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让当时就在会场的评论家萨拉·巴比奥尼谢娃（Sara Babyonysheva）想起了“乡下白痴”，那种出现于“乡村散文”作家瓦西里·舒克辛（Shukshin）短篇小说中的行为古怪的人，那种“知道了沧海之一粟就坚持向世人显露自己才识的人”。在会议休息期间，作家弗拉基米尔·特德利亚科夫（Tendryakov）走到他的朋友切尔诺茨安跟前，低声嘀咕道：“听着，那家伙简直就是个傻瓜，他说的已经够多了。”切尔诺茨安回答道：“你错了，伏洛蒂亚。他是个有着过人天赋与精力的人，不过即兴讲话并非他的专长，他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赫鲁晓夫好像痛苦地意识到了他的讲话给听众所造成的影响，于是他表示了一丝歉意。“遗憾的是，我读的书太少……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读书的愿望。我读的东西也许和你们一样多，不过我读的是大使们的信件与外交部长的照会。”遗憾的是，一些书籍“会让你犯迷糊。你想读完一本书，只是因为读过此书的一些同志和他谈论起了他的看法，而你想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要读下去确实不容易，于是你的眼睛就合上了。”他请求听众原谅他讲话中“过于简单化”与“粗俗比较”的言辞。“如果我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原谅。我承认自己很激动，很担忧。一开始，我想按准备好的讲稿发言，但是你们知道我的习惯——我不喜欢读，我喜欢说。”“当准备不按讲稿发言时，你就会睡不好觉。你在半夜也会醒过来，思考如何最好地陈述这个或是那个观点，你开始与自己争辩。对于演讲者而言，脱离讲稿发言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你们注意到了我在发言中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请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党的领导人恳求遭到他如此严厉痛斥的作家们的原谅，这种场面确实很具讽刺意味。（当然，在赫鲁晓夫离开讲台前，他长期的朋友、擅长谄媚的科尔奈丘克跳起来大声喊道，演说者“指明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苏联文学“打开了新的视野”。）但是，既然即兴演讲是如此的困难，那赫鲁晓夫为什么还要坚持己见，特别是面对如此可能会对他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识渊博的听众？很显然，他是希望以其朴素实际的讲话风格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席演讲对他具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那就是这种演讲方式太难了，不管他表现如何，即使给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也可以找到说服自己与别人的借口。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对立的阵营双方都利用了他的这种缺乏安全感。保守主义者将他对于现代主义作品难以忍受的敌意继续扩展开来，自由主义者则引述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中自我主义的一面。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960年初对他的同事们开玩笑说，他们所想做的就是“利用一种个人崇拜（对赫鲁晓夫的）来反对另一种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远方的远方》中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一节（“过去的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文学检查人员否决了他们的作品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请求。列别德夫建议他在1960年4月17日赫鲁晓夫生日时向他的主子呈送这一章。“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列别德夫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他也是人，如果能收到我们时代伟大的诗人（如果有奉承之嫌，请原谅）的礼物，他肯定会十分高兴的。”
的确如此，特别是当特瓦尔多夫斯基表达了他的“尊重与欣赏”，衷心祝愿“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健康，祝愿您将更多的生命时光投入到为您的人民和全世界所有劳动人民的福祉与快乐的事业中”时。列别德夫同意了他的祝愿辞，并安排将那一章诗歌的内容呈送到了赫鲁晓夫那里。经过紧张的法国之行后，赫鲁晓夫当时正在南方休假，当天深夜，列别德夫就给特瓦尔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告诉他好消息：“他读了你的诗后很高兴。他很喜欢，很喜欢；他实在是太喜欢了，他感谢你对他的评价。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不过，能与你一起共享你的快乐还是让我很高兴。”
得到赫鲁晓夫认同的那一章诗歌4月29日和5月1日就出现在《真理报》上。全诗在三个月后就付梓出版了，这在当时的苏联创下了作品出版的时间记录。但是，这种斗争仍未结束，不管是在两个文化阵营之间，还是在赫鲁晓夫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之间。
