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的联合钢铁公司：一个跑腿的都能成为百万富翁
我视拱顶石桥梁公司为自己的生命，可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随着熟铁锻造技术的优势逐渐显现，我们决定自己组建炼钢厂，创始人有我、汤姆、米勒及安德鲁·科罗曼。后来，亨利·菲普斯也参与进来，我于1861年借给他800美元买了1/6的股份。
钢厂的成立，首先得感激米勒先生，他的乐观精神时刻感染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珍贵；他也变得温和很多，年轻时争强好胜的劲头已然少见。年龄的增长让我们变得明智，可惜他已去世。没有了他——我年轻时的第一位合作者，年老时最知心的朋友——我的生活缺失了很多。
安德鲁·科罗曼在阿勒格尼有一个小炼钢厂，德国人精益求精的态度促使他做好任何与机械有关的事。我还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做主管的时候，他已能造出当时最好的车轴，虽然耗资较大，可一旦投入使用，那真可谓经久耐用。要知道，早些年，使用时间是检验车轴质量的唯一标准。这个德国人发明了多少东西啊！他是使用冷锯切割法来精确切割冷铁的第一人，他发明了连接大桥的镦煅机，并制造出美国第一台万能机床。这些第一次都是在我们工厂里完成的。一次，由于合同商不能提供圣路易斯桥拱顶的联轴，工程一度陷入停滞状态，正是科罗曼解决了这一难题，造出了所需的联轴，那是当时能生产出来的最大的半圆联轴，我们对他的信心就更强烈了。
再说一说菲普斯一家。长子约翰·菲普斯是我年少时的好朋友；亨利·菲普斯则做过我的下属，人非常聪明。有一天，他向哥哥借25美分，在《匹兹堡快讯》上刊登了一条广告：“一个任劳任怨的男孩希望得到工作。”
著名的迪尔沃斯-比德维尔公司很感兴趣，就通知这个“任劳任怨的男孩”去面试，亨利得到一个跑腿传信的活儿。征求父母的同意后，亨利开始了他的商海之旅。初生牛犊不怕虎，亨利充分发挥自己热情活力、任劳任怨的品质，不久便成了上司的左膀右臂，还拿到公司的一点分红。几年之后，亨利又得到米勒先生的赏识，后者还借给他钱入股自己与科罗曼组建的钢铁厂。亨利跟我的弟弟汤姆打小就在一起玩，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仿佛是连体人，一个怎么做，另一个也就怎么做。
这个跑腿男孩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几年前，他在阿勒格尼和匹兹堡的公园投资建造了漂亮的温室花园，并强调“这些温室花园只在星期日开放”。这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尤其是牧师，指责他这是对安息日的亵渎。但民众不受牧师的误导，市议会也欣然接受了这份礼物。在回应牧师的抗议时，亨利完美地传达了民众的心声：“先生们，你们一周只工作一天，剩下的六天可以自由支配欣赏自然风景。你们自觉很幸福，却从不考虑那些劳累了一周的人，他们可只有周日一天的休息时间啊。你们竟然忍心破坏他们的娱乐，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如此一来，当牧师们还在争论教堂里的乐器问题时，人们的兴趣点已转向博物馆、温室花园和图书馆。如果牧师们不能更好地满足当下人们生活中的需要，恐怕当初的支持者会抛弃他们。
不幸的是，科罗曼、菲普斯和米勒后来在生意上产生分歧，米勒遭到排挤。我为米勒鸣不平，就与他合作，在1864年成立了新的工厂——赛克洛普斯工厂。工厂运转步入正轨后，新旧两工厂组成联合钢铁公司，并于1867年正式运作。菲普斯和科罗曼再也无法控制联合钢铁公司，我和弟弟、米勒先生则掌控了公司的全部股份。米勒先生坚决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既然无法说服这位爱尔兰人，便只好从命。后来，他也后悔拒绝了我真诚的请求，而错失理应获得的荣誉——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公司曾引领钢铁制造业许多年，因为我们致力于生产各种规格的钢铁产品，尤其是其他公司做不出来的。国家的发展，对各种规格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只有敢于尝试，才会有更大收益。尝试做其他公司做不了或不愿做的产品，是我们公司多年来严格坚守的一条原则。当然，保证质量是最根本的，即便会因此多花费一些。倘若与客户出现纠纷，我们也总是先考虑对方的利益，以使纠纷尽快而圆满地解决。
随着对制造业的熟悉，我惊奇地发现，很多制造商根本不了解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项成本，就像在黑暗里打洞的鼹鼠。对于只关注企业年终效益的制造商来说，这是相当糟糕的事情。我时常听人说，他们本以为到年终的时候生意会盈利，结果反而亏损不少。我一直希望能引入一种衡量评价系统，可以看出每一项花费都有多少，每个人都在做什么，谁节约能源，谁浪费能源，谁能做得最好，等等。
