有完成关键的诉求。一些原告成员认为官司打到尽头，所有努力似乎付诸东流……孙律师觉得，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持续原先的做法，重新组织类似的诉讼团队，所有的原告都可能笼罩在原先败诉的阴影里，不再对相同的诉求产生兴趣。原告本身信心不足，是诉讼过程中最致命的短板。
那是个阴天，几个朋友邀孙律师到河边新开的一家渔庄吃晚饭。饭局未开，朋友玩起了纸牌，孙律师独自走到河边，坐在厚厚的草皮上，风抚着他的身子，孙律师感到有一种城里没有的凉爽。仰望天空，乌云像图上的重笔，凝重而无声，下方的山峦起伏，一抹青翠，衬托出一幅和谐的画面。近处河水湍急，依稀望见河床上的鹅卵石，孙律师有一种渴望扎进去的感觉，只可惜他不习水性。河边低矮的杨柳树丛里，白头鹰跳跃啼啭，唱着悦耳的歌，歌声配着哗哗的流水声，像一首巴赫的神曲。他听着有些陶醉，忽然背后飞来一颗石头“扑通”一声砸进水里，水花溅起洒向杨柳，数只白头鹰惊飞，树丛里突然安静下来，孙律师扭头看时，他的一个女同事笑得前仰后跌。
“白头鹰跑了。”
同事止住笑，伸出耳朵听了一会说：“没跑。”
果然，柳树丛里有了响动。孙律师从地里拾起一块石头向柳树丛砸去，惊起了最后一只鸟。
“为什么这只鸟没跟着飞？”孙律师问。
“我不是鸟，你问鸟去。”同事说着咯咯地笑。
“当然，你不是鸟。”同事的笑有含义，孙律师装着没理会。
“为什么关心起鸟来了？”同事问。
“一只鸟起止自如，在空中只划出一道弧线，一群鸟就不同了。这个世上的动物，哪怕到了生死的紧要关头，都难以步调一致。”孙律师自言自语。
“我不懂。”同事说。
“如果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团队，就有可能避开原先的不足。一群鸟毕竟是群鸟呀。”孙律师继续道。
女同事伸手摸孙律师的头，孙律师避开了。“我没病。”
“那怎么胡话连篇？”
孙律师回头一笑说：“诉讼已经获得了成功，他们以法律形式承认了受害事实的存在，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不会在遗留问题上纠缠，而是着重危害的延续，诉求不同，不重蹈覆辙。”
女同事从地上站起来，退到一边远远地望着孙律师说：“你没事吧！”
孙律师朝她扑哧一笑，女同事跑了回去。他转而大笑，抓起地上一块大石头扔向河中心，水花四溅，他心里突然亮堂起来。
细菌战的隐患与危害至今仍然威胁着每一个人，就像无数个国建的父亲，这是现实的危害。因此，每一个受到伤害的公民都有权利提起诉讼。这种起诉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一种形式和姿态，也就是说，通过起诉迫使日本政府尽早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为此，诉求也不应当要求过高。比如要求日本国就细菌战罪行向原告道歉；就细菌战的现实损害事实向原告个人赔偿；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而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主要包括：细菌战受害者的人身损害在继续发生；细菌战隐患难除，危害生存的自然环境；为揭露和清算细菌战罪行，中日两国人民付出了大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此时，律师孙建功想到了一个人，崔恨水！
他起身拍掉身上的草屑，内心有一股热情在扰动。他走向车子，反光镜上看到屋里跑出的同事在拼命招手。
“哈哈哈。”孙律师开怀大笑。
赶到江山已是万家灯火，在街上吃了碗面，到了崔国建家，崔大伯独自坐在门口的木墩上纳凉，见到孙律师站起道：“你怎么来了，国建呢？”
孙律师说：“大伯，我没告诉国建，我找你商量事情。”他从屋里拖出一条板凳坐在崔恨水的对面。
崔大伯看到他一本正经地说话，表现出不安。“国建没事吧？”
孙律师一下子明白过来笑道：“大伯没事，他好着呢。我与你商量其他事情。”
“哦。”崔大伯答着，一瘸一瘸地走进屋里为他沏茶。崔恨水拿茶叶，孙律师端起热水瓶，是空的。崔大伯失声道：“哦，没烧，山里人喝惯了冷开水，他娘去后，热水瓶老空着……”
崔大伯拎起一把泥茶壶往外走。孙律师说：“不如和国建一起住。”
崔大伯说：“山里住惯了。”
坐定，崔大伯望着孙律师等他开口。孙律师说“你收集的那些资料，对雪野慧质子很有用。”
崔大伯点点头。“她是个好姑娘。”
孙律师用简洁的语言告诉崔大伯说：“雪野慧质子到中国的目的，是调查日本731细菌部队在中国、在衢州伤害老百姓的事，她母亲也到过中国，到过衢州，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雪野慧质子也想了解母亲的死因。”
“我听国建说了，他们为什么杀死她母亲？”
“这里头很复杂，她母亲的调查触及别人的罪恶，别人害怕了。”
“这事不都公开了吗，中国人和日本人为细菌战打了好多年官司，中国人真的败了？”
孙律师点点头。“为日本在中国的细菌战争，中国民间一百多人和日本政府打了十多年官司，帮助中国人打官司的还有日本二百多名律师辩护团成员，日本法庭开庭审理了十多次，但官司最后还是败了。”
“真的就败了，日本人赖账了？”崔大伯道。
“这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日本害怕世界人民知道日本丑陋的过去。”
