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累累的国家需要好好整顿。保尔看望亲人们，由于舍佩托夫卡市再次陷进了波兰白军的手中，成为双方的战线交界地段。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没日没夜地在肃反委员会里工作，快点做好工作。他和朱赫来住在一起。听说舍佩托夫卡市又到了波兰人手中，保尔十分担心。
“费奥多尔，如果坚持现状，那我的母亲不是划给波兰那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也许会沿哥伦河划分，这样舍佩托夫卡市还是归我们。不用担忧！事情很快就明了。”很多师团从波兰前线向南方开始撤离。利用共和国喘息的机会，弗兰格尔偷偷地从克里米亚的巢穴里钻了出来。以前，当共和国集中全部兵力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的部队却由南向北顺着第聂伯河向前推进，慢慢靠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与波兰的战事已成往事。所以，国家将部队被派遣到克里米亚，去消灭掉这最后一个反革命的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给养和大炮的军用列车，途经基辅，运往南方。这一区段的铁路肃反委员会简直忙得无法站立：军用列车接连不断地涌来，时常造成堵塞，使得各个车站都弄得乱了章程，整个交通则由于腾不出线路而被迫停止运输。收报机吐出的长长纸条上往往都是最后通碟式的电文，指令让某某师让道。打满密码的小纸带不停地蠕动着，每份电文上都写着：“特别急用……军事命令……立即让道。”而且，几乎每份电报全都强调：违令者送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负责分散堵塞现象。各个部队的指挥员挥动着手枪冲进肃反委员会，要求执行某某司令员某某号电文的命令，让他们的列车马上出发。
如果请求无法办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把我们的车发走！”所以，开始破口大骂。特别复杂的情况出现时，朱赫来便亲自处理。只要朱赫来一到，几乎要打起的双方都会立刻停止争吵。朱赫来那魁梧高大身材及他冷静严肃的表情无形给人一种压力。
保尔时常离开房间到站台上去工作，尽管他的头特别地疼痛——他的神经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累垮了。
有一天，在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保尔猛然看见了谢廖扎·布鲁兹扎克。谢廖扎跳下敞车，激动地扑向他，但用力过猛，差点把保尔都要撞倒了，所以又忙抱住：“保夫卡！你这个鬼家伙，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一时间两人都不知该讲些什么。是啊，在分开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啊！他们忙着向对方问长问短，可都不等对方回答，自己却只管说了。他们太激动了，连汽笛声也没听到，直到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滑动，才松开了相互拥抱的胳膊。
没办法的事，刚刚才见面，紧接着就将分别了。火车已经在慢慢加快速度。谢廖扎害怕赶不上火车，最后向保尔喊了一句什么，就急切地向月台奔去。加温车厢的门早已打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就有人把他拉住并拽了进去。保尔纹丝不动地站着，看着列车渐渐远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谢廖扎还不知道瓦利娅已经离开了人世，由于谢廖扎自从离开故乡就再没回去。保尔沉浸在相逢的欢乐之中，但却忘记了将这件事告诉他。
“让他高兴多点少点忧伤地走吧，也许不知道对他要好些。”保尔心里想道。他万万不曾预料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与朋友的最后一面。这时，谢廖扎正站在车顶上，任凭秋风吹着他。他自己也没有一点预感到死神在向他逼近。
“请坐吧，谢廖扎。”多罗什科劝他说。这个红军战士陈旧的大衣背上有个烧了个大圆洞。
“不要紧的，我和风是老朋友了，让它尽情地吹吧。”
谢廖扎笑着说道。就在这件事发生一周之后，谢廖扎在乌克兰的一次战争中英勇地牺牲了。一颗流弹打远方飞来。
他全身一震，他中流弹了。胸口火烧般地疼痛，他不由得向前跨了一步，身体轻轻摆了摆。他没有呻吟，只是伸开双臂，用双手紧紧捂在胸前，身体向前弯下，然后倒在地上。他的那双湛蓝、清澈的眼睛呆呆地凝视着辽无边际的草原。
肃反委员会繁重的工作对还没有彻底伤痊的保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的健康状况再次遭到破坏。脑部受伤的遗留症——头疼病发作的次数更加地多了。最后，在熬过两个不眠之夜以后，他又昏迷了过去。
面对这种状况，保尔去找朱赫来，说：“费奥多尔，如果我想重换一个工作，你看可不可以？我的最大愿望是到铁路工厂去，去做我的专长。在这儿，我总觉得做得很吃力。医务委员会说我不可以再在部队工作，可这儿比前线还要紧迫。这次清剿苏特里匪徒，连续作战两昼夜，我差点儿再次昏死过去。我应当脱离这种刀对刀、枪对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站的力量都没有了，哪能做一个好样的肃反工作人员。”
朱赫来很关心地看看保尔：
“是的，你的状况很不好。早就不该让你做这份工作了。都是我不好，没有想到这儿。”
这次谈话过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再来到团省委。介绍信上写着，由团省委给柯察金重新找份工作。
一个特意把鸭舌帽压在鼻梁上的活跃、热情的小伙子用眼睛扫了扫介绍信，欢快地对保尔眨眨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刚过来的？好地方。来吧，我们立刻让你工作，这儿正缺人呢。你想干什么？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么样？你说不可以？那就算了。码头上的宣传站，你看好不好？不去？呵，那你就不好了吧，这可是个不错的地方，口粮额度最高。”保尔不想让他再说下去了，说：“我就分到铁路吧，到铁路工厂去。”小伙子好奇地看看他：“去铁路工厂？嗯……我们那人员已经够了。这样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让她给你分配工作吧。”保尔和这个黑皮肤姑娘只说了几句，最后作出定规：
