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对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的准确、可靠、充分和有效性进行独立的审查和评价。内部审计应当既对业务经营部门，也对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部门进行。内部审计报告应当直接提交给董事会，董事会应当督促高级管理层对内部审计所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并采取改进措施，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跟踪检查改进措施的实施情况，并向董事会提交有关报告。
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的内部审计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市场风险头寸和风险水平；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文档的完备性；市场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市场风险管理职能的独立性，市场风险管理人员的充足性、专业性和履职情况；市场风险管理所涵盖的风险类别及其范围；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备性、可靠性，市场风险头寸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时效性、可靠性和独立性；市场风险管理系统所用参数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稳定性；市场风险计量方法的恰当性和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对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遵守情况；市场风险限额管理的有效性；事后检验和压力测试系统的有效性；市场风险资本的计算和内部配置情况；对重大超限额交易、未授权交易和账目不匹配情况的调查等。
商业银行在引入对市场风险水平有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和新业务、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出现重大变动或者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应当扩大市场风险内部审计的范围和增加内部审计频率。对于内部审计力量不足的商业银行，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其市场风险的性质、水平及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审计。
（六）市场风险资本分配机制
商业银行应为所承担的市场风险提取充足的资本。对于业务复杂程度和市场风险水平较高的商业银行，可运用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进行内部资本配置和业绩考核，在全行和业务经营部门等各个层次上达到市场风险水平和盈利水平的适当平衡。
高级管理层在确定银行能承担的总体市场风险水平（风险偏好）之后，再计算银行需要的针对市场风险的经济资本，以此评价自身的资本充足状况；将经济资本在各个业务部门和各类业务之间进行分配（资本配置），以有效控制银行的总体风险，并通过分配经济资本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将股东回报要求转化为对全行、各业务部门和各个业务线的经营目标，用于绩效考核，使银行实现在可承受风险水平之下的收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三、案例分析
回到本章开头所举的巴林银行倒闭的案例，市场风险管理实效的主要原因有：
（一）巴林集团管理层的失职
早在1994年末和1995年初，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就发现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交易中存在若干异常，并向巴林集团提出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征询。这原本可以促成较早发现里森的不合规行为。根据清盘人的观点，如果巴林集团的管理层适当检讨，并理解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在致该集团的信中所表述的忧虑，倒闭是可能避免的。清盘人认为，巴林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回复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第二封信的态度尤其应该受到严厉指责，该回信向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作出许多毫无根据的错误保证。同样，琼斯对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的两封信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问题的忽略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人们无法理解，琼斯作为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财务董事，何以未经独立地详细了解整个事件，就在里森草拟的回复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征询里森交易活动的复函上签字。
（二）松散的内部控制
从巴林破产的整个过程看，无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或国际金融组织都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是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而巴林的内部控制却是非常松散的。
据报载，在2月26日悲剧发生之前，巴林银行的证券投资已暴露出极大的风险性，但竟未引起该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警惕。1月份的第一周，里森持有3024张合约，20天后，即持有16852张合约（短短20天内，合约持有额增长4倍）。到2月中旬，里森持有的合约突破20000张，比在同一市场操作的第二大交易商持有的头寸多出八倍。这个信号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而没有被巴林银行的最高管理当局注意到从而作出应有的反应。总之，巴林银行本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失灵了，预警系统失败，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巴林破产前不久，该银行直到尼克·里森去职的那天，即2月23日星期四，公司的风险报告仍出现交易平衡。但是，据新加坡有关当局说，巴林在1995年2月头18天里给新加坡期货有限公司汇去1.28亿美元作垫付维持金之用。据《金融时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Eddie George）4月5日对英国公共财政部及内务委员会的国会成员说，巴林在未通知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擅自给新加坡分部汇去7.6亿英镑现金。
破产前的巴林运作机构，里森主要是与巴林公司的伦敦总部、东京分部及香港分部交易。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仅有少数客户，其中三个为巴林分支，另一个是巴黎国家银行，每笔交易都会经过一家巴林分支。因此，巴林主管完全不知晓里森所作所为是不可能的。里森后来在监狱中感慨：“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我觉得不可思议。伦敦的人……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现金是不对的，但他们却仍旧支付这些钱。”可以说，巴林银行的倒闭不是一人所为，而是一个组织结构漏洞百出、内部管理失控所致。
（三）业务交易部门与行政财务管理部门职责不明
在巴林新加坡分部，尼克·里森本人就是制度，他分管交易和结算，这种做法给了里森许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作为总经理，他除了负责交易外，还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监督行政财务管理人员、签发支票、负责把关与新加坡国家货币交易所交易活动的对账调节，以及负责把关与银行的对账调节，行政财务管理部门保留各种交易记录并负责付款。虽然公司总部对他的职责非常清楚，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生怕因得罪他而失去了这个“星级交易员”。他既负责前台交易又从事行政财务管理，就像一个人既看管仓库又负责收款。由于工作便利，尼克里森代号为“88888”的错误账号用了一年多，直到1995年2月23日他辞职时才被发现。
