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不避危难去崔杼家中以礼祭拜齐庄公和不畏死亡威胁毅然拒绝崔杼结盟的要求这两件事，最能体现晏子的人格，他事君有度，不轻生，亦不畏死。所表现出来的弥天大勇、浩然正气，千载之下，想见其风采，依然是那样鲜活生动。后来孟子所总结的大丈夫的三个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恰恰可以作为晏子高尚人格的写照。
二、君臣相得四十年
齐庄公死后，崔杼立其弟杵臼，是为景公。齐景公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他喜好并追逐声色犬马、醇酒美人。孔子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奢”字，并批评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可见这位花花公子乏善可陈，也实在不是治国平天下的料。对于这一点，晏子也心知肚明，从他对齐景公的评价中我们即可看出：“今之君，轻国而重乐，薄于民而厚于养，藉敛过量，使令过任。”故晏子辅佐景公，因势利导，力行节俭，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齐景公的奢侈习气。刘向在《序录》中称赞道：“尽忠及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使得齐国在景公在位期间，“诸侯忌其威，而高国服其政。田畴垦辟，蚕桑豢牧之处不足，丝蚕于燕，牧马于鲁，共贡入朝。”呈现繁荣的治世景象，并得到其他诸侯国的尊重，这不能不说是晏子善于因势利导，灵活机动地处理政事的功劳。
在三位国君中，晏子辅佐齐景公的时间最长，前后计四十八年，直到晏子去世。文献记载的晏子的事迹，也大多与齐景公有关。这位花花公子出身的国君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比较听得进晏子的劝谏，这也是晏子甘心辅佐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齐景公一生喜好声色犬马，行乐无度，而且喜怒无常，动辄以小过杀人。显然，要辅佐这样一位君主并非易事。晏子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在于他的忠君体国，更在于他的智巧，他善于进谏、巧于进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忠言而不逆耳，对于他所提倡的，总是身体力行，以行动来增强说服力。许多关于他谏说齐景公的故事，被历代奉为进谏的典型。
有一年，大雨连绵一连下了十七天，给齐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怀宝（按：乃“坏室”讹）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老百姓遭了天灾，饥寒交迫，痛苦不堪，而齐景公仍然日以继夜地饮酒作乐，丝毫不放在心上，为满足自己的享乐欲，还派人巡视国中，罗致善于唱歌的人。晏子忧心如焚，三次恳请景公开仓赈灾，都被景公拒绝。他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全部分给受灾的百姓后，便徒步去见齐景公，首先列举了大雨给齐国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又拿齐景公“马食府粟，狗餍刍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的荒淫奢侈生活作对比，然后说：“我身为国家大臣，忝居百官之列，却让百姓受灾受冻挨饿，使君主迷恋享乐以失去民心而不知忧虑，罪过啊罪过。”把所有的罪责揽在自己身上，然后“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晏子以自责的方式，使景公翻然醒悟，他赶忙下令驾车追赶晏子，一直追到晏子家中，当面向晏子道歉，倾齐国之“粟米财货”，授权晏子赈济灾民。三日期满，官吏赈灾完毕，晏子随后向景公汇报救灾的用度，暗示国计维艰。一向奢侈成性的景公听后，不由自主地提出要压缩自己的生活开支。晏子又乘机请求景公裁减侍从和使君主移情丧志的歌儿舞女，结果三千歌儿舞女被辞退。晏子巧妙地一箭双雕，既赈济了齐国的灾民，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齐景公奢侈的生活。