保尔作为不脱产干部，就任了铁路工厂的共青团书记。正是这时，在克里米亚的大门旁，在这个半岛很小的喉管处，也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古老的分界线上，一座戒备森严的要道口——佩列科普被白匪军建起来了。旧世界的残余已经无法逃脱灭绝的路了，他们从全国各地逃往克里米亚半岛，还幸运躲在佩列科普要塞的后面可以安枕无忧了，仍旧过着侈奢的生活。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里，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跳进冰凉的湖水，要连夜偷渡锡瓦什湖，从背后袭击躲在要塞内的敌人。天下出了名的科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带领着他们。数万名战士紧跟两位将领奋勇前进，去捣毁蜷曲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最后一条毒蛇，它的舌头已经伸向琼加尔一带。其中就有小心翼翼地将机枪顶在头上行进的伊万·扎尔基。
第二天早上，佩列科普慌成一团，乱哄哄的，由于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已经越过层层阻拦，从正面冲了上去，在白匪军的背后，就在科托夫斯基半岛上，涉渡锡瓦什湖的先头部队也早就捷足先登了。第一个到达石岸的战士中就有扎尔基。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匪的骑兵好像发了疯的野兽，扑向那些红军战士。扎尔基一面用机枪四处地扫射，一面前进。敌方的人马在密集的弹雨中成片地死了。扎尔基以快捷的速度接二连三地换着子弹盘。
数百门大炮的爆炸声震响着佩列科普，好像大地已经震裂了，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数千发炮弹肆虐地呼啸着，炸成无数碎片，令好多人死去。大地被炸开了，一个个泥团被扔向空中，阳光被黑雾团掩去了。
匪穴已被砸烂，红军部队不断进入克里米亚。在最后的战斗中表现勇敢、使敌人听了胆小的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也冲进了克里米亚。无力反抗的白匪军连滚带爬登上汽轮，离岸向外逃窜。
苏维埃共和国为战斗英雄颁发了金质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褴褛的军装上，佩戴在狂热地跳动的心脏旁。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的制服上就有这么一枚勋章。
波和条约早签订了，一切均在朱赫来的预料之中，舍佩托夫卡仍然归划为苏维埃乌克兰，离这个城市35公里处的河流被定为国界线了。1920年12月，在一个永远纪念的早晨，保尔返回家，探望亲人。
他下了火车，踏上白雪皑皑的站台，看了看“舍佩托夫卡”这个站牌，没有思索向左走，走进机车库。他要先去看阿尔青，但阿尔青不在这里。他收好身上的大衣，快步越过树林，来到城里。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有人敲门声。她转过身来，口里喊道：“请进。”一个被雪包围住的人走了进来。母亲仔细细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回家了。她两手抓住胸口，过于兴奋而说不出什么来了。
她紧紧搂着儿子，不停地吻他，脸上流淌着喜悦的泪水。
保尔紧紧抱着母亲，看着她那被愁苦和期待折磨得日见苍老的脸庞。他没有说话，让母亲慢慢恢复平常。
这位饱尝苦难的母亲，如今眼睛里又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对儿子是看不完、说不清，高兴地整天闭不上口。本来，她以为再也见不着保尔了。两三天以后，肩上背着行军袋的阿尔青，半夜里也冲进了小屋。两个儿子的归来让母亲感到特别高兴。
历经种种艰险和苦难的柯察金一家人又终于团聚在了这间古老的小屋里，大家是那么的兴奋，那么的激动……“亲爱的，你们今后有什么样的计划呢？”老妈妈问她的两个儿子。
“很正常的，我还去弄我的技长——轴承了。”阿尔青说道，而保尔呢？他只在家里住了约有两个星期就走了，又回到了有好多工作等他做的基辅。
共青团铁路工人区委员会最近刚调过来一位书记扎尔基。保尔在书记办公室看见他时，第一眼看到是他的勋章。保尔一时也无法描述刚见面的感觉，不过在思想深处多少有点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在乌曼战斗一打响时就立下头等功英。他英勇善战，好多次立下了战绩。这会成了扎尔基成了团区委书记，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看成好朋友，以友好的方式欢迎了他。保尔为自己心头产生的妒意感到羞愧，也同他紧紧握手问好。
他们在一起工作很合协，成了每人都知道的好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工人区团委有两人被选为团省委委员——他们就是保尔和扎尔基。保尔在厂里找到了一间小住房，4个人一块去住了：扎尔基、保尔，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他们构成了一个公社。白天大家都上班，半夜才能回家。
有关党的新政策的消息刚开始是在团省委里听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说法，一时未形成完整的概念。又过了几天，在第一次研究讨论政策提纲的会上意见不同就出现了。保尔不能完全彻底明白提纲的精神实质，带着怀疑、不能相信的沉重心情离开了会场。在铸造车间他遇到了矮而结实的杜达尔科夫，他不仅是工长，也是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的脸面对着亮光，眨着暗淡无神的眼睛，拉住保尔问道：“发生什么事了？还要让资产阶级重新回来吗？我听说，店又要开了，要大做买卖。总之，仗是打了，最后，可倒好，一切又恢复往昔。”
保尔没有吭声，然而心中的疑团更大了。他不自觉地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且一旦卷入反党思潮，就涌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立刻多数派和少数派形成了。令人痛苦的日日夜夜还是来了。所有的党、团组织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达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保尔和他的一伙人的顽固立场在团省委里造成了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