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
提起春秋的历史，大家总会想到“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其实，无论哪种说法，就霸业规模而言，真正能够称得上霸主的也就齐桓公和晋文公而已。宋襄公在齐桓公去世后，不自量力，自命为霸主，召集诸侯会盟。但宋国实力弱小，加之宋襄公本人固守仁义，不达时变，最终在与楚国的争锋中一败涂地，不仅送了老命，还成为冥顽不化的代名词，落得个千秋笑柄，厕身于五霸之列实在汗颜，有名无实。楚庄王出自文化落后的南蛮，不受中原诸侯尊重。另外，楚国与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室关系不谐，虽然主持过几次诸侯会盟，但名不正言不顺。至于秦穆公，虽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晋文公的继位、周王室内乱的平定都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但他也仅仅是“独霸西戎”，只能算是地方性强国。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昙花一现式的崛起，无论就霸业规模还是影响力来说，都不能与齐桓、晋文同日而语。所以，所谓的“五霸”，两个是凑数的，一个出身夷狄，名不正言不顺，货真价实的霸主也就齐桓公和晋文公二人而已。他们在“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的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率领中原诸侯，尊王攘夷，捍卫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的尊严，尤其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失为春秋第一霸主。
一、齐桓公何以称霸
关于齐桓公霸业的成因，历史学家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以笔者浅见，齐桓公能在风云激荡的春秋初年脱颖而出，成为功业最为辉煌的霸主，其成功之道固然非止一端，但最为关键的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得人任贤、善于把握时机、选择恰当的战略。
《管子·版法解》云：“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道出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对君主来说，要治理好国家，最重要的莫过于发现人才，并把人才放到合适的位子上去发挥才干。至于君主本人，则既不可能全德全能，也不必要躬亲细务。历史上的贤明之君基本上都佐证了这一点。齐桓公无疑更是这样的典范。就个人私德而言，齐桓公不仅算不上圣贤，甚至可以说有比较大的缺憾。比如他自己就曾招认“有大邪三”：好田猎盘游，好饮酒作乐，好色。每当兴致来时，他老人家打猎游玩不到天黑得看不见禽兽决不返回王宫，饮酒作乐则通宵达旦，全然顾不上处理朝政。更令人恶心的是，他竟然好色到连自己的姑姑和姊妹也不放过，凡是长得漂亮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大都留在宫中供自己享用了，连不吃窝边草的兔子都不如。但这些私德方面的缺陷，并未妨碍他治国平天下，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他真正做到了尊礼贤才、委用贤才、信任贤才。
齐桓公用人的高明之处，主要体现在他对最大的竞争对手公子纠阵营里的核心谋士、也是屡次加害他的主谋管仲的选拔使用上。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要追溯到齐桓公的父亲齐僖公在位时期。齐僖公是齐国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致力于和郑、鲁两个周王室最亲近的姬姓诸侯搞好关系，在郑庄公的引荐下得到了周王室的青睐。在他的主持下，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尊贤尚功”，由疆域不过百里“地泻卤、人民寡”的蕞尔小邦逐渐蔚为大国，并成功组织了“瓦屋会盟”，成为春秋初期赫赫有名的“小伯”。齐僖公的儿子众多，不过其中身为太子的诸儿（也即后来的齐襄公）并不入齐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法眼，大家都认为他“长而贱”，很不争气，预料他继位之后会出乱子。大家倒是一致看好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和公子纠，甚至早早地把“定齐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两位身上。在齐国众卿大夫的推波助澜下，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人周围很快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其中，小白智囊团里的核心人物是鲍叔牙，公子纠圈子里的主心骨则是管仲。两个圈子的人马也都野心勃勃地觊觎齐国君位，并把对方看做最大的竞争对手，长期以来明争暗斗，不可开交。