晏子的意见大多都能够被齐景公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穿的是“缁布之衣”；上朝坐的是弊车驽马；住的是“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的陋仄之室。齐景公派梁丘据给晏子送去香车宝马，一连几次，晏子辞而不受。他对景公说：“您让我统理百官，我率先节减衣食，给百官、百姓做榜样，然而还担心他们奢侈浪费，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现在香车宝马，上面是君主乘坐，下面是我也乘坐，那么百官、百姓不讲礼仪、衣服饮食奢侈而无度，就没办法禁止了。”晏子的身体力行让景公有了触动，所以他的劝谏才有效果。可见晏婴的厉行节俭不仅是为了改变齐国奢侈腐败的政风，同时也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安定国家，稳定人心。许是自己享乐不太好意思，齐景公还多次要为晏子更换住宅，结果都遭拒绝。他趁晏子出使晋国时，偷偷地给晏子建了新宅，等晏子回来，新宅已经建成。晏子在拜谢完景公的恩赐后，毅然毁掉新宅，并将齐景公因为给他建新宅而赶走的邻人重新请回来。此外，他还多次辞掉齐景公加封的爵邑和赠送的财物，既为齐国厉行节俭之风树立了楷模，也赢得了齐景公的信任。
晏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对齐景公个人生活的影响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还善于迂回巧妙地劝服景公改善齐国的政治。在景公的时代，刑法严酷，犯点小罪，就要被砍去双脚，致使全国到处都是断足的残疾人，百姓对此早已怨声载道。晏子一直想劝说景公改变刑法，但是都不成功。正好有一天，景公为了显示自己对臣子的关心，认为晏子的家在市场附近，又狭小又吵闹，想给他换个宽敞的新住宅。晏子乘机说，我不能搬家，一是这家宅是先人住过的，我对这里有感情；二是我靠近市场可以了解商业行情，再说买东西也方便。景公十分叹服，也很感动。问他：“你靠近市场，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立即回答：“踊贵而履贱。”“踊”是断足之人穿的鞋子，“履”是健康人穿的鞋子，踊贵而履贱，那齐国成了什么景象了呢？景公猛然醒悟，立即下令减轻刑法。
晏子非常善于从小处入手，就近取譬，巧妙地把齐家治国的大道理隐寓在日常小事之中，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做到忠言不逆耳、良药不苦口。齐景公曾经向他请教，治国最大的隐患是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社鼠！”景公大惑不解，心想：老先生您也太能扯了吧，这可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情啊！好奇心大起，连忙再问：“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晏子见景公着了道，便进一步恳切地指出真正的症结所在：社鼠藏身于土木构建的社庙内，火烧不得，水灌不得，要捉它总是忌惮破坏社庙。国家也有社鼠啊，这就是托身君主左右的佞幸！他们在朝内卖弄权术，排挤良善，无恶不作；在外则依仗权势，横行无忌，为非作歹。诛除他们吧，有君主庇护难以下手；不诛除他们吧，他们早晚会搞乱国家。不仅社鼠，猛狗也是治国大患。有一家卖酒的，酒器洁净，广告牌也做得很好，可酒就是卖不出去，都放酸了。主人甚是不解，问他的邻居是什么原因。他的邻居告诉他是因为他家里有猛狗的缘故。人家去打酒，狗马上扑过去猛咬，谁还敢去呢？不光酒家有猛狗，国家也有啊。有德有才之士前来拜谒君主，思欲报效，当权用事的那帮人扑过去就攻击，那么这帮人就是国家的猛狗。如果君主左右近习都是社鼠，那些当权用事者都是猛狗的话，君主哪能不被蒙蔽？国家哪能没有祸患？晏子的话虽然是专门对景公讲的，却道出了我国传统集权政治的最大弊端：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君主，虽然一心望治，但没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大家都唯上是从，唯君主喜好是从，君主往往都有一大群社鼠猛狗在跟前而不自觉，导致国家与求治之道南辕北辙。所以尽管历代忠臣义士谆谆告诫“亲君子、远小人”，却少有君主能走出这怪圈。
齐景公有个宠臣梁丘据，此人善于拍马逢迎，整日挖空心思地讨景公喜欢。景公打猎回来，与晏子在遄台（歇马台）小憩，梁丘据得知后，赶忙快马加鞭赶了过来。景公望着飞驰而来的梁丘据感慨地说：“只有梁丘据与我是和谐无间的！”晏子大不以为然，说：“梁丘据不过是与君王同罢了，哪里算得上和呢！”并由此引发了君臣关于“同”与“和”的讨论。
“以先生之见，‘和’与‘同’不一样吗？”
