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本通俗小说》而《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清末之谴责小说（用鲁迅先生的题名），以至“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我们看见一幅洋洋大观的“百面图”。我们大略地来数一数，觉得“百面”中间，写得最多，而且也穷尽形相的，还是穷秀才，潦倒名士，——在今天就是流浪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虽不流浪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知识分子，换言之，作者最多写的，还是他自己一阶层的人。
《水浒》和《三国演义》因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故当别论。其他庸俗的演义，多未达艺术制作的水准，则又不足论。除此二者，凡个人著作，其“人物的画廊”虽然公侯将相，市侩娼优，九流三教，济济楚楚，而其实，倘有“典型人物”，总还是属于作者自己一阶层的为多。旧小说中农民典型之贫乏（《水浒》是例外），是一件颇堪玩味的事。而且除了《红楼梦》，写女性亦鲜有极佳者，《金瓶梅》所写，多属变态的女性，自当别论。倒是清末的狭邪小说，有些好的女性描写，但此种“生意上人”，当然又是特殊的女性。旧小说中极少很好的普通女性的描写，这又是一件颇堪玩味的事。
在这些地方，新文学作品就比旧小说强些。不说技巧，单看“人物的画廊”，则新文学作品中就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农民画像中，首先就有个不朽的阿Q。至于女性，则自老祖母以至小孙女，自“三从四德”的“奴隶”以至“叛逆的女性”，可谓应有尽有，实在替数百年来甚至在文学作品亦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中国女性，大大吐一口气。
但是新文学作品的“人物表”上，却也遗漏了一个重要的阶层：这便是手工业工人！我们日常谈话中，常常听到“手工业式”这一个批语，但我们的新文学作品中却还没有写到手工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两者的思想意识大有区分。
事实上，手工业者的“行会思想”在知识分子群中，几乎随时可以发见。只顾狭小的自己范围内的利益，排拒异己（其反面如同乡同学或同什么的，则格外亲密些），缺乏互助心，只以“自了”为满足，挖别人墙脚，——诸如此类的“本位主义”，不是知识分子常常蹈袭的么？倒是所谓“农民意识”者，知识分子中比较鲜见，举一例，“平均主义”就不大普遍，岂但不普遍，宁是反对。知识分子具有此等来自手工业者的“行会思想”，却又不自觉，往往不能以之和农民意识分别，而在描写农民时给加上去，但真正手工业者群，反而不见于他们的笔下。
就是写农民罢，往往虽能大体上不背于农民意识，而情感方面又露出知识分子的面目。农民意识中最显著的几点，例如眼光如豆，只顾近利，吝啬，决不肯无端给人东西，强烈的私有欲，极端崇拜首领，凡此种种，也还少见深刻的描写。大凡“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因其“熟悉”农民生活，不自觉地忽略了深一层去观察的工夫，便容易有此过失。可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属于自耕农家庭者，怕也就很少了，大部分还不是来自富农家庭或小地主家庭？这一层“身份”的关系，如果不是有意地跳开，便会限制了他的了解的深度的。
我提议我们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做一件繁琐的工作：把新文学中几部优秀作品的各色“人物”，各以类聚，先列一个表，然后再比较研究同属一社会阶层的那些“人物”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有什么不同的“面目”；于是指出何者为适如其分，铢两相称，何者被强调了非特殊点而忽略了特殊点，何者甚至被拉扯成为“四不像”。这工作是太琐细了一点，也许是高谈理论者所不屑一顾，但要使我们的理论与批评不悬空，要使作者真有点受用，那倒确有一试的价值。如果做成了，实在是功德无量。
我们有一个已非一日的毛病：因为要高视远瞩，不屑“躬亲琐事”，结果落得空空洞洞，作为文章来读，未始不高超而汪洋，但于有关方面（作家和一般读者），则没有什么受用。这为的是爱说原则的话，规律和法则满纸，似已成为风气。原则当然需要，规律和法则谁敢说无用，可是我们的新文学还在幼年时代，抽象的话太多了，不受用。倘从具体说，举些实例来分析解剖判断，愈琐细则愈切实，那时再读原则的话，就不患不能消化了。如果能这样办，至少可以补救最近二三年来一个缺点：这就是问题提出来不少，原则上也都解决了，但事实上则原则的解决之后，便无影无踪，看不见在创作实践上的反应。
6月7日。
（原载1941年7月1日《时代文学》第1卷第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