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创新企业的经营实践也佐证了这一点。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汇丰的平安保险集团，此刻已经是一家市值达到几千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控股企业。而在十几年前，它还仅仅是一家不能进入行业主流方阵的区域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是中国保险行业个人市场的启蒙者。同时，它也依靠在个人市场的创新与业绩，成功跻身于行业领导者行列。但是，在它最初进入个人市场时，中国大部分城市还处在刚刚摆脱贫困，只能够满足温饱的阶段。在这种时刻，说服一户家庭购买保险产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保险只是一个承诺，是一个精神产品。让穷人购买精神产品当然是艰苦的。除此之外，当平安保险公司决定去开拓个人市场时，董事长马明哲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大陆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设计个人保险产品的人才，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去销售这些产品的保险经纪。平安保险公司从中国台湾地区、英国、美国请人来设计产品与营销策略，请人来培训营销人员或者充当领军人物。当产品困难和营销技能的困难基本解决之后，平安保险公司还需要解决一个巨大的困难——组织能力匹配。
在欧美，保险经纪人是一份广受尊重的职业。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会以一种疑惑，甚至轻蔑的眼神，去对待身边从事保险经纪的人。平安保险公司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与公司文化，以使得它那支刚刚建立的团队，对自己的职业保持信仰和提高抗打击能力。否则，产品设计得再好，营销策略再巧，它也很难成功。平安保险公司这样去做了，于是它获得了最初的成功。平安保险公司建立了中国保险行业中个人业务最优秀的一支队伍，也成为中国这个行业的黄埔军校。再后来，为了留住这个团队，并使他们长久保持事业激情和创新能力，平安保险公司推行了员工持股计划。今天来看，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对中国平安后续的发展至为关键。它为企业保留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并且这种资本日复一日还在不断增加。
中国另外一家创新企业——深圳华为集团，是一家受人尊敬，同时又有些神秘的网络电信设备制造商。在中国拥有上千亿元销售收入的企业中，华为可能是唯一还没有上市的企业。今天，身处高科技领域，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能向思科公司这样世界级企业发起挑战的中国企业中，华为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华为在保持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较高比例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10%左右的利润率。华为集团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在20世纪公司早期资金紧张的时候，曾经绝望到想跳楼。而进入到21世纪，当华为集团成长为令世界瞩目的大企业时，人们发现华为集团有上千名员工是公司股东。而任正非本人，仅拥有百分之一点多的公司股份。或许这也体现了任正非对知识型企业产权制度的理解。我曾经怀疑，在企业内部已经自觉不自觉走上神坛的任正非，最终能否走下神坛。从华为集团的股权结构看，任正非对于这项挑战的信心，更多的是寄望于制度。华为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会不会是它的资本人格化呢？
还有同样引起全球瞩目的阿里巴巴。尽管中国已有少数企业在公司股权制度与治理结构方面与全球先进的理念接轨，但很显然，大多数企业还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财务投资人享有企业全部收益的一元资本阶段。我们的公司制度，还远不适应服务经济时代的竞争要求。这就使得中国创造对于大量的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中国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策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鼓励企业创新，但是，把技术创新、品牌打造理解为中国创造之路，其本身就是一种谬误。中国企业在硬实力方面与欧美企业的差距，当然是阻挡中国创造的障碍。但最大的差距还是软实力。而所有软实力中，最致命的缺陷是公司制度。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是从制度入手的，农民承包土地、个人投资企业，这些都是制度的突破。通过这样的改革，我们让土地成为有主人的土地，让企业成为有主人的企业，从而使得人的潜能可以极大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巨幅提升。
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二次改革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接受人才成为资本的事实，必须改革传统的企业一元资本制度，给人力资本一个资本价值认可的可能，建立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二元结构。否则，即便有一天，我们凭借人口红利超越美国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大国，也仍然会是一个穷国。原因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旧不高，更可怕的是企业没有利润。中国创造不是财务资本一元资本状态能够成就的理想，它需要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形成二元资本结构。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曾经有过被日本超越的历史，但日本很快又被美国超过并拉开明显的距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企业进行了公司制度改革。
为了求证二元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持并非只是在新技术行业或对大企业发挥作用，我曾经在2006年研究过山东聊城的一家小型民营公司。这家企业生产销售写字楼外墙装饰用的铝塑板和铝单板。在中国，这是一个年销售规模200多亿元的小行业，但却生存着超过200家企业。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因而导致无序竞争，而聊城的这家小型企业，不仅在3年时间里销售收入增长至5亿元人民币，净资产收益率超过30%。同时，它也成为这个行业中唯一被国家认可的驰名商标。是什么原因使这家企业有如此骄人的表现呢？这家公司有50多个自然人股东，分别是企业的高管、技术和销售经理。他们在股东章程里明确规定，公司每半年进行一次分红。在我考察过的几百家企业中，这是唯一一家实施半年分红的企业。我问公司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实行半年分红的做法，对方告诉我，这是他们把压强管理的原理运用到股息股利分配中来，并希望借此能够使50多位股东竭尽全力为企业工作。他说，由于是半年分红，所以假如企业经营情况不够好，股东们甚至他们的家属都会及时感受到，会很着急。他认为这种压力对企业是好事，可以把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范围内时常会展开有关新经济的各种讨论。但是，综合所有的讨论内容，人们仍然拘泥于新技术、新材料这样一些现象层面的思考。