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地区均衡方面要优秀得多。以美国为例，美国也是大国，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南北战争之前，相对于北方，南方经济落后很多，除了零星的采矿业，几乎没有工业。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单一畸形，除了棉花和烟草，几乎不种植其他作物。南北战争后，南方更是一片萧条。当时美国有一句笑话形容南方的萧条，说：“连乌鸦飞到亚利桑那州都需要自己带口粮。”但是30多年之后，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其中虽然政府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但主要还是市场的力量主导了这场区域经济的再平衡。自由市场下，资源流向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地方。南方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恰好同时提供了这两个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企业逐渐向美国南部迁移，南方本土企业也获得长足进步。
我们还可以在另一个国内的例子看到政府调控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这就是长三角经济圈和京津唐经济圈。由于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京津唐经济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长三角经济区。《21世纪经济报道》曾在2011年12月24日对“环京津贫困带”做了介绍：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千米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3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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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赤城县为例。赤城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素质较低等因素都或多或少是造成“环京津贫困带”的原因，但是政府的干预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保证首都的供水供电，这些地区都限制发展工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限制另一个地区发展，必然要给适当的补偿，但在政府行政命令下，谈补偿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县城怎么和一个国家的首都讨价还价？
有人形容说，北京是黑洞经济，不断地吞噬周边的资源，而很少给周边带来什么；上海是辐射经济，不断地给周边带来资源。个中深层逻辑颇值玩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对该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据专家分析，上海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带来的是龙头效应。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相比之下，北京却给周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空吸”现象。虽然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即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这些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三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尚未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尝试过用各种方法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这其中行政命令多，而市场手段少。当我们看到美国和苏联的差别，看到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差别，或许我们的目光应从“救急”和“救穷”上转移到如何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如何保障资源在国内自由流动上来。
市场化背景下政府的“四大作为”
市场调节比政府调控更能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并不代表政府就可以站在一边当甩手掌柜。政府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等方面都要有积极的作为。
首先，推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生活资料已经基本实现了完全市场化，但是生产资料方面的市场化还差得很远，特别是在各项资源的市场化方面还有不小差距。以石油为例，中国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果我国的石油开采行业实现完全市场化，地方政府可以和石油开采企业平等谈判，那么这些地方将获得一笔不菲的资金改善居民生活或者进行投资。然而，现实是我国的石油开采行业由三大央企垄断，石油公司相对于地方政府极为强势。无论是就业还是税费，当地都无法从石油资源中获益。2013年11月22日《经济观察报》曾经报道：
2012年11月15日，榆林市水土保持监督总站向长庆油田开出行政征收决定书，要求其缴纳2009年7月至2011年2月期间的水土流失补偿费约4.18亿元、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水土流失补偿费3.22亿元，两项共计7.4亿元。
由于我国2010年颁布的《水土保持法》对“水土流失补偿费”并无明确的全国统一标准，长庆油田一直认为陕西方面的征收标准过高，拒绝缴纳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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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双方的第一次博弈。
其次，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起户籍制度后，劳动力就不再可以自由流动。在长期的发展中，户籍制度成为严重的束缚。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是较好解决区域经济差异的国家，苏联则是反面教材，美国的人口完全自由流动，苏联则是中国户籍制度的老师。人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劳动力才能从经济乏力的地区转移到经济活跃的地区，也才能把其他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传递给相对落后地区。《学习时报》曾撰文指出：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我就走人，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就不能顺利缩小，当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时，要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后患无穷。
再次，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制约各地区形成合理分工、密切配合的有机整体。当企业想把工厂从沿海省份迁往内地时，企业所在地政府往往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满。地方之间的壁垒不限于建厂，还表现在其他很多地方，比如歧视外地企业，政府采购中规定只允许本地产品投标，等等。美国之所以能保持区域经济之间的大体均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国内形成了统一大市场，各个州之间无法构建贸易壁垒。《新京报》曾分析当前现状：
但是，现实中物流费用的居高不下，却给旨在降低物流费用的多条国家政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这种背道而驰结果的形成，其根源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
比如，经过多年谈判博弈的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站，自2009年初就正式施行，可是直到现在，全国仍有逾千家二级公路站还在收费，仅福建一省就有120个二级公路收费站仍在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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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物流费用的高企难下，还体现在我国路桥收费标准的节节攀升上。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市240个。2010年，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
最后，重塑中央地方关系。我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始终在中央过度集权和地方自行其是之间徘徊。1994年分税制之前，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税收大量集中在地方政府手里，1994年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权大为扩张。此后，地方事权层层加码，最终形成地方财权小事权大的失衡局面。更严重的是，中央政府当时答应的转移支付没有形成严密的制度，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真正贫穷的地方反而因为无力活动而得不到支持。长此以往，越贫穷的地方越难得到支持，越难得到支持的地方越贫穷，陷入恶性循环。当年非常支持分税制改革的吴敬琏先生在1999年就开始检讨分税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多次提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无疑是对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一次修正，当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持纳入到正常轨道，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会向新的平衡迈进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