赫鲁晓夫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还体现在他与共产主义盟国和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到1958年10月，当时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到皮聪大进行了一次告别访问，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新的一轮争吵已经出现了。铁托拒绝参加1957年11月共产党国家党的领导人会议，贝尔格莱德在1958年3月修改的新党章中重申了他们的独立原则。赫鲁晓夫号召联合抵制南斯拉夫召开的审批新党章的党代会，要求苏联媒体对此进行长时间的谴责，并单方面推迟了对南斯拉夫的一项重要贷款协议。接着，赫鲁晓夫将贝尔格莱德的背叛与纳吉的“叛国罪”相提并论，并于1958年6月17日核准了纳吉的死刑命令，1956年11月后，纳吉就一直处于被监禁之中。
不过，当米库诺维奇与赫鲁晓夫在皮聪大会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提及贝尔格莱德问题时显得心情要好得多，当时他们两人坐在俯瞰大海的游廊上，臃肿的赫鲁晓夫将身体埋在由软木制成的救生带上来回摇晃。离开了克里姆林宫那座大熔炉，除了家庭午餐会以外的其他时间都与客人呆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好像未能得到有关南斯拉夫违规做法方面的系统信息，不是由那些反对铁托的下属，就是由那些揣摩他心思的人告诉他相关的情况。他三次提到了南斯拉夫虐待苏联公民的事件，米库诺维奇三次反驳了这些指控。终于赫鲁晓夫有所松动，他说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两国关系中日渐发展的‘坏的趋势’”。当米库诺维奇反驳苏联媒体中其他反对南斯拉夫的报道时，赫鲁晓夫叹息道：“你也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赫鲁晓夫的指令，但是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有很多事情我只是在事后才听说的。”
第二天早上，米库诺维奇将飞离皮聪大，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附近的别墅里（原来的贝利亚住处）。在那里他遇到了七八位苏联高级官员，他们等着晋见赫鲁晓夫，已经空等了一整天。他们中只有一人，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Ilychev），屈尊和米库诺维奇进行了交流，抱怨他“毁掉了他们的工作日”。他们与赫鲁晓夫的行为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米库诺维奇得出结论认为，很显然，赫鲁晓夫的官僚机构正在有组织地让他闭目塞听。不过，使苏南两国复杂关系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还是赫鲁晓夫自己对其亲南斯拉夫政策的疑惑。赫鲁晓夫正努力平息的斯大林主义并非只是存留于其周围人的脑子里，他的头脑里也同样残留着斯大林主义。
直到1957年秋天，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好像都是令人鼓舞的：在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支持了苏联在莫斯科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同意为北京提供一枚核武器样品，同时帮助中国研发导弹。[35]但是1958年夏天，形势发生了变化。[36]那时，毛泽东已经放弃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转而发起了“大跃进”。“大跃进”最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与此同时，这对苏联宣称的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
就在毛泽东想增强中国的“自立”能力时，赫鲁晓夫提出一种新的军事依赖建议。苏联海军计划在太平洋布置新的潜艇，但是从苏联领土保持与潜艇的可靠通讯联系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造价十分昂贵，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莫斯科建议在中国海岸建立长波电台，这不仅可以为苏联潜艇服务，而且还可以为莫斯科提议建立的中苏联合潜艇舰队提供通讯保障。“请求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时，我们满有把握地期望他们会与我们合作。”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在苏联大使帕维尔·尤金于1958年7月22日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仅谴责了这两项提议，而且谴责了苏联的，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很显然，毛泽东认为长波电台是苏联在中国获得军事基地的一种手法，联合舰队是帮助中国建造自己的舰队的替代方法。如果莫斯科想“联合拥有与行动”，他讽刺地对尤金大使说，那么就会有联合拥有“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工业、农业、文化与教育”。苏联就可以拥有“中国全部超过一万公里的海岸线”，而北京只能保持“一支游击力量”。苏联的建议说明“一些俄罗斯人看不起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没有“兄弟般的关系”，有的只是“父子或是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最新建议让毛泽东想起了“斯大林的立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但现在他采取的政策与斯大林没有什么两样”。