“也是，都过去六七十年了。”崔大伯感叹道。
“问题就在这里。”孙律师望着崔大伯说。“我们不应当纠缠几十年前的事。打了十多年的官司，日本人承认细菌战争，承认对中国百姓造成了伤害，这就够了。我们要把目光转向现在。由于日本承认的细菌战争造成对中国百姓伤害的这一事实，至今还在延续。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中国百姓，都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消除伤害的诉求，比如崔大伯您。”
崔大伯望着孙律师半天没说话。
“崔大伯的亲身经历和大娘的死，都可以证明日本六十多年前细菌战争的侵害还在延续，而崔大伯的腿和崔大妈的病亡，都是这种侵害持续的直接后果。”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跟日本人打官司。”
孙律师点头说：“是的。”他观察崔大伯表情，相信崔大伯是个明白人，大伯这些年对日本细菌战争受害人的资料积累足以证明这一点。孙律师接着说：“细菌战争受害人与日本政府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忽视了伤害的持续性，而我们要把这种现实的伤害作为我们诉求的重点。”
“我一个山里的农民，做得了这个？”崔大伯望着孙律师问。
“当然做得了，我是你的律师，官司由我们一同来打。”孙律师说：“我一直在想，雪野慧质子是个日本年轻女孩，跑到中国来了解六十多年前日本人使用细菌战伤害中国人的事实，而作为真正的受害人却袖手旁观，这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更对不起我们自己。”我说得有些激动了。
崔大伯犹豫说：“我担心自己做不了。”
“法律上的事你做不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你自己最清楚，这就足够了。”
“和国建商量过没？”崔大伯问。
“我了解国建，您老同意后我和国建再商量，还有雪野慧质子，她一直希望我能帮助她这么做。她的母亲同样是细菌战争现实的受害者。”
崔老伯点头道：“我这个老头子对你们有用，就尽管使。只要日本人承认细菌的危害还在进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孙律师起身握着崔老伯的手道：“谢谢您老伯。”
“难得你们年轻人有这份心，我当谢你才是。”
孙律师重重地点头。
告别崔老伯，孙律师没有急于把他答应以个人名义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事告诉国建，他应当想好一个理由。孙律师不是担心国建不同意，而是考虑这样的行为增添了国建为父亲的担忧。其实孙律师没想到，雪野慧质子来中国的目的只是了解日本军人进行的细菌战争和对中国平民造成的伤害，同时了解她母亲被害的真相，现在，不仅是雪野慧质子增加了中国之行的内容，崔老伯也被他拉入了这个行列。
现在，孙律师要为这场也许是无望的官司做准备，这期间，他希望得到雪野慧质子的全部资料，并且得到她的帮助。
想到这里时，孙律师的内心汹涌澎湃……
此时，雪野慧质子还在宾馆里，她吃完送来的牛排，刚才的恐怖情绪完全镇定下来。她翻开文件。正是叶列娜夫洛娃说到的那些副本。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是1938年关于设立特别军事区的文件。文件总共两页，是打印而成，不少字迹模糊不清。雪野慧质子太熟悉了，这个文件正是大规模建立“731部队”的标志。它以“731部队”驻地为中心，东至后二道沟，南至韩家店，西至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北至新五屯的方圆32.24平方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这个“特别军事区域”的上空有日本警备飞机巡航，严禁外部飞机进入这个空域。他们把从周家到平房站以北的孙家站这段路程称作“六十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平房站，在前一站必须把窗帘放下，不准向车外瞭望。
雪野慧质子仔细审读，把它翻译成以下中文：
“关东军司令部第一部第1539号训令
1938年6月30日
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兹奉命知照，本问题已作如下决定：
一、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
二、依据‘满洲国军机保护法实施规则’，附件要画上所标明甲号地段应认定为第三种区域甲号地段。上述规则禁止事项均适用于该地段。
三、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乙号地段内，禁止建筑二层以上之新房屋。
四、对民用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指定有航空线及禁航地带。
五、甲号地段和乙号地段禁界以及禁止事项，由满洲国治安部宣布之，军事建筑物所在地区由防卫司令官宣布之。
