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安德烈·叶非梅奇接到市长的来信，请他前去商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指定时间来到市参议会时，安德烈·叶非梅奇在那里遇到了地方军事长官，县立学校校长，参议员，霍鲍托夫，还有一位头发浅色的胖先生，他是作为医生被介绍的。这位医生有一个难念的波兰姓氏，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育马场，现在是顺路进城。
“这里有一份和您的科室有关的申请，”在互致问候、全体在桌边就座后，参议员对安德烈·叶非梅奇说。“现在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说药房放在主楼里太挤了，应当把它迁进一间厢屋去。这当然没问题，可以搬迁，但是主要原因是厢屋打算修理了。”
“不错，不修不行了，”安德烈·叶非梅奇想了想说。“如果，比方说，把拐角处的那间厢屋改作药房，我估计那最少得花五百卢布左右。这笔开支是非生产性的。大家沉默了一会。“我在十年前就有幸打过报告，”安德烈·叶非梅奇轻声说，“说这所医院按目前的样子对城里来说是一种与它的设施不相称的奢侈。它是四十年代建的，可当时并不是那些设施。城市花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人员上的支出太多了。我想，用其他的办法这些钱够造两所样板医院了。”
“那就让我们用其他办法吧！”参议员紧接着说。“我已经有幸打过报告，请把医疗部门划归地方自治局管理。”“是啊，那就把钱也转给地方自治局，可它会把钱偷走，”浅色头发的医生笑了起来。“有这种情况，”参议员同意说，也笑了起来。安德烈·叶非梅奇无精打采、表情呆板地看看浅色头发的医生说：“得秉公办事。”大家又不吭声了。端上了茶水。军事长官不知为什么显得很不好意思，越过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非梅奇的手臂说：“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医生。不过您是个出家人，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和我们这号人一起会觉得乏味。”
大家开始谈一个体面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是多么枯燥乏味。既没有戏院，也没有音乐，而最近一次在俱乐部举行的跳舞晚会上有大约二十个女士，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老是聚集在小吃部旁边，或者打纸牌。安德烈·叶非梅奇眼睛不看着任何人，开始缓慢地轻声叙述，说城里的市民把生命的精力、心思和智慧都浪费在纸牌和飞短流长上了，不会也不想在有趣味的交谈和阅读中度过时光，不想领略智慧所给予的享受，这是多么可惜，多么令人深深遗憾的事情。只有智慧才是有趣味和精彩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渺小低下的。霍鲍托夫专心地听着自己的同事，蓦然间发问道：
“安德烈·叶非梅奇，今天几号？”
在得到回答以后，他和浅色头发的医生以一个感觉到自己是个笨拙的考试官的语气开始问安德烈·叶非梅奇今天星期几，一年有几天，六号病房里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此事是否真实。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非梅奇脸红了，说道：
“是的，这是个病人，不过是个有趣的年轻人。”没有再向他提任何问题。当他在前厅穿大衣时，地方军事长官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叹息说：
“咱们老人该休息了！”
走出参议会后安德烈·叶非梅奇明白了，这是一个旨在检验他的思维能力的委员会。他想起了他们向他提出的问题，脸红了，不知为什么现在他平生第一次开始为医学感到沉痛的惋惜。
“我的天哪，”他在回忆两个医生刚才对他的盘问时想道，“他们可是不久前才听过精神病学这门课，刚通过了考试—这种彻头彻尾的无礼行为是怎么来的？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呀！”
于是他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所以非常气恼。当天傍晚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他家里。邮政支局局长没有向他问好就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证明您相信我对您真诚的敬仰，认为我是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让安德烈·叶非梅奇说话，继续激动地说道：“我喜欢您的教养和高尚的心灵。您听我说，我亲爱的。科学的规则要求医生必须对您隐瞒真相，可是我要像个军人那样说真话：您有病！请原谅我，我亲爱的，但这是真的，这一点周围所有的人早就觉察到了。刚才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对我说，为了有益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和治疗。完全正确！好极了！这几天我请了假，出去换换空气。请向我证明，您是我的朋友，咱们一起走！咱们走吧，还是跟当年那样生活。”
“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安德烈·叶非梅奇想了想说。“出门去我不可能。请允许我用其他什么方式向您证明我的友情吧。”