“不一样！‘和’就像调羹一样，用水、火、醯醢、盐、梅来煮鱼肉，下面点燃柴火，由厨师来调配，使各种调料搭配得恰到好处，味道适中。哪一种味道不够就添加，过头了则除掉些。君子吃起来才会可口，心情平和。君臣之间的相处就应该这样啊。君王认可的事情，有时也难免存在不合适的，臣下把不合适的地方指出来，来完善君王所认可的事情；君王不认可的事情，有时也含有合理的一面，臣下把合理的一面指出来，来帮助君王除掉不合理的，如此才能政治清平而无所抵牾，老百姓就不会起纷争之念。所以《诗》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古代那些圣明的君王，调五味、和五音，就是为了使内心平和，以期政事有成。声与味是同一道理：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辅相成；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相互为用。君王听了，就会内心安定，内心安定，道德就会平和。所以《诗》曰：‘德音不瑕。’“现在梁丘据则不然。君王认可的，他也跟着认可；君王不认可的，他也跟着否定。这就像拿水和水调配，谁能去吃？就像琴瑟老是弹一个调，谁乐意听？‘同’所以不好就是这个道理。”
晏子以调羹与奏乐这样习闻习见的事例，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地阐释了“和”与“同”的区别，将治国的大道理寓于其中，劝谏齐景公多听取不同意见，注意提防唯唯诺诺的小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清平、国家和谐。听了晏子的这番宏论高见，景公连连点头称是。
有圉人养死了齐景公的马，照理说这也正常，再高明的畜牧师也难保所有的马都养好啊。但这位圉人倒霉的是，他养死的这匹马是景公的心爱之物。景公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下令将他绳捆索绑，千刀万剐！眼见左右侍从已经把刀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动手，晏子不紧不慢地伸手拦住手持尖刀的侍从，掉过头来问景公：“尧舜肢解人时，是从哪里下刀的？”景公不傻，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忙改口说：“将此人下狱论罪！”晏子又上前拦住说：“这样他死了也会做个糊涂鬼，不如先让我列举他的罪状，也好叫他死得明白。”景公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晏子随即指着圉人“痛斥”：“你身为君主的养马官，却将马给养死了，该杀！你养死的又是君主最喜欢的马，又该杀！你死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使君主为了一匹马而杀人，百姓会怎么看待君主？诸侯又会怎样小看我们的君主？如此一来，百姓离心，诸侯轻视，国家就危险了，更该杀！”景公一听，忙说：“算啦，放了他吧，不然我又损仁害义了。”
与那些只能坐而论道的夫子不同，晏子心雄手亦雄，眼高手更高，不仅善于谋划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方面，同样足智多谋，棋高一着，广为流传的“二桃杀三士”即是晏子的杰作。话说齐景公时期，齐国有古冶子、公孙捷、田开疆三位大勇士，武功高强，屡立战功，据说他们“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但是，这类人也往往容易犯一个毛病，那就是居功自傲、狂妄自大，有了点成就就找不到北了，把朝廷的法度礼仪全然不放在眼中，一时横行无忌，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齐景公早就心怀不满，一直想除掉他们，却苦于找不到借口。晏子劝景公赏赐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计功而食”，功劳最大的两位吃桃子。三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果然中计，相互之间争斗起来：
公孙捷曰：“吾持盾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开疆曰：“吾仗兵御三军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尝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吾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头，鹤跃而出，可以食桃矣。”
最终争斗的结果是三人纷纷拔剑自刎。晏子巧妙地利用他们好勇斗狠、自高自大、不肯下人的弱点，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他们，正如冯梦龙《满江红》词所云：“笑三人恃勇，在齐猖獗。只被晏婴施小巧，二桃中计皆身灭。齐东门、累累有三坟，荒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