六、本训令只通知直接有关各部队；不得作任何公布。”
文件内容和雪野慧质子调查的情况完全相同，应当说，这是日本关东军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建立细菌部队的开始。
雪野慧质子翻了翻文件副本，共有16份，雪野慧质子挑出了她一直想得到的其中的三份：
关东军作战命令甲字第398号；
关东军作战命令丙字第659号；
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命令第178号。
其中，第398号是关于在牡丹江等建立4个支队的命令，是由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下达的。
雪野慧质子在靖国神社见过梅津的灵位。
梅津是大分县人，日本陆军上将，甲级战犯。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1911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日本驻德国、丹麦使馆武官。1934年3月至1935年8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1935年，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中国失去了平津一带战略要地，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下了基础。1936年3月，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省次官。积极支持和参与向中国实行全面进攻的“卢沟桥事件”，为日本侵华战争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39年起至1944年6月，他出任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洲国大使，是关东军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司令官。1940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44年7月，梅津美治郎接替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继续进行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盟军的强大攻势，逼近日本本土，梅津美治郎等军队首脑制定了本土作战计划，决心不惜牺牲一亿国民，顽抗到底。他坚决反对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直到8月14日天皇举行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还向天皇要求继续战争。9月2日，在天皇亲自敦请下，梅津美治郎极不情愿地代表军部出席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投降书上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46年4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令逮捕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5月3日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甲级战犯。检察官指控梅津犯有策划并参加侵略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的战争罪行。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处梅津美治郎无期徒刑。1949年1月8日，梅津美治郎患癌症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应当说，“731部队”是梅津上将手下的一支特别部队，也是他手上的一张王牌。梅津上将为部队的建立和扩大有过许许多多的关注。像甲字398号等绝密文件，均是由梅津签发的，他对部队性质了如指掌。只是东京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对关东军“731部队”的罪恶只字不提。正如雪野慧质子调查的那样，美国从中作梗。
另一份便是659号文件，这是份战术性文件，雪野慧质子在很多材料都看到过的关于对衢州一带进行细菌攻击决定。她的舅公也参与了这次非人道的战斗，而且强奸了一名中国姑娘。这份文件在“731部队”进行细菌攻击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从这份文件之后，“731部队”对中国后方开始了多次细菌战争。
雪野慧质子手里又拿起了另一份文件，即第178号文件，这是关东军铁道司令草场中将签发的一道命令，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