不明原因地到某个地方去，没有书，没有达里尤什卡，没有啤酒，突然打破二十年来建立的生活秩序，这样的想法一开始他就觉得很陌生，是一种空想。然而他想起了在参议院发生的对话，他从参议院回家时所体验到的沉重心情，还有短期离开愚蠢的人们把他当做疯子的那座城市的想法，于是向他发出了微笑。
“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他问。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在华沙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城市！咱们去吧，我亲爱的！”
十三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叶非梅奇被建议休息，即提交辞呈，对此他毫不在意，倒是又过了一个星期后他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已经坐上邮局的四轮马车前往最近的一个火车站。那几天气候凉爽，天气晴朗，一抹蓝天，远景空明。到火车站的两百俄里地行驶了两天两夜，沿途两次留宿。当驿站上端来喝茶的杯子洗得很不干净，或者套马费时太久时，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脸涨得通红，浑身发抖，大声吼道：“别说了！别强词夺理了！”坐在马车里时他一分钟也没有停顿，一直在讲述自己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的旅行。有多少历险，多少邂逅！他大声说话，做出惊讶不置的眼神，凭这眼神就可以认为他在说谎。此外，他还向安德烈·叶非梅奇脸上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大笑。这使医生很难受，也影响他思考和集中心思。
从节约考虑，火车上乘坐的是三等车，一个不吸烟车厢。乘客中有一半是上层人士。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从一张椅子到一张椅子来回走动，大声说不该走这条令人生气的路，这是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骑马可就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然后你就会感到自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们那儿歉收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干涸了。各方面都太混乱。他很激动，大声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这种掺杂着响亮笑声和生动手势的无休止的闲聊，使安德烈·叶非梅奇感到疲乏。
“我们两个人究竟谁是疯子？”他沮丧地想。“是努力对乘客们不加任何干扰的我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最聪明、最有趣味，因而不给任何人安宁的自私者？”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礼服和镶红色牙线的裤子。在街上他戴着军官制帽，穿着披风，士兵见了他都行军礼。现在安德烈·叶非梅奇觉得这是一个曾经有过贵族气质的人，但是所有贵族气质中好的作风都被他糟蹋净尽了，剩下的只是坏习气。他喜欢别人侍候他，甚至在根本不必要的情况下。火柴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明明看得见，但是他却大声叫来仆人给他拿火柴；当着女仆的面他穿着内衣不觉得难为情；对仆人不加区分地称“你”，甚至连对老人也一样；生起气来就叫他们笨蛋、傻瓜。这正如安德烈·叶非梅奇所感觉的，是一种老爷派头，却是令人厌恶的。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首先带自己的朋友去了伊维尔教堂。他热情地进行了祷告，深深地叩首，含着眼泪，祷告完了后深深地叹息一声，说道：
“虽然你不相信，但是你在祈祷的时候心里似乎会感到更安宁。去吻吻吧，亲爱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显得很难堪，吻了吻圣像，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撅起嘴，摇着脑袋，又悄声祷告了一会，他的眼眶里又滚出了泪水。然后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参观了炮王和钟王，甚至还用手指摸了摸，眺望了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景色，到了救主教堂和鲁米扬采夫博物馆。
在台斯托夫餐馆用了午餐。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面捋着络腮胡，一面久久地看着菜单，以一个在餐馆如同在家一样感觉自如的美食家的口吻说道：
“咱们看今天您用什么招待我们，天使！”
十四
医生走也走了，看也看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然而他心里只有一种感觉：对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恼火。他想撇开朋友休息一会，离开他，躲起来，而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他离开一步并向他提供尽可能多的消遣。等到没有什么可参观时他就用聊天来帮他消遣。安德烈·叶非梅奇熬了两天，但是到第三天便对自己的朋友宣称自己病了，想整天待在家里。朋友说既然这样他也留下来。事实上也该休息了，否则腿也吃不消。安德烈·叶非梅奇脸朝里躺在沙发上，咬紧牙听自己朋友的唠叨，那一位正兴奋地说服他相信法国早晚一定会把德国打得落花流水，莫斯科骗子非常多，光凭马的外表不可能判断它的优点。医生的耳朵里开始嗡嗡作响，心跳开始加快，但是出于礼貌，要请朋友走开或闭嘴，他又犹豫了。幸好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客房里待腻了，所以午饭后他出去溜达了。
