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当然，在游泳池里我不能与毛泽东相抗衡。……如果说到游泳，我随时准备向毛泽东甘拜下风。”但是他在1962年向一群艺术家与作家透露了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他是优秀的游泳选手，而我是个矿工。到了游泳池里，我只会来回扑腾，我对游泳很不擅长。而他则在游泳池里游来游去，展示他的游泳才华，不时发表他的政治观点。翻译在一旁传达着他的意思，我却不能按平常的方式回答他。这就是毛泽东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方法。我对此厌烦透了。于是爬了上来，坐在池边，两腿在池水里摆弄着。现在我在高处，而他却在下面游泳。……他一直在不停地向我谈他们的人民公社。”
苏联代表团回国了，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然而，毛泽东却在没有事先告知莫斯科的情况下开始于8月23日炮轰金门与马祖外岛。炮轰事件引发了国际危机。美国人开始在台湾海峡大规模显示武力，其中包括能投放核武器的200架飞机。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那苏联很可能会被卷入。然而，莫斯科除了宣布坚决支持北京外别无选择，这使美国人确信，不管毛泽东做什么，赫鲁晓夫都会支持他。
9月4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发动战争，以保护金门与马祖外岛。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急忙赶到了北京。根据葛罗米柯的说法，毛泽东吹嘘说，如果美国用核武器轰炸中国，那中国军队就会向内陆撤退，引诱美军深入中国腹地。一旦美军深入中国腹地，毛泽东说，那苏联就可以用“你们所有的一切武器”打击他们。葛罗米柯记得他被这一建议“惊得目瞪口呆”，并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毛泽东挑起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阻挠赫鲁晓夫寻求与华盛顿的关系缓和。根据李医生的说法，他想“让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明白，他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无法控制的，并想破坏赫鲁晓夫的和平努力”。或者就像毛泽东本人对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金门和马祖就是两支使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不停跳舞的指挥棒，指挥他们跳来跳去。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演是多么的精彩吗？”
在台湾海峡危机平息后（早于9月6日，来自危机的努力就开始了，周恩来于当天呼吁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中苏关系稳定了数月。但是到了1959年夏天，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积聚当中。[37]就在1959年7月中国领导人召开一次关键性的会议重新评估“大跃进”的得失前，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了中国的新人民公社政策。不久，毛泽东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斗争，彭德怀与莫斯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被指控为与赫鲁晓夫勾结的卖国者。当中国和印度军队在两国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莫斯科采取了中立的立场。1959年8月20日，苏联通告北京，他们将不为中国提供原子弹的原型样品。
9月底，在赫鲁晓夫刚刚从美国结束为期两周大张旗鼓的访问后不久，他就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国革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根据已经任命但还未上任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斯蒂潘·切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的说法，他当时也是苏联庞大代表团中的一员，赫鲁晓夫显得很乐观。然而，他在庆祝活动开始后的第二天才赶到，这好像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在机场的迎接仪式甚至比1958年时还要糟糕：没有仪仗队，没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讲话，甚至连赫鲁晓夫坚持发表讲话所需的麦克风都没有，他在美国时对艾森豪威尔的赞美之辞肯定激怒了毛泽东。
接下来的会谈使赫鲁晓夫1958年的访问相比较之下显得更为热情一些。美国是中国的死敌，但是，根据中国翻译李跃人（音）的说法，赫鲁晓夫在谈到他的美国访问时“两眼放光，他的口气与表情好像他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次我到美国去了一趟，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子。他们真的很富裕，的确很富裕。’”赫鲁晓夫要求中国考虑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空降到中国北部的五名美国飞行员，当时他们正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毛泽东显然是被激怒了，拒绝考虑赫鲁晓夫的建议。
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侵犯”了尼赫鲁（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争议领土“只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冻土荒地而已。”他说），像小孩似的对待达赖喇嘛（“如果将他处死，他也许会感到更好一些”），[38]在炮轰外岛前没有与莫斯科协商（“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你们明天的政策会是什么”）。陈毅元帅的回答（“你是想站在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我们吗？”）激起了赫鲁晓夫的怒火。他脸涨得通红，对着陈毅喊道：“在军队里，你也许是个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我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你这样对我说话是不客气的。”
“你是总书记，没错，”陈毅回击道：“但是，如果你说得正确，我会听你的；如果你说得不对，我当然会反驳你。”
赫鲁晓夫抱怨他和他的代表团在人数上太少了：“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人，而你们却有九个，你们都在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根据毛泽东翻译的说法，他笑了起来，开始以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一直在听你发言。你已经指责了我们很多事情。你说我们……没有与尼赫鲁搞好团结，我们不应该炮击金门，大跃进是错误的，我们吹嘘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现在对你有了一项指控：你应该为你的‘趋炎附势’承担责任。”
后来，当陈毅重复这一指控时，赫鲁晓夫发火了。“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趋炎附势者，”他对陈毅喊道：“那么你就不用与我握手了，我不会与你握手的。”
“你的怒气吓不倒我。”陈毅回答道。
“你身为元帅，就敢对我们吐唾沫吗？”赫鲁晓夫回击道：“你还没有足够多的唾沫。”
在正式会谈（如果中苏之间的这种激烈争吵也算得上是会谈的话）之外，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赫鲁晓夫努力想恢复友好气氛，于是他在人民大会堂5000人的宴会上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在他劝告中国不要尝试“美帝国主义者”的坚定意志后，毛泽东拒绝发表讲话，指派周恩来作出中国的回答。当与他的苏联同事们单独身处招待所的房间时，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房间装有窃听装置，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国东道主大加嘲讽，用俄罗斯的淫秽用语来取笑他们的名字。
此次访问本计划持续七天时间，但三天之后会谈就破裂了。“发生了什么事？”苏联前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记得赫鲁晓夫感慨地说道：“我都想不起来了。”根据切尔沃年科的说法，他的助手不敢这么说，但他们大多将责任归咎于他。这些助手们没有向他提醒毛泽东的敏感，这是他们的责任，但德柳辛坚持认为，如果赫鲁晓夫能体现出更多的“耐心与理解”，激烈的争吵是可以避免的。毫不奇怪，毛泽东原来的助手也同意这种看法。赫鲁晓夫“精明，思维敏捷”，李跃人翻译说，但是“与毛泽东不属于同路人”。“毛泽东认为自己是斗牛士。”阎明复说，而“赫鲁晓夫则是公牛”。
当他启程回国时，这头公牛显得“十分的沮丧”，将苏联代表团的大部分人都甩在后面。赫鲁晓夫不是直接飞往莫斯科，而是到苏联的远东地区进行了两天的休息与消遣。当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39]港口登上一艘苏联驱逐舰时，这艘舰艇的政治军官对他所见到的情景感到十分震惊。赫鲁晓夫并不像“我们通常在电视上见到的那位领导人，体形上与心理状态上都不像。我们通常见到的是那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还带有一丝幽默感。当他登上我们的舰艇时，赫鲁晓夫显得神情沮丧、心不在焉、脸色阴沉”。在附近岛屿上的围猎也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在那里，温驯的小鹿很有礼貌地从树林里现出身来，等待着围猎者的射击。“这不是打猎，这是屠杀。”赫鲁晓夫咆哮道，很快他就取消了这项活动。如果他知道了舰上有很多军官因为他削减了海军预算，导致他们的肉类供应减少而对他心存怨恨时，那肯定也不会让他的心情畅快起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呆在他的舱室里，不见任何人。
在结束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后不久，这些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未来几年内的世界格局，他的身边很快又围上来一批谄媚的溜须拍马者，然而思想上的孤单还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这也是最高权力赋予赫鲁晓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