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三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实现三项任务，还需要有三大保障。……三是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也要依法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2013年5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卢梭曾言：“无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的结晶，是在治国理政中政府首先要遵循的行动指南。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律被尊重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公平和正义，意味着更多的国家事务和公民权利通过程序加以约束或保护。法治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把法治精神放到经济学里讨论似乎很唐突，法治历来和民主放在一起，成为政治学里最重要的专业名词，与经济不沾边。然而深入地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从来离不开法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才建立30多年的国家里。所谓法治精神，就是崇尚法治、敬畏法律，将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在建设现代经济时，政府不仅是要维护市场主体的权利，而且在依据法律治理经济活动时，要管住自己的手，严格依法办事。
严控政府伸向市场的手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归根结底在于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样一种先进的经济方式。然而，最近10年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反复，政府的手不住地往市场伸。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认为，香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自由开放的市场和重视法治的原则。他提到，如果政府对市场管制失当，这些优势会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李嘉诚谈到政府时说，政府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利，不能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华人首富60多年的政商经验总结可谓深刻。约束政府，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成为李克强总理反复提到的话题。用法律约束政府，用法律保障市场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或许会成为李克强总理最好的选择。
1978年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从微观经济中退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市场逐步接管经济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我国经济不仅短时间内从崩溃边缘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而且也驶上了30年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法律，但是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细则，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多是依赖最高领导层的政策来推动的。政策的缺点在于缺乏连续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容易出现人走政息、“烙烧饼”和“钻空子”等现象。正因如此，最近10年里，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出现了反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国有企业的经营权被大大削弱。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不再是根据市场价格这个信号灯走，而是追随着政府的指挥棒而动。以钢铁企业为例，2012—2013年，钢铁价格一路下滑，市场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要求企业限制产能、减少产出。但现实中，钢铁企业还是在一路高歌猛进。无他，地方政府的干预。人民网曾报道：
2013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新一轮改革仍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新的改革还将进一步树立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中国执政层明确要求，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能力纳入干部考核任用体系中。
分析人士认为，依法治国，首先要让领导干部知法守法，不敢犯法。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等一批“老虎”被打，充分证明中共依法依纪惩治腐败的决心。
领导层对市场化改革的反复保持了足够的警惕。2013年3月17日答中外记者问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表达了总理加强市场、约束政府的决心。拿什么来约束政府、加强市场呢？当日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总理说：“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显然，在总理心目中，法治是约束政府、规范市场最好的利器。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在众多的金融自由化措施背后，一项法律措施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把自贸区里不能做的事情列举出来，除此之外市场都能做。曾经我国的政策一直在列举市场能做的事情，类比来说可以叫做“正面清单”。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一字之差，体现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从逻辑上看，法治精神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对政府的约束。对个人来说，法无明文即为允许；而对于政府来说，权力来自于人民，法无明文即为禁止。正面清单思维下的政府给市场授权，只有正面清单里的事情市场才能做，是认为权力属于政府，政府授权给市场。这显然有悖法治精神。
从现实来看，正面清单下，政府给市场画了一个圈，圈子之外是禁区。企业不能搞创新，因为任何创新都有可能越界。正面清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更为糟糕的是，想要列举出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必然是这个圈子可大可小，解释权在政府各个部门手里，给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提供了便利。负面清单之下，市场主体知道自己哪些不能做，只要自己的业务没有涉及负面清单上的内容，市场主体就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法治就是要将政府权力的边界划清，使政府始终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法律将政府的行为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一方面为政府发展经济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稳妥的依据和程序，另一方面也有益于保障市场主体的利益。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自法律的庇护。“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这是法治精神的体现，这一思路是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步骤，是以法治促经济的重要举措。
产权改革的魅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明晰的产权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人口，同样的生产工具，1978年食不果腹，1979年家家有余粮，生产出的粮食是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一年之间，如此之大的变化只因为一件事：土地承包给了农民。这是发生在安徽省小岗村的真事。这就是产权的力量。
为什么产权有这么大的力量？举个例子，一个农民种地，当他知道种出的粮食都归自己的时候，他会拼命努力，浇水、施肥、除虫、锄草，因为这么做直接增加了他的收入，让他一家子能吃饱饭。反过来，如果他种出的粮食不知道归谁所有，他还会这么努力？肯定不会。偷懒耍滑，晒太阳，唠嗑，这几乎是所有农民必然的选择。
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明晰产权的过程。最早改革的是农村的产权制度，从人民公社制度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没有触及土地所有权，但赋予农民部分土地收益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0—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粮食增产最快的一段时间，有学者估计，这段时间粮食增产的90%是由于体制的改革。之后，产权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由生产资料转向生活资料。企业由完全国有逐步转向部分国有部分私有。国有企业的产权也由简单模糊的公有制转变为多元化、清晰化的股份制。居民房子的使用权也由原来的单位所有变为居民个人所有。
然而，工业领域和居民私人领域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来得容易。当产权改革进入深水区时，不和谐的现象大量发生。华晨汽车、健力宝等众多知名品牌都因为产权问题而陨落。2012年6月18日腾讯财经的一则新闻不禁让人唏嘘：
在这一时刻，李经纬提出了第二套改制方案，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经纬开出的价格是4.5亿元，将在3年内分期付清。三水政府断然拒绝，理由据称是“风险很大，有用健力宝资金来买健力宝之嫌”。
…………
在这样的拉锯中，政府与管理层的关系近乎破裂，而企业效益也开始急速下滑。健力宝的经营业绩自1997年创造了54亿元的骄人纪录后，每年以锐减5亿—8亿元的幅度降低，上缴政府的利税也从1亿元降到两三千万元左右。
就这样，一家蒸蒸日上的企业因政府与经营者的产权博弈而变得灰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