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在7月21日第一次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大声嚷道：“回去吧，你不能把事情解释清楚。回去叫赫鲁晓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尤金给莫斯科发去了密码电报。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尤金在电报中说：“晴天霹雳，毛泽东说的一切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当尤金第二天向毛泽东重复他的论点时，这位中国领导人严厉地说：“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问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不是很了解，叫赫鲁晓夫到这儿来吧。你告诉他我邀请他马上到这儿来。我想与他谈谈。”
赫鲁晓夫放下了所有的事情，火速赶到了北京。他认为中国误解了尤金，他自己来解释清楚就可以使误会烟消云散。然而，他却发现自己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新一轮谦虚与奚落的目标。机场的迎接是冷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机场迎接，但据一位中国目击者称，当时“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相互热情的拥抱”。第一天的会谈在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地中南海平静地开始了。毛泽东宣布中苏合作可以保证万年常青，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可以在9999年时再相聚，商讨后面一万年的事情。”两位领导人都承认谁也无法回避在联合潜艇舰队上的分歧对双方造成的影响。赫鲁晓夫详细解释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了莫斯科意图的纯洁性。毛泽东在会谈中一直在抽烟，尽管赫鲁晓夫对香烟很反感，并对客人组织无序的发言进行了嘲讽。“你谈了很多，但还是没有切中主题。”毛泽东说着，对赫鲁晓夫轻蔑地挥挥手。
在震惊与困窘之下，据说赫鲁晓夫咕哝道：“是的，不用担心，我会继续解释清楚的。”然而，当他坚持认为“联合舰队”是对抗美国第七舰队所必需时，毛泽东“两只大手猛击沙发，愤怒地站了起来。他的脸色涨得通红，呼吸也急促起来。他用手不客气地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我问联合舰队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此时，赫鲁晓夫目瞪口呆，脸色发白，眼睛里喷出愤怒的光。他使劲儿压住怒气，张开了双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他说：“我们来只是为了共同协商。”毛泽东回击道：“‘共同协商’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有自己的主权吗？”
赫鲁晓夫努力保持平静，他耸耸肩，眨眨眼，请求允许苏联潜艇在中国港口加油，同时提出中国舰船可以利用苏联北冰洋的港口。“我们没有兴趣。”毛泽东回答说，他看着赫鲁晓夫（一位中国目击者回忆说），好像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个想在大人面前耍诡计的小孩一样”。当赫鲁晓夫的脸色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时，毛泽东好像很高兴。“我们不想使用你们的摩尔曼斯克，我们也不想让你们到我们的国家来。”然后，他好像对一个特别愚笨的学生似的继续教训说：“英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呆的时间够长的了，我们已经将他们赶了出去，赫鲁晓夫同志。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再利用我们的土地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
第二天的气氛要轻松一些。怎么能不轻松呢？毛泽东说乌云已经消散，不过此次他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使客人处于守势。赫鲁晓夫发现毛泽东在他的住处穿着浴衣和拖鞋等着他。在没有事先通告的情况下，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到户外游泳池里游泳。赫鲁晓夫起初在浅水区来回划水，后来中国的工作人员扔给他一只救生圈。看到赫鲁晓夫笨拙的样子，毛泽东显然感到很开心，然后他一个猛子扎到深水区，再游来游去，运用不同的姿势游泳。然后，毛泽东漂浮在水面上，或是采用踩水的方式。为了跟上两位领导人的谈话，翻译在游泳池边来回奔走。根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的说法，“主席是故意想摆出皇帝的架式，使得赫鲁晓夫就像来朝圣的蛮夷之辈一样。在回北戴河的路上，毛泽东对我说，这种方法可以使赫鲁晓夫感觉‘如坐针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