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市场与企业表现证明，新经济的本质是人力资本逐渐主导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才是新经济与工业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服务经济时代，消费者对企业多重价值的要求，决定了单一财务资本架构的企业已经落伍了。过度竞争与消费者的多重价值要求，使得企业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第一个方面是正确的决策会很难作出。因为产品与技术的更新过快，且消费者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变化越来越难以把握。在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短缺的环境里，企业只要确定了正确的产品方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一成不变的生产。而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这种业务的稳定性绝对是一种奢望。决策因此成为企业家们的一道艰深命题。一部分人始终能够做到让企业航行在安全正确的航道上，他们也因此成为英雄，例如韦尔奇、乔布斯、柳传志、马明哲。而更多人会马失前蹄，成为悲剧人物。企业家个人成为悲剧人物的代价是不足惜的，但往往最惨重的是他所领导的企业会付出昂贵代价。
第二个方面是打造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会更加艰难。通常，在服务经济时代的市场环境中，依然可以表现出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它的员工队伍也应当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与文化素质。因此，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方法，可能根本不适合他们。与消费者对企业多重价值的要求一样，这些员工在企业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薪酬。薪酬只是他们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他们需要好的企业氛围，需要尊重，需要个人发展机会。在工业经济时代，管理者更多时候是在领导一群渴望物质的穷人。把这样一支队伍凝聚在一起，为企业提供高效的工作，相对会容易一些。而今天，当管理者面对的是一群并不贫穷且思想富裕的部下时，要把他们打造成一支团结高效的队伍，难度显然要大许多。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着前所末有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是消费者的需求以及竞争变化带来的。然后，这种挑战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成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企业资本。
期权制切实解决的，正好是这个最难解决的人力资本问题。之所以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人力资本价值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对这类资本的定价机制难以确定。他们不像财务资本，一元钱就是一元钱，不存在定价问题。期权制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对企业历史积累的财富和未来可能形成的财富，作了一种新老划断。譬如说，一家实施20%期权的公司，等于原有股东同意拿出20%股权以及这部分股权的未来收益，由企业里那些具有资本价值的人才进行购买。没有赠予，只有对未来的信心与规划。企业高管们最多可以在未来，当自己的期权收益不佳时选择放弃。当期权收益较好，因此高管们选择行使期权时，他们也要接受制定期权时的一些约束。这真的是一项美妙的制度创新。它既解决了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怎样结合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传承提供了解决思路。我相信，这样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企业的再度辉煌中，一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同样发生在美国，那就是风险投资理念与机制。它同样也是有利于解决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结合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投资公司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商业估值方式开展自己的投资业务。譬如说，一家新创业的公司，它的创业资本金可能只有10万美元，公司尚无赢利，并且营业规模也不大；但它也许能够以40%的股权，吸引到数千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在工业经济时代，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么，财务投资人为什么会乐于以如此高昂的代价，去购买这家小型创业公司的股权呢？他们在购买什么？我们当然可以轻易得出财务投资人是在购买一个赚钱机会的结论。而问题在于，当他们用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购买了一家当时还不赢利的创业公司股权时，财务投资人通过什么来判定自己的投资还有可能赚钱呢？当我们稍加了解之后便可以发现，真正支撑财务投资人投资信心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与商业计划有足够吸引力，这表明公司所进入的行业以及它的竞争策略，可能会有美好的未来；另外一个是这家公司一定有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和一支好的员工团队，这表明创业团队有能力去帮助企业成长，实现他们的商业计划。财务投资人的高昂代价，实质上是在对一项创新业务和一支优秀团队进行投资，是对这家公司人力资本的认可。风险投资的这种变化，为越加充裕的全球财务资本与稀缺的人力资本，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作形式。
而美国的谷歌、雅虎、亚马逊，以及中国的搜狐、阿里巴巴等创新公司，也都受益于这样的风险投资机制。假如没有这种投资机制，一部分创新公司也许会胎死腹中。受风险投资的创新启发，那些原本对传统产业进行投资的投行，也改变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和估值模型。这使得全球的企业股权私募、并购重组活动，逐渐变得如火如荼。也正是因为投行的这种改变，类似联想收购IBM个人计算机业务、吉利收购沃尔沃这样的案例，才会更加顺利地发生，像贝因美这样的股权私募才可能完成。
贝因美吸引大企业投资最重要的价值点是什么呢？我认为，贝因美的财务报表和主要销售收入来自于奶粉是一个方面。毕竟，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是一个生机勃勃、前景广阔的行业。但是，在整个乳制品行业因为三聚氰胺超标事件陷入崩溃边缘，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所有投行机构都捂紧钱袋、控制对外投资的时候，贝因美仍然能够以8倍市盈率的价格，吸引大企业的投资，个中原因恐怕只有从贝因美“同心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以及谢宏这位企业领导人的身上去寻找了。所有投行机构的经理人，都奉行着“首先看事（标的企业），更要看人（经营者与核心团队）”的投资原则。在这样一种原则下，贝因美的商业模式和谢宏本人对资本的吸收力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