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对一些管制概念开始全新的诠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对“投机倒把”这个名词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把带有盈利性的经商活动都视为投机倒把，作违法处罚，这显然是“左”的思想影响，是不对的。某些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行为，现在看来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举例说，譬如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行为，过去被视为投机倒把，今天笼统这样说就不合适了。他的这番讲话一登报，全国的贸易商人都大大地喘出一口气，过去的十多年里，数以十万计的商贩因投机倒把罪名而入狱、而倾家荡产，有人甚至丧失生命――该罪名最高可判死刑，为所有经济犯罪行为中判刑最重者，如今，随着刘局长的一番讲话，一柄长剑终于从头顶移走了。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是，在2月份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之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这次两会上，刘永好、张宏伟等50多名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走进全国政协大会会场，刘永好后来回忆说，“年初，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我，说准备推荐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就让我填了表。同时，四川省工商联还推荐我为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3月18日，刘永好与内蒙古新优佳公司的陆航程出现在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是私营企业主第一次在这种政治性场合上亮相。到年底，乡镇企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的二分之一，就业职工1·02亿人，首次超过国营企业职工数。
跟粮票取消及私营企业家参政相似，另一个也很有象征意味的商业故事是，在四月份，中国的消费者第一次过上了“情人节”。根据北京媒体的报道，由香港人投资的利嘉鞋业是第一家在报纸上登情人节商业广告的企业，它在《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四次广告，宣称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内将抽取有特别优惠的“幸运情人卡”。几乎同时，开设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店也贴出了“浪漫温馨情人夜”的海报，情人节当夜来消费的情侣可以获得一支玫瑰花。五星级的王府井饭店则推出了价格为300元的情人节晚会，广告一登出，饭店的订位电话就被打爆了。这看上去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商业活动，然而，由于“情人”这个名词实在有点暧昧，因而，商家们的推广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微词，不久，有关部门就发下通知，严令不得在广告中出现“情人节”这个字眼，这项禁令或严或松地被执行了好几年，每当到了2月14日前后，工商部门都会发出类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后，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5月17日，著名跑车制造公司法拉利公司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第一个买主，他名叫李晓华，是一位靠经销生发水起家的、42岁的北京企业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前举办了一场新车交付仪式，李晓华站在价值13·4888万美元的跑车前的照片登上了各报纸的娱乐新闻版面。
8月，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条约组织，这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了可能，美国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产品正式进入到了中国，在此前的十来年里，这个可爱的形象已经广为中国儿童所知，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绘图课本、衬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过，它们竟全部是没有授权的侵权产品。
1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英国的《经济学人》在当月的一篇评论中说，“在许多因素的推动下，竞争已经在整个经济领域扩展开来。一个因素是外资和外贸的扩大，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权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间的角逐，这同美国联邦制搞的社会和经济试验惊人地相似。”
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喜欢用“公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二元标准来判断或议论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而事实却肯定要模糊和丰富得多。
1993年，最巍巍壮观的现象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
今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之年，日后的数据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462亿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发生的，1992年到2000年的累计流入量占总量的93％。到今年底，合同外资达到了1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一倍。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出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很快将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布希公司用1640万元购买了中国最大啤酒公司青岛啤酒的5％股份；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飞机公司在中国赚到了大钱，它一下子得到了总共120架、价值90亿美元的大订单；福特企业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说，“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一辆轿车终于下线了，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谢谢中国，美国制造”，此时，距离1978年汤姆斯·墨菲率团访华已经过去整整16年了，而德国大众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形成了年产10万辆的能力。1993年也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加的转折点。这一年日企在华投资比1991年有了急剧增长，达到3，414个的高峰，被批准的投资项目数量则是1991年的3倍。
9月，“北京·1993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西门子、巴斯夫、摩托罗拉等50多家跨国公司的代表和国务院、外经贸部的官员齐齐到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天晚上，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请。”
对外资的大量涌入，可以有多层面的解读。
宏观环境而言，进入第十六个改革年份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得以确认，中央政府日渐放宽了外资进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渐市场化的投资环境当然受到国际资本的信任和青睐。
从政策设计而言，吸引外资被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因此，外资开始享受到“超国民的待遇”，各地对外资及合资企业都推出了大力度的优惠政策，其中，一个被普遍采用的税收政策是“三免两减半”，也就是企业创办的前三年，所得税全免，后两年则减半。而在很多地方，减半政策更是从企业开始获利之年起才被执行。在所得税征收比例上，合资企业的税率是15――33％，而国内企业则被征收55％。这种税收政策上的“身份差异”，被认为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资企业”，将内资企业注册成中外合资，成为企业“合理避税”的普遍做法，这一政策要到热钱满天飞的2007年才被改变。
在改革理念上，外资更被看成是转换企业机制的最佳外来动力。武汉第二印染厂的例子常常被人津津乐道地引用，这家老工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新公司裁掉了三分之二的员工，使用的还是原来60年代的日本设备，行政管理人员从35人减少到3个人，香港方面带来了70％的外销业务，工厂很快就扭亏为盈。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合资方给老工厂带来的是：震荡较小的裁员、新的管理方式的输入以及外销渠道的开拓，很显然，这是一个双方都很满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