只剩一个人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可以尽情感受休息的滋味了。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自己独自待在房间里，这有多惬意！真正的幸福不可能没有孤身独处。被撵出天国的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大概是想孤身独处，而这一点天使们是不知道的。安德烈·叶非梅奇想思考近几天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但是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
“可他却是出于友情，出于博大的胸怀才请了假和我一起出来的，”医生沮丧地想道。“有这个友好的保护比什么都没有更坏。看起来好像又善良、又大度、又开心，可是无聊。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同样，常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只说聪明好听的话，但是你却觉得他们是些冥顽不灵的人。”
此后相继的日子里安德烈·叶非梅奇自称有病，没出过客房。他面对沙发靠背躺着，在朋友用聊天来替他解闷时忍受着煎熬，或者当朋友不在的时候就休息。他为自己的出行恼火，也为自己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越来越肆无忌惮而恼火；要将自己的思绪调整到认真的、高层次的状态，他怎么也做不到。
“这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对我产生了影响，”他忖道，同时为自己的计较小事生气。“不过，荒唐……反正一回家就一切照旧了。”
在彼得堡也是同样：他整天不出客房，躺在沙发上，只在要喝啤酒时才起来。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老催着去华沙。“亲爱的，我去那儿干吗？”安德烈·叶非梅奇用央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吧，我呢请允许我回家吧！求您了！”“无论如何不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反对说。“这是座迷人的城市。在那里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非梅奇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个性，所以迫不得已去了华沙。在这里他没走出过客房，躺在沙发上，既生自己的气，又生朋友的气，还生仆人的气，因为后者顽固地不愿听俄语，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则和平时一样，身体健康，精神气爽，心情愉快，从早到晚满城游荡，寻找自己的老相识。有几次他没回来过夜。有一夜不知他是在哪儿过的，那一夜过后他一清早回来时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面孔涨得通红，头发也没有梳。他久久地从房间的这头到那头来回踱步，口里喃喃地自语着，然后停下脚步说道：“名誉第一！”他又踱了一会步，双手抓住脑袋，用悲哀的语气说：
“是的，名誉最重要！这该死的一瞬间，使我脑瓜里第一次想到要去这巴比伦！亲爱的，”他向着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给我五百卢布！”
安德烈·叶非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交给了自己的朋友。那一位还在因羞愧和愤怒而脸涨得通红，前言不搭后语地发了一通无用的誓，戴上制帽就出门去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他回来了，往安乐椅里猛然坐下，大声叹了口气说：
“名誉捡回来啦！咱们走，我的朋友！这该死的城市我一分钟也不想待了。骗子！奥地利奸细！”
两个朋友回到自己的城市已是十一月，街上积了厚厚的雪。安德烈·叶非梅奇的职位已被霍鲍托夫霸占；他还住在原来的住所，等待安德烈·叶非梅奇回来腾空医院的公寓。被他称做他厨娘的那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已经住进厢屋中的一间。
城市传播着关于医院的新的流言。据说那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和总务主任吵过嘴，后者似乎跪着爬到她跟前请她宽恕。安德烈·叶非梅奇回来的第一天就不得不为自己去寻找住所。“我的朋友，”邮政支局局长胆怯地对他说，“请原谅我提个无礼的问题：您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非梅奇默默地数了数自己的钱，说道：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未明白朋友的话，尴尬地说。“我问的是您总共有多少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