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占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中部地区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左右。区域差距显著，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2倍多，西部地区的4倍多。2010年，经济总量进入前10名的省份中，中部地区仅有河南、湖南，西部仅有四川，其余7个省份全是东部沿海省区市。经济总量排名的最后几名除了海南省属于东南沿海地区外，其余都为西部省市。从人均水平看，人均GDP最高的10个省份东部地区占了9个，中部地区仅有一个，西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陕西，也仅排全国的第17位，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人均GDP最低的地区是贵州，前者是后者的12倍多。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41893.75元，中部地区的人均GDP为22291.11元，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6618.9元，东中西的地区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接近于中部地区的两倍，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多。
李克强总理的三大利器：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保障房工作会议上表示，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在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区域发展和改革座谈会上说，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李克强总理应对收入差距的三大利器。
保障性安居工程指的是为城乡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的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第二类是棚户区改造，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公矿棚户区、林区棚户区、垦区棚户区和煤矿棚户区；第三类是农村危房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物质条件很薄弱，生活的焦点是温饱，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能不能吃得饱，吃得好。因此，国家极端重视穷人的吃饭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对于贫困人口帮扶的主要方式是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粮油米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吃穿成了小事，住房成了贫富差距的体现。在大城市，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终身都买不起房子，甚至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原先的资源型城市，则仍有很多人住在老旧的棚房里；在农村，很多农民的房子还是危险的茅草房。解决好这部分人的住房问题，虽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但可以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对立情绪。
城镇化是指农村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的过程。用城镇化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思路非常简单：收入差距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既然城乡收入有差距，那么把农村变为城市，把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不就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了吗？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且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水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现出U字形，即开始时收入差距增大越来越不公平，然后达到谷底慢慢回升又变得越来越公平。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城镇化。在城镇化初期，一部分人转移到城市里，收入迅速变高，拉大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之后随着城镇化的进展，大部分人成为城市人口，收入也就变得平均。2013年4月14日中国广播网曾报道：
黄志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要缩小（城乡收入）这个差距，根本的出路还是要把大部分的农民转变为市民。现在政府提出要加快推进城镇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速度尽管很快，但是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刚刚过了50%。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工业化水平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另外一个出路就是农业的生产方式要逐渐地从当前传统小农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的或者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并且有多样化的生产形式，这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根本出路。
农业现代化则是与城镇化相配套的措施。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无论城市化程度多高，都不可能把百分之百的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城市化程度也不到90%。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城镇化，不改进农业生产，那么最后留在农村的人口就会陷入贫困之中。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化农业。农业现代化是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重要手段。当农民使用现代化的机械、科技以及管理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高，人均产出将远远高于传统农业。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很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口几乎没有差别。在美国，农民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只有1%，可是美国却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创造了美国15万亿美元的3%，约4500亿美元，一年每个劳动力的收入约17万美元。
地方政府：多关注收入平等，少关注GDP
缩小贫富差距不光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也应该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现行地方政府的执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的程度。
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有人戏称，中国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行政长官就是总经理，业绩就是GDP。话虽戏谑，却道出了部分事实。压抑已久的致富欲望促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发展经济；同时，中国的官员选拔机制也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唯GDP马首是瞻。发展经济，投资是最便捷的一种方法，也正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选择。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各种资源的成本，比如提供价格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投资者往往是富人，却可以拿到市场价以下的土地和劳动力；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的人往往是穷人，比如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却只能获得低于市场价值的报酬。显然，地方政府的举措无意中拉大了贫富差距的程度。
转变执政理念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大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收入不再是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高品质的生活成为人们新的渴望。中央政府的发展思路也在转变。2013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要再为GDP排位纠结了》，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发展理念转变的发令枪。今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可能需要更多地从GDP增长转到地方全面发展上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转变发展理念不仅符合人民的渴望，符合中央的要求，也符合地方政府的长远利益。一个地方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稳定必然会受影响。面对层出不穷的治安问题和群体事件，地方政府必然疲于奔命。前两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警示，在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中，任何小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爆炸反应的导火索。从长远来看，稳定的社会秩序将成为一个地方发展的最大优势。虽然投资者看重一个地方的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等等，但是投资者更看重风险，无论生产要素价格多低廉，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地区都不是投资的好选择。
转变发展理念同样有利于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眼下，多数官员关注的都是提高GDP能够带来的职位提升，却没有看到群体事件导致很多官员乌纱帽落地。“瓮安事件”之后，当地多名官员被免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在进一步改善，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里，对于出现群体事件的地方官员的处罚会更严厉。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全国组织会议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缩小贫富差距，让收入更加公平无疑是减少群体事件的重要法宝。人民网曾刊文评论道：
继瓮安县公安局原政委罗来平和局长申贵荣被免职之后，贵州省委继续严肃追究干部责任，省委和黔南州委7月4日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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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句唱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瓮安县的书记、县长，公安局的政委、局长，虽说不至于去“卖红薯”，但再想为政一方恐怕不可能了。他们应该反省，有类似情况的地方领导也应该反省。
一部电影里说：“当人只有一个念头时，他很危险。”这句话对地方官员也很适用——当地方官员只想着用GDP来换自己的乌纱帽时，他很危险。未来的地方官员，谁更会在几个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点，谁就更有可能脱颖而出；谁更注重执政思维的转变，注重体系化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谁就能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