说来容易做来难。经理们首先反对这种评价系统，其次，这一系统的建立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实现。但在员工的协助下，通过各个部门的实际试验，我们最终不仅知道了各部门在做什么，也知道了每个人在做什么，这就便于比较了。我们在制造业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主要就在于精准的会计系统的引入，以及严格的执行，每个人都像爱护自己的家庭一样，对工厂的资金和材料负责。很多老板由于不信任手下员工，连5美元的支票都不愿意开，可对于生产过程中成吨消耗的原料能否产出等量的产品却不以为然。
在英国的钢铁制造业，西门子高炉已经被广泛使用。这种新式高炉能省一半的原料，因此尽管买回来花了高价，尽管受到匹兹堡同行的指责，我们仍觉得物有所值。数年之后，西门子高炉才在美国得到推广，而我们早就捷足先登，赚取了相当大的利润。
在严格的会计系统操控下，我们发现一次性炼钢量越大，产生的浪费也就越大。在努力改进过程中，科罗曼先生的远亲伯恩特莱格，向我们展示了一份形式与众不同的、反映一段时间生产成效的详细报告表，我们都感到吃惊；当得知这是他在夜里完成的时候，我们更加难以置信。毫无疑问，他很快就成了车间的主管，后来又成为我们的合作者。这个当初因穷困而投奔远亲的德国小伙子，后来成为百万富翁。
2.要不下地狱，要不发大财，这是美国人对财富的态度
1862年，世人的关注点转向宾夕法尼亚州的大油田。我弟妹的父亲威廉·科尔曼先生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我便陪他到油田走一趟。大量的人涌向油田，以至于有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但这对那些人来说算不上什么难事，他们花几个小时就能造一间小木屋；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开始舒适的生活。
我原以为人们会互相感到不便，而实际上，油田附近处处欢声笑语，仿佛一个盛大的野餐聚会，到处都可以看到有趣的事情。整个油田热闹非凡，每个人都兴高采烈，仿佛财富唾手可得。起重机顶端飘满旗子，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我记得当时河上有两个人正在不知疲倦地踩钻井机的踏板，钻取河边的石油，他们的旗子上这样写着——“要么下地狱，要么发大财”。
在这里，我再次见识了美国人顽强的适应能力，经过最初短暂的混乱后，一切都有序地运行着。不久，刚来到这里的新居民，就自发地组建起唱小夜曲的铜管乐队。我敢说，就是只有一千人来到一片新土地，也会组建起铜管乐队，还会办学校、教堂、报纸——简而言之，就是用自己的双手营建文明的环境。美国人只有一条原则——只要有价值，有意义。
如今的克里克油田已经是一个拥有数千居民的小镇，河流另一端的梯图斯维尔同样如此。当初，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只会每个季度用毯子采集油田表面的石油，然后桶装着出售；有时会把石油瓶装后运到匹兹堡去卖，售价高得与药价持平——每小瓶1美元，还声称它有治疗风湿病的功效。现在，这里已经拥有好几个城镇和提炼厂，资产达数百万。随着石油供应量的增加，售价越来越便宜，最后治病的功效也不再被提及了。我们人类是多么愚蠢啊！
早期的采油方法简陋而原始，采出来的油装到漏得厉害的平底船里，水灌满船舱的话，油就会溢出来流到河里。油船顺流漂到阿勒格尼河，最终到达匹兹堡，如此一来，连阿勒格尼河都渐渐被石油覆盖了。这样的作业方式，导致石油的损失极其严重：原本采集过程中因船泄露就已经流失了1/3，在运往匹兹堡的途中又有1/3白白流失掉。
该地区最出名的油田位于斯托瑞农场，卖价高达4万美元，可我们还是买了下来。科尔曼先生提议挖一个能装下10万桶油的大油池（运输中泄露的石油也可以回收放进去），以此应对可能出现的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科尔曼先生预言，一旦石油供应紧张，每桶就能卖到10美元，那这个油池足以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我们立即行动，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天并没有来到，最后只得放弃这个储备库。但这4万美元仍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投资，它为我们带来了每月100美元的现金收益。
我就是这样对石油产生了兴趣，后来又多次到斯托瑞农场去。1864年，我听说俄亥俄州发现一口能生产润滑油的油井，就与科尔曼先生、大卫·里奇先生乘火车前往那里。在一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见识了达克河边上那口神奇的油井，当即买了下来。
说也奇怪，我们去的时候天气一直很好，一住下来就开始下雨，因此我们返程就不那么顺畅了。道路泥泞不堪，我们乘坐的马车举步维艰，没走多远就陷入了困境。雨下得又急，我们只好在马车里过夜：科尔曼先生在马车一边，里奇先生在另一边，我比较瘦，夹在两个比较胖的绅士中间，好似三明治。
第二天晚上，我们疲惫不堪地到了一座小镇。刚到一个小酒馆，就有一群人过来说他们正在等我们，希望我们能主持他们的集会，原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发表演说。我只好勉为其难，稍作歇息就前往他们聚会的地方。我几乎都准备如何应对科尔曼先生和里奇先生的取笑，可又太过疲惫，根本理会不了了。我从没有像那天那样接近过神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