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再为薪水工作。我在做事业，赚大钱。
因为投资的项目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我决定离开铁路公司，专心自己的事业。此前不久，汤姆森总裁还希望提拔我到阿尔图纳总部，做主管路易斯先生的助理。我婉言谢绝了，并告诉他自己已决定放弃所有铁路公司的工作——我想赚大钱，但仅靠铁路公司的工资根本实现不了，而我也不希望靠非法手段实现。在给汤姆森总裁的辞职信里，我重申了这点。1865年3月28日，我辞去所有铁路公司的职务，并写了下面这封给下属的信：
先生们：
在这离别之际，我无法做到一言不发就离去，那会让我遗憾终生。
过去的12年，我们一起共事，相互尊敬，相互鼓励，结下深厚的情谊，可我将要离开这里了，这令我痛苦不已。过去的12年里，我和你们，以及其他部门的员工保持密切的合作，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虽然这样的共事即将结束，但我保证永远关注着你们的幸福。多年以来，你们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公司的繁荣里有你们的一份。
真心感谢你们对我始终如一的支持，感谢你们时刻热情地满足我的意愿，希望我的继任者也能得到你们同样的支持。再见了。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真诚的安德鲁·卡内基
从那时起，我不再为薪水工作。若一个人只局限于某一小片天地，必然要听命于他人，即使大公司的总裁也是如此，他们受制于董事会和股东，而后者可能对生意一窍不通。
1867年，我和菲普斯先生、范德沃特先生重游欧洲，从英格兰到苏格兰，几乎遍及整个大陆。范迪（范德沃特）是我最亲密的旅途伙伴，我俩都是因读贝阿德·泰勒的《徒步旅行》而受到鼓动。那是在石油股份如火箭般疯狂上升的日子里，一个星期天，我们躺在草地上，我问他：“如果你能挣到3000美元，会和我一同周游欧洲吗？”
他回答说：“当然，除非鸭子不再游泳，爱尔兰人不再吃土豆。”
在石油生意上投资几百元后，范迪很快挣到所需的钱，我们就开始远行。我又邀请亨利·菲普斯先生加入，他那时已颇有资产了。我们就背着行李，游览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并以极大的热情爬上每个山顶，还在那里睡觉。我们的远行止于维苏威火山，但相约有一天周游世界。
这次欧洲之行增长了我的见识。在那之前，我对于绘画和雕刻一无所知，但之后我就能分辨出伟大画家的作品了。一个人可能一时无法确知自己欣赏杰作的能力，但不久就会不由自主地排斥那些先前认为很漂亮的东西，并用一种新的标准去评判。真正伟大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那些赝品或自命不凡的作品都不再具有吸引力。
这次欧洲之行也让我第一次享受到音乐盛宴。那时伦敦水晶宫正举行亨德尔诞辰庆典，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音乐的震撼力与感染力。在水晶宫、大教堂、歌剧院等场合享受到的音乐，无疑提升了我对音乐的欣赏水平。而罗马唱诗班或教堂在圣诞节、复活节时举行的庆典，也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
这次欧洲之行也在商业运作上带给我一些启示：一个人只有离开自己的国家，才能对国家的发展速度予以准确的评估。我们如火如荼的商业发展，都难以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了，可在国外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完全可以说，整个欧洲是静止的，而美国则到处生机勃勃，人们仿佛聚在巴别塔四周，带着极大的热情去增砖添瓦。
科尔曼先生常常提醒我们要重视利用工厂废弃物，那会节约很大的开支，我的表弟多德（乔治·朗德）证实了科尔曼先生的说法。多德是名机械工程师，师从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开尔文勋爵，他曾向科尔曼先生介绍了从煤炭废渣里提取焦炭的技术——这在美国前所未有。可以说，多德为我们工厂带来了一次全新的发展。于是，我开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投资建设工厂，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收购煤炭废渣的协议，又与一些铁路公司签署了运输协议，这些协议的期限都是10年。多德更是担负起监管工程运作的任务，并着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成功了——与矿业或机械有关的项目，他从未失败过——并很快有了盈利。后来，我的合伙人想把焦炭厂并入我们的公司，不仅是为了工厂的设施，更重要的是多德——他已名声大噪了。
我们的焦炭炉一直增加到500座，每天能清洗近1500吨煤渣。我深深感受到：如果谁能让长一棵草的地方长两棵，那他就功莫大焉；那些能从被视为废料的煤渣中提取焦炭的人，也有理由自豪不已。变废为宝总是值得称赞的，而我们则是美国第一家这样做的公司。
还有个亲戚对我很重要，他是表兄莫瑞森的儿子。起初，我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一个主管问我是否有个亲戚是技工。我说不知道，但很乐意去见一见。我们见面了，互问了姓名。
