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题目为《假如不挺身而出》的小诗，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从那以后，学校里反抗暴力、主持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帮助弱者的行为也日益增多，见义勇为逐渐蔚然成风。
患难识朋友。两个新生在爱与善的基础上，在正义与勇敢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奋力拼搏在出类拔萃的道路上。
当时那位被殴打的不屈少年，就是日后英国颇负盛名的大政治家——罗伯特比尔，那位挺身而出、愿为陌生弱者分担痛苦的无畏少年，就是日后扬名世界的大诗人——拜伦。
程乃珊见派克
正月初一早上我下楼去取信，收到一份硕大的、沉沉的、硬邦邦的邮件，发自洛杉矶。可我在洛杉矶没有朋友呀！但信封上分明写着我收启。再往左上角发信人那栏一看：啊，Gregory Peck ！我狂喜地惊叫起来。家人还以为我在楼下遭抢了。派克给我寄来一本有他签名题字的画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美国专为著名的前辈好莱坞明星出的纪念性相册，据说到目前为止只有十大明星才享有这种荣誉。相册里夹着一封信，其中有一句：“……听说你好容易收集到的我的剧照都在一场大灾难中丢失了，现在，我还给你……”果然，这本画册，登载着派克从14个月婴儿时期到1980年他各时期的工作、生活和社交照片。
“我自小爱做梦，”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那位蓝衣仙女似乎很宠爱我，使我的梦不断得以实现，现在，我再次梦想，希望有一天，我，能与你面对面交谈……”
当我应邀访美，去会见派克的前夜，我辗转不能成眠。我有过幸福的金色的童年，正当斑斓绚丽的青春向我呼唤时，1966年一场恶浪，卷走了这一切，包括我那个珍贵的梦！一本日记使我的隐私被公布于众，让人嘲笑、羞弄！他们喜欢故意践踏别人心里最珍贵的，当着我的面把我好不容易觅来的派克的相片撕毁、烧掉！我的那些同龄人们，尽管我理解你们是被愚弄了，但我永远不能原谅你们，怎能忍心践踏他人所珍藏的东西呢？我曾以为，从此我能做的，就只是养家糊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什么追求、理想、希望……岂料20年之后的今天，我重新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又可以重新幻想、重新希望！我这才明白，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不能成眠，我将要去见的，不仅仅是派克本人，而是一个我曾视为可望而不可即、但现在终于让我抵达的高度！啊哈，我干得还挺不错呢！我将继续努力，向着新的高度！
“Hello，Nancy ！”在派克的客厅里，他老朋友般向我张开双手，比我想象中还要高、还要帅，脸上显出那个我早已十分熟悉的微笑。啊，我的梦，我的梦！
我张了一下嘴，什么也说不出，眼泪却淌了下来。他张开温暖的双臂，给了我一个父亲式的拥抱。我用手指轻轻划一下他那深色的上装，为的是清楚地感受一下指尖触过毛糙的羊毛面料的感觉，以便证实，这不是梦。
“你曾否料到，我已不再年轻了？”他诙谐地问。如果说，白发和皱纹就是衰老的标记，他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老，但就他的光彩和魅力，则比我想象中还要充实和强烈。
我告诉他，为了见到他，我在洛杉矶多等了两天。他夸张地一抬眉毛：“你当然得等。我们是老朋友了，从你14岁起我们就认识了。”
我被他逗得笑了起来，面对这位第一次见面的世界明星，我一点儿不感到拘束和不安，我呷着香喷喷的红茶，吃着浇着蜂蜜的饼干，听他娓娓讲着童年的故事：他自幼喜欢狗，狗天天伴他上学，然后，狗似乎识钟点的，总是准时在他放学时到校门口去等他……他曾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怪不得他身上总有一股英武之气，且能出神入化地扮演各种军人。
他问我看过他哪些片子，我回答的数目少得可怜。他告诉我，他最喜欢他的《罗马假日》。遗憾得很，我没看过。他还告诉我，他到过中国，登过长城，当时，廖承志先生还设宴招待过他。
“那时没来上海？”
“没有，对不起，那时还没有《你好，派克》呢。这次回去，你准备写什么呢？”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你，派克！》。”
“哦，不是《别了，派克！》。”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然后，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参观他的游泳池、网球场、兰花棚……“为了不至于老得太快！”他轻松地说。他以必胜和积极的态度，接受这场严峻的人生挑战。所以他的艺术生命还是如此年轻和充满活力。1977年以后他已60岁出头了，还能成功地扮演那位久经沙场的将军麦克阿瑟和《海狼》里那位退伍军人。
重新回到客厅时，他打开那本贵宾留言本要我签名题字，我写上《温柔的爱》里那句歌词：哦，我的梦完美了！