齐僖公薨后，诸儿继位，是为齐襄公。果然不出人们所料，这位花花大少“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作”，很快把齐国搞得乌烟瘴气。他最著名的荒唐行为就是和他的亲妹妹，也就是鲁桓公的夫人齐姜通奸。此事被鲁桓公发现，为防丑行败露，兄妺二人合谋，竟然把在齐国访问的鲁桓公灌醉杀死。在鲁国的强烈抗议下，齐襄公又杀掉了他派去结果鲁桓公性命的凶手公子彭生，以平息鲁国的怨气。但从此，齐国与鲁国关系破裂。齐襄公的另一大荒唐事是言而无信，喜欢食言而肥，最终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小命。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当时的葵丘处在宋、郑等国的包围之中，于齐国而言，已算得上是“远恶军州”了，所以连称和管至父并不愿前往。为了安抚他俩，齐襄公与他们约定，“瓜时而往，及瓜而代”，戍期为一年。也就是说今年瓜成熟时节去，到明年瓜成熟时节便派人去换防。一晃一年就过去了，眼看又是一年瓜熟之时，连称和管至父归心似箭，天天盼着人来换防接班，可齐襄公早把这件事抛到爪哇国了，再也不理这茬。两人望眼欲穿，托关系走门子，不得已请人在齐襄公面前提起换防的事，结果齐襄公一口拒绝。眼看归家无望，两人不禁恨透了说话不算数的齐襄公。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一个是被齐襄公纳为嫔妃的连称的堂妹。
公孙无知是齐僖公同母弟夷仲年的儿子，齐僖公非常喜欢他，让他享受太子的待遇。齐襄公为太子时，对这位与自己享受同等待遇的堂弟很是看不顺眼，两人之间还发生过打斗。齐襄公继位之后，为了报复这位堂弟，就剥夺了他太子待遇的特权，公孙无知因此对襄公怀恨在心。连称的堂妹入宫以后备受冷落，不知何故，以荒淫闻名的齐襄公就是看她不上。看着齐襄公在别人那里夜夜笙歌，自己则空房孤枕，虚度青春，她心中也暗暗恨死了齐襄公。为改变自己的窘局，这四位失意者联合起来，准备把齐襄公搞掉，以公孙无知取而代之，立连称堂妹为夫人，并由她利用在宫中的有利条件，负责寻找最佳动手时机。公元前686年12月，齐襄公出游姑棼（今山东博兴兴福镇），顺便又到沛丘（今山东博兴县南约五里处）狩猎游玩。齐襄公在狩猎时遇到一头野猪，有人告诉他这头野猪是他杀死的替死鬼彭生变化的。齐襄公大怒：彭生这死鬼竟然胆敢向我示威！于是搭箭便射。这头野猪被激怒了，“人立而啼”，直立起来向齐襄公吼叫着猛扑过来。齐襄公本来就心中有鬼，见此情形真的以为是彭生冤死的鬼魂向他寻仇，登时吓得魂飞魄散，从车子上掉下来，脚扭坏了，鞋子也掉了。他顾不上捡鞋子，掉头就跑，连滚带爬地逃回宫中。
齐襄公这次出游，把连称的那位堂妹也带来了（估计是她想法子争取来的机会）。她见襄公打猎受伤，禁不住心中暗喜，把这一情况透露给了蓄谋作乱的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公孙无知等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乘机调集人马，包围行宫，经过一番搏斗，将齐襄公杀死，立公孙无知为齐侯。
公孙无知一伙弑杀花花大少齐襄公成功，并掌控了齐国政权。但他们这一伙并不比齐襄公更强，甚至可以说是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上台之后，除了分赃之外，并无任何革除弊政的举措。所以，齐国人民并不支持他们，相反，因为他们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名不正言不顺，大家十分憎恶他们。还在齐僖公时，公孙无知曾经和齐国的另一位贵族雍廪有过过节，并恃宠虐待过他，怎么虐待的，细节已不可考，但两人自此结下了梁子。如今，他的继位让雍廪惴惴不安。第二年春天，雍廪利用齐人对公孙无知弑君自立的怨恨，将他袭杀。齐国一时没了国君，于是，齐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又重新把目光聚集到公子小白和公子纠身上。这样，为了争夺君位，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大集团的斗争很快白热化了。
话说齐襄公上台后的倒行逆施，让人很担心齐国的未来，齐国的贵族纷纷逃难到国外，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也不例外。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因此公子纠逃到鲁国避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鲁国成了公子纠在这场君位争夺战中的靠山。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莒国人，所以小白在莒国避难。当公孙无知的死讯传来后，两大集团都加紧行动。当时的情况是，两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谁先回国谁就会占得先机。