伦敦总部也曾想到确定来自新加坡分部的利润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还派了一个审计组来到新加坡分部。审计组主要依靠里森提供的情况，编制了一个长达24页的报告。他们对公司的一般性风险有所了解，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管制有可能被总经理一人取代”；“他负责前台交易及财务管理”；“可能会以集体的名义做交易，并保证按自己的意图去交割和记录”。但是，报告接着又说，“鉴于行政财务管理方面缺少有经验的资深骨干，总经理必须积极兼任交易和后勤管理两职。”报告还指出，“在巴林新加坡期货部存在着离开交易正常轨道做违反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规章之事的可能。”审计组对里森的交易策略也非常了解，许多交易并非是低风险的套利，而是日经指数的单向高风险投赌，“虽然风险高，却可能有更高的回报”。
（四）代客交易部门与自营交易部门划分不清
尼克·里森所做的交易也曾受到巴林新加坡期货部同行们的质询，但是他总是说自己是代客户交易。也有人指出尼克·里森在对巴林撒谎，因为代客户垫付期货合同的维持金是非常少有的事。代客户交易与自营交易混淆不清造成管理上的困难，只有把两者划分清楚，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五）奖金结构与风险参数比例失当
许多公司为鼓励员工辛勤工作，采取发放奖金的办法，奖金的多少一般根据员工的职务、工作经验、工作成绩以及其他诸多因素来确定，各个公司规定不一。当然，表彰工作成绩是一回事，根据交易所得利润支付大笔奖金，而不考虑公司的风险参数或公司的长期策略，则是另一回事。巴林一直将公司50%的毛利作为奖金发给雇员，这个百分数比绝大多数公司的高。巴林1994年的1亿英镑（1.61亿美元）奖金在公司倒闭前几天刚刚宣布分配，几个主要总裁可望拿到100多万英镑。奖金时常根据一个小组或个人在前一年所赚利润决定的，这种把交易员的收入与其交易利润挂钩的奖励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刺激了交易员的贪利投机，高额的奖金使得雇员急于赚钱而很少考虑公司承担的风险。
（六）缺乏全球性的信息沟通与协调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1995年4月5日曾对公共财政部和内务委员会中的国会成员讲，巴林在未通知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擅自将7.6亿英镑的资金汇到新加坡。而1987年英国银行法规定，任何银行如需将大于其资本25%的资金汇到海外分支，必须事先通知英格兰银行。至1995年2月23日，巴林总共汇去了7.6亿英镑以垫付里森的交易，而这个数将近巴林资本的两倍。
虽然金融市场特别是衍生产品市场已越来越全球化，但是其法规大多数仍由各个国家自己制定，而且实施范围亦不超出本国国界。巴林新加坡期货部受制于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的上级为新加坡货币局），而东京股票交易所（TSE）、大阪股票交易所（OSE）及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中心（TIFFE）却受制于日本银行（中央银行）。
这三个国家的管理者并没有义务去沟通管理信息，而其中的一些组织如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和大阪股票交易所在日经指数衍生产品方面又一直是竞争对手。显然，缺乏全球性的协调及信息互不沟通也是未能阻止巴林破产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二节流动性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
一、流动性风险的基本概念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如不能有效控制，将有可能损害商业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风险可以分为融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流动性风险。其中，融资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不影响日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情况下，无法及时有效地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市场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市场深度不足或市场动荡，商业银行无法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资产以获得资金的风险。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银行持有的资产流动性差、缺乏预期的现金流、出现不正常的负期限错配、整体融资成本大幅增加、在市场上筹措资金困难、客户投资行为的变化、客户提取存款的趋势增加等。
银行的流动性与金融市场体系以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状况、银行体系及其资产负债结构等密切相关。中国与国外成熟市场有很大不同，突出表现在：
第一，市场广度、深度不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发达，参与主体众多，工具多种多样，跨国界形成一个快速反应、快速流动、相互影响的整体；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还比较低，并且比较封闭，受国际影响相对小，金融体系的主体仍是商业银行，其他参与主体的市场份额还不大，其参与市场运作的工具如短期融资券等都是短期的，中长期的很少。
第二，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及运作特点不同。由于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比较少地依靠市场发行债券、票据等批发性融资；而国外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工具非常多样化，银行资金来源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存款比较少，存贷比普遍超过100%。根据涵盖东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42个国家商业银行存贷比（存款中未计入不含CD等证券所筹资金）资料，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比水平在全球从高到低的排序中为倒数第二；有超过50%的国家（25个）的存贷比高于100%；韩国2009年第一季度其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存贷比达到135.9%，商业银行也达到116.7%；泰国也超过了80%。IMF（2009）《金融稳定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08年年末，在其所考察的全球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比仅为0.8，处于最低水平之一，仅有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根廷三国比中国低，为0.7，大量新兴经济体存贷比超过1.0。
由于上述两个不同，导致流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从实际效果看，影响中国银行流动性的主要因素是货币信贷政策。比如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外汇占款持续扩大，释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再加上为保增长而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一直比较充裕，不管有关监管指标显现的情况如何，从实际状况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始终没有大的问题。除货币政策外，一些重大的制度变革在某个特定时期也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如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就对一些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带来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比较短暂的。成熟的金融市场由于整个市场非常复杂，反应非常敏感，有时往往非一国货币政策所能左右，因某个区域、机构或事件的影响，产生风险的迅速传染和网络效应，造成流动性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出现问题的主要是投行，其不是存款机构，主要靠市场融资，一旦市场出现紧张，就导致融入资金困难，造成流动性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