当我拿出我准备的礼物，一个绘有他头像的瓷盘时，他十分高兴地说，他还没有一个画在瓷盘上的头像，但是随后，他又指着盘子上的自己说：“别喜欢他，他是个坏男人！”原来，我挑选的那头像，正是《太阳喋血记》里的那个牛仔。
他一直把我送到车旁，替我打开车门，那动作就像我早在他的电影里所见到的一样温文尔雅，他真是一位典型的绅士！
“再到中国来，到上海来。”我对他说。“一定来。”
“一言为定呀！”“一言为定。”就差没有勾指头了。
在车子引擎发动的一刹那，一个新的梦又在我脑海中长出，我把头伸出车窗外，不敢肯定地问他：“假如……假如，我写了一个本子，你肯答应在里面担任主角吗？”
“行。当然，这得是一个好的本子。”“我会努力的。”我对他、也是对自己说。车子缓缓启动了，我望着派克慢慢往回走的背影，感到从此，他不再是一团令人捉摸不定的梦，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派克，一位优秀的世界级演员，一个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的长者和朋友，一个慈爱的父亲、多情的丈夫，一位富有吸引力的男子汉！
他又转过身向我挥挥手。“谢谢你，派克！”我在心里对他说。
隔海相望的友情
梁实秋先生1987年10月3日在台湾病逝的消息，震惊了大陆文坛。这不仅由于梁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更由于他的那颗始终不渝的“北京心”。他原拟次年回大陆，走北京，探亲访友。他离开故园北京将近40年了。40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北京时常在他的梦中，北京时刻在他的心中。
在北京，我曾有幸接触过梁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她是一位出色的律师。1949年后，海峡两岸信息隔断，父女天各一方，思念情深，痛苦异常。后来，情况稍有松动，1971年夏天，父女二人便急切相约在美国会面，那是一场感人的情景。梁文茜给父亲捎去了北京东城内务部街梁先生故居四合院里枣树上的大红枣。先生爱不释手，老泪纵横。事后梁实秋先生将这颗红枣带回台湾，浸泡于玻璃杯中，供奉案头，足见其思乡之情深！我还见到一帧梁先生在他台湾寓所的照片，昂首站在一幅北京故居图画之前，遥望着远方。他在遥望着哪里呢？——自然是北京。他多么想早早地返回故都，再好好地看看北京，看看那座他日思夜梦的故园，看看许许多多他苦苦思念的老朋友。
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使台北的亲友们，也使远在北京的亲友们十分悲痛，十分惋惜。
冰心便是这感到痛惜者中的一位。这位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一篇是《悼念梁实秋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是《忆实秋》，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看得出，两篇文章冰心均是和泪而作。
冰心老人第二篇文章完稿时，我正好去看望她，成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我被这两位文学前辈的友情深深感动。也许是冰心老人刚刚完成这篇悼念文字，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她给我讲述了她和梁实秋先生的相遇、相交到相知的漫长故事……原来，梁实秋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
1923年，在赴美留学的途中，梁实秋与冰心在“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的甲板上不期而遇，介绍人是作家许地山。当时，两人寒暄一阵之后，梁实秋问冰心：“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冰心答曰：“文学。您修习什么？”她反问。梁实秋答：“文学批评。”就在这之前，冰心的新诗《繁星》，《春水》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风靡一时。梁实秋在《创造周报》上刚好写过一篇文章：《繁星与春水》。那时两人尚未谋面，不想碰巧在船上相遇。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顾毓珘）、梁实秋、冰心几个都不晕船，便兴致勃勃地在船上办了一份文学壁报叫《海啸》，张贴在客舱入口处，招来了不少旅客观看。后来他们选了14篇作品，送给国内的《小说月报》，作为一个《海啸》专辑发表。其中有冰心的诗三首：《多愁》、《惆怅》、《纸船》。