莒近鲁远，为了确保公子纠胜出，公子纠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管仲暗设毒计，他在鲁国的支持之下，于莒国通往齐国的大道上设下伏兵，准备半路截杀小白。当小白的人马毫无戒备地通过时，管仲亲自拈弓搭箭，直射小白。岂料人算不如天算，阴差阳错，这一箭正中小白的衣带钩，机智的小白就势躺倒装死，骗过了管仲，捡回一条小命。管仲以为小白已死，再无人可对公子纠的继位形成威胁，于是放松了警惕，一路优哉游哉地慢慢往回赶。而小白集团则利用管仲的麻痹大意，日夜兼程，抢先赶回齐国，在国、高两大世族的支持下即位，是为齐桓公。六天之后，管仲护卫公子纠回到齐国，却发现一切都晚了。到此为止，小白已经在与公子纠争立的博弈中胜出，按理管仲和公子纠就应该认输服软。如果说之前名分未定，争立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之后再生事端，则纯属理无可恕。但管仲偏偏不认输，他勾结野心勃勃有意争霸的鲁庄公，对齐国展开猛烈的军事进攻，意图在齐桓公政权立足未稳之际颠覆之，扶公子纠上台。好在齐军同仇敌忾，在乾时会战中一举击溃鲁军，管仲的阴谋再次被挫败。
对于齐桓公来说，管仲多次阴谋加害，可谓不共戴天之仇，断无可恕之理。但这一仇敌却非同一般，鲁国著名的智囊施伯曾评价说：“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连“国际”人士都知道管仲是治国平天下的不可多得之才，何况管仲多年的老朋友兼对手鲍叔牙？所以，在齐国战胜鲁国的军事进攻，稳定了国内形势，正准备搭建领导班子的当口，鲍叔牙郑重其事地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并且要求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
齐桓公刚刚完成由流亡者到齐侯的身份转换，这对他来说还真是个不小的考验。就个人感情而言，齐桓公如“以直报怨”，将管仲杀掉以雪心头之恨，不仅名正言顺，甚至有大丈夫快意恩仇的风范。但是，国君作为一国之主，其个人休戚荣辱，实以国家为依托。国家强盛，君主即有尊严；国家衰败，君主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故无论是施政还是用人，需有整体眼光，以国家利益为重，绝不能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最高权力，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大计之上。这就需要国君大度能容，选拔任用人才，一以国家需要为准的。是借助手中的权力快意恩仇，凌辱之、杀戮之，还是抛开个人恩怨，从国家大计出发，委以重任，这是个难题，可也是明君与庸君的区别试剂。好在齐桓公顺利过关，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并运用外交手段迫使鲁国君臣将躲在鲁国避难的管仲遣送回国。
管仲见齐桓公指名道姓地要求鲁国将他活着送还，心中已明白八九分。一回到齐国，齐桓公亲自相迎，并亲手给他松绑，任命他为相。出乎桓公意料的是，管仲对自己被任命为齐相仍不满足，当场又向桓公提条件，要钱、要地位、要身份：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
这段话今天读起来，有两处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一是既然拜管仲为相了，为什么他还说自己“卑”？照我们今天的理解，相就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其实，相的本义是助手，春秋时期，相只是一种行政职务，帮助国君处理国事，无关乎地位高下。那个时候地位高下主要看你的爵位，周王室颁给诸侯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公爵最高，是用来封“二王之后”的。（也就是夏王朝的后裔杞国和商王朝的后裔宋国，详细情况留在“宋襄公”那节讲。）诸侯的采邑，通常叫“邦”，有时也称“国”，“国”主要是用来称都城的，统一把诸侯的采邑改称“国”是汉朝以后的事，是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讳。诸侯国内再分封，主要就是卿、大夫、士这三级，卿、大夫的采邑叫做“家”，他们再分封下去，更低一等的领地，叫做“室”。《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讲的就是这种制度，“建”、“立”都是分封的不同说法（侧室，嫡子以外的儿子。贰宗，大夫受封于诸侯，其嫡子为大宗、次者为贰宗）。管仲虽然被任命为相，但其爵位，那时还是比较低级的士，怕被齐国的老牌贵族看不起，无法号令，所以自称“卑”。第二个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是“三归之家”，关于这一点，古人有很多说法，不一一列举。比较靠谱的，是说桓公赐予管仲的采邑，相当于一般卿大夫家的三倍，故称“三归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