“莫里森，”他答道，“罗伯特的儿子。”——我的表兄鲍勃。
“嗯，那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想过得更好。”他说。
“谁和你一起来的？”
“我的妻子。”
“为什么你不先来找我，我也能推荐你的？”
“我觉得只要有一个机会，我就不需要帮助。”
他真不愧是莫里森家族的成员，随时都想着自食其力，很快他就被提拔为我们公司杜克森分部的主管。如今他已成为百万富翁，可仍精力十足，通情达理。我们都为汤姆·莫瑞森感到自豪。
4.自己的事业一定要结合国家的战略
其时钢铁产业方兴未艾。内战更使美国人深深意识到，必须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于欧洲的发展模式；如今国内钢铁生产已形成规模，国会同意征收售价的28%作为进口关税，即每吨28美元；其他的钢铁产品也按比例征收。这一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关税已不存在党派间的分歧，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得到了两个政党的一致认同。这一政策，更是打消了人们对钢铁产业未来发展的疑虑，投资钢铁产业的信心也大为增加，只要国家有需要，政府就会予以保护。
但是没多久，人们又纷纷要求降低关税。经过辩论，钢铁税成功下降，由原来每吨28美元降至每吨1/4或者7美元。而克利夫兰总统推出的一项更为极端的关税政策，则引起极大的关注。该政策降低了许多产业的关税，一旦通过，将会损害众多制造商的利益。我被召到华盛顿，参与修订威尔逊法案的工作。民主党领袖戈尔曼参议员、纽约州州长弗劳尔等，都和我一样主张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有些人坚决反对威尔逊法案，认为它降低关税的幅度太大了，肯定会危及本国的企业。戈尔曼参议员说，如果我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既不损害国内企业利益，又能得到共和党的认可，那他与同事愿意支持我。用他的话说，就是：“与总统作对，就只能战胜他，而不能被他打败。”弗劳尔州长也表达出相同的意思。
我提出的大幅度降低关税的政策得以通过，威尔逊-戈尔曼关税议案被采纳了。当时，我在制造业的地位虽然高，却也影响不了关税的调整与否，能做的只有支持关税降低，但又反对极端行为：或认为关税越高越好而极力反对降低关税，或谴责关税而主张无节制的自由贸易。
到1907年，我们已废除所有钢铁产业的进口关税，但并不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因为欧洲已没有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即便国内的钢铁价格大幅度提高，欧洲的钢铁也只能进来一小部分，但也无法对本国的钢铁产业造成严重影响。1910年，在华盛顿关税工作会上，我就指出：相对来说，自由贸易只关注暂时的利益，国内的钢铁企业根本不用担心。
生意越做越大，我就有意将重心转移到东部，尤其是纽约，美国所有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那里。我弟弟汤姆和菲普斯先生全权负责匹兹堡的生意，我的职责转移到指导公司发展大局，以及出席重要的谈判会议。
1867年，我把霍姆伍德的房子留给弟弟后，就搬到纽约居住。又一次放弃熟悉的生活圈子，让我很难适应，母亲尤其如此，幸好她的身体还健康，我们在一起还能相互照应。我们初来纽约，暂时住在圣尼古拉旅馆，客居他乡的感觉难以消除，直到在百老汇街上设立了办事处后才稍稍缓解。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从匹兹堡来的朋友，我们就很快乐；匹兹堡的报纸则是我们每天的必需品；每次出差去匹兹堡，母亲也都会同行。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在纽约有了新的生活圈后，纽约就成了我的新家。后来，圣尼古拉旅馆老板在非商业区开了一家温莎旅馆，我们就搬了过去，一直住到1887年，并与旅馆老板豪柯先生成为挚友。
纽约最重要的社交圈，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19世纪俱乐部”，许多社会名流每月到他们家聚一次会，讨论各种话题。我能加入19世纪俱乐部，全赖伯塔教授妻子的引荐，他们家的客厅倒像是全纽约最好的沙龙场所。我曾有幸被邀请到他们家聚会，见识了许多杰出人物，其中时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怀特教授，成为我一生的朋友与法律顾问；他后来出任驻俄国与德国的大使，还是海牙会议美国代表团团长。
19世纪俱乐部真是一个极佳的平台，人们兴致勃勃地讨论当月的热点话题，还不时向听众们演说。越来越多人被吸引进来，帕尔默家的客厅都容纳不下了，后来的聚会就改在美国艺术馆进行。我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金钱贵族”——发起人是托马斯·温特沃斯·西金森上校——此后也就时不时地登台。这是极好的训练，因为登台前必须精心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