到美国后，冰心进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之后，梁实秋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波士顿地区，相距约一个多小时火车的路程，他们常常见面。每月一次的“湖社”讨论会期间，他们还常常一起泛舟于美丽的诺伦华加湖。当时波士顿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美术剧院”演出了《琵琶记》，剧本是顾一樵改写的，由梁实秋译成英文，用英文演出。梁实秋饰蔡中郎，顾一樵演宰相，冰心扮宰相之女。演出在当地颇为轰动。后来，许地山从英国给顾一樵写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冰心也调侃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说到此，冰心老人说：“这些青年时代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许地山和梁实秋都已先后作古，我也老了，回忆起来觉得这都是一种令人回味的幽默和友情。”
冰心老人说：“梁实秋很重感情，很恋家。”在“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上时，他就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女士。
1926年，梁实秋与冰心先后回国。冰心同吴文藻先生结婚后，就住在任教的母校——燕京大学校园内。梁实秋回国后在北京编《自由评论》，冰心替他写过“一句话”的诗，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古老的北京》。这些诗作她都没有留底稿，还是细心的梁实秋好多年后捡出底稿寄还给她。
冰心还清楚地记得，1929年她和吴文藻结婚不久，有天梁实秋和闻一多到了他们燕南园的新居，进门后先是楼上楼下走了一遭，环视一番，忽然两人同时站起，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来。”不料，他们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香烟，嬉笑说：“你们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不错，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因为冰心夫妇都不抽烟，招待他们喝的是白开水。冰心说：“亏得他们的提醒，此后我们随时都在茶几上准备了待客的烟和茶。”大约在1930年，梁实秋应青岛大学之邀去了青岛，一住4年。梁实秋知道冰心从小随从在海军服役的父亲在烟台海边长大，喜欢海，和海洋有不解之缘，便几次写信约冰心去青岛。
信中告诉冰心，他怎样陪同太太带着孩子到海边捉螃蟹、掘沙土、捡水母、听灯塔呜呜叫、看海船冒烟在天边逝去……用这些话吸引冰心到青岛去。冰心也真的动了心，打算去，可惜后来因病未能成行。倒是吴文藻由于去山东邹平开会之便，到梁实秋处盘桓了几天。
他们接触频繁乃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大后方。当时冰心一家借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梁实秋因为夫人程季淑病居北平，就在北碚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同住一所建在半山上的小屋。歌乐山在重庆附近算是风景秀美的地方，冰心的居处也是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房子，可以说是座洋房，不过墙是泥抹的，窗户很小很小，里面黑糊糊的，光线不好，也很潮湿，倒是门外的几十棵松树增添了风光。
抗战胜利后，冰心和吴文藻到了日本。梁实秋先是回北平，后于1949年6月到了台湾，先在编译馆任职，后任师大教授。这期间他们也常互相通信。冰心在她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还特意挂着梁实秋送她的一幅字。冰心得知梁实秋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消息是梁先生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当日告知冰心的。冰心感慨万端，她说：“梁实秋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是文藻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原籍浙江，出生在北京，对北京很有感情。我们希望他回来，听说他也想回来，就在他做出归计之前，突然逝世了。我和实秋阔别几十年，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虽说不得相见，可彼此心里都有对方。我也常常想念他，想起我们的以往。实秋身体一直很好，不像我那么多病。想不到他‘走’到了我的前头，这真太使人难过和遗憾了！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我所见的叶圣陶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是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