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常人的通病之一是一失意就失态，一得志就忘形。穷了就容易没骨气，挺不直腰杆；富了又容易自我膨胀，骄横不法。所以子贡提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时，孔子给予了肯定，认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并非尽善尽美，只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穷志短固然不好，但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越穷越横。虽然“不谄”了，却像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因为穷，所以天然有理，穷横，这样也不好。不仅不好，对社会来说比起那些“贫而谄”的软骨头其为祸可能更烈。富也是一样，富而骄横不好，富而吝啬，像葛朗台那样做个低调的守财奴，同样也不好。所以孔子认为还有更高的境界，这就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生活虽然穷困，但能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领现在可行之乐”。富了不骄纵，不膨胀，能“好礼”。这个“礼”，不是日常礼仪、周旋揖让之度，乃是指一整套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大体相当于今之所谓“社会契约”和“社会公德”。“好礼”就是发自内心地遵守社会契约和社会公德。富贵而能做到这一点，那才是保持真本色的大豪杰。
孔夫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思想，到了孟子口中成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而“威武不能屈”实际上是这一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所阐发的都是勇于担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的精神。这里所探讨的，是在暴力的胁迫下生命与尊严孰轻孰重的问题。儒家重生，但并不意味着将生看得重于一切，或者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生都有价值和意义。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活得有尊严。“杀身成仁”也好，“舍生取义”也好，“威武不能屈”也好，都在表达同一种信念：作为真正的大丈夫，要活得有尊严，不能在暴力面前屈服！
所以，孔子的这些论断实际蕴含着他面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的“三不能”，是对这一思想的发扬光大。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和“大丈夫”说，是先贤们对理想人格追求的最集中体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对后世理想人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大丈夫”的品格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作为人格修养的几乎尽善尽美的境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过时，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这种精神和品格，在后来更多地表现为仁人志士在与恶势力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如东汉张纲辞刺史不就，不顾个人安危上疏弹劾祸国殃民的跋扈将军梁冀；北宋包拯执法不阿权贵，被民间尊为“包青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说，这些仁人志士以他们的躬行践履、高风亮节将这种理想人格发扬光大，并丰富了其内涵。
也正是有这种理想人格的支撑，孟子在强权面前从不屈服畏缩，相反，一介布衣的他却发出“说大人，则藐之”的振聋发聩之强声。哪怕是在梁惠王、齐宣王这样的“国际”政治风云人物面前，孟子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绝不肯枉尺直寻，低头让步。有一次，孟子本来打算去朝见齐宣王，恰好齐宣王也想见孟子，却不愿屈尊，借口有寒疾，怕风，让孟子去见他。孟子对齐宣王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很不耐烦，也借口身体不适，一口回绝使者。第二天却故意去东郭氏家里吊慰，作为对齐宣王的回击。
孟子的行为，自然不是那帮以一睹领袖天颜为无上光荣的帮闲们所能理解的，并由此引发了景丑与孟子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辩论。景丑对于孟子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他愤愤然引经据典，斥责孟子的不逊，以为是对齐王的大不敬。孟子闻言，对他说，事情只怕不能这么理解。并援引曾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这段话所讨论的，是王公大人与士孰尊孰卑、孰贵孰贱的问题。曾子认为，晋、楚之君，其富贵固然无人能及，但他们有他们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们有他们的权势，我有我的道义。和他们相比，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的影子。孟子是曾子“弘毅”品格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所以他对曾子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像曾子这样天下一流的学者，又是孔门高足，肯定不会信口雌黄，他这么讲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孟子进一步指出，为天下所公认的尊贵的有三样：爵位、年龄和道德。在朝廷论尊卑，当然要首叙爵位，乡党集会则看重年龄，至于辅佐君主平治天下，那么首先要讲求的就是道德。现在齐王所有的，不过是爵位；论年龄论道德他都应尊重我。他得“达尊”之一，我得其二，以一凌二，恐怕不太合适吧？所以，向来大有作为的国君，一定有他不宣召的大臣，想有所咨询则亲自去登门拜访他，像汤之于伊尹、齐桓公之于管仲。这才是真正的“尊德乐道”，不如此也不足以有所作为，这样的君王，不见也罢。
“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孟子，是不屑于在富贵、权势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的，哪怕对方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主。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体现在他那套颇具特色的君臣伦理关系理论，见于他对齐宣王的一段告白中：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从这段告白我们可以看出，在孟子的眼中，君臣关系是近乎平等的，臣下对于君主来说，人格是独立的，并没有无条件的义务。秦汉以降，随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及完善，给士人的人格所留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几乎接近于无。与此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打着孔孟信徒旗号的犬儒们所编造出的“三纲”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无不是之君”等谬说，与集权专制政体紧锣密鼓地配合着。此后，国人在权势面前，尤其是在权势的总代表君王面前，便只有奴格，再无人格。孟子的地位被抬上去了，其思想尤其是他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篡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
3.孟子的心性学说
心性学说也是孟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后世地位的抬升，功劳大半要归于此学说。从宋儒起，即开始大讲特讲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也即所谓的“理学”，也叫“道学”。虽然从“理学”内部来看，有以程朱为代表的“道问学”与陆九渊开山、明代王阳明光大的“尊德性”之异，但他们追根溯源，便都要找到孟子的心性学说，认孟子为祖师。为了抢儒学正宗这块金字招牌，理学家们开始大搞特搞尊孟运动，直到将孟子抬上“亚圣”的席位，成为孔子正宗的接班人。
其实，和王道仁政学说及孟子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铸造相比，心性学说在孟子的思想学说中并不占多大的比例，其核心无非是“万物皆备于我”和“性善论”。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意思是说一切美好的道德，我都具备了。如能反躬自问，不断反省自己，便可达到诚的境界，就会发自内心地践行这些美德，因而也会感到莫大的快乐。因此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只要不断地“反求诸己”、“内视”、“反省”，就能获知自己的本性；通过对自己的内心和本性的探索，就能达到知天的目的。他认为“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是思维，心的思维过程就是“尽心”的过程，也即向内探索、找回自己固有的善的本性的过程，把认识问题归结为如何找回散失的本心这样的心性修养问题。所以孟子提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里的“放”，从前面一句“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来看，是丢失、散失的意思。“求其放心”，就是找回散失的善良的本性。
那么，人的善良的本性是如何散失的呢？孟子举了个形象的例子：牛山上的林木本来郁郁葱葱，由于邻近齐国的首都，大家都去伐木砍柴，遭到了破坏，还能再郁郁葱葱吗？经过雨露的滋润、夜里的生长，刚有所恢复，又被放牧的牛羊啃食践踏，长此以往，就变得光秃秃的了。孟子的这一比喻，旨在说明人散失他善良的本心的原因，在于外界的凌轹侵伐。所以孟子不断地讲“存其心，养其性”，提倡“养心”、“养浩然之气”，“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人要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就得“养心”、“养性”。
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说必然导致“性善”说。既然“我”天然地具备各种美好的德行，人性从本源上讲，就是善的了。具体来说，人性之善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孟子认为体现在“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按：此取《孟子·公孙丑上》之说法，《孟子·告子上》“辞让之心”作“恭敬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所谓“同情之心，人皆有之”，同情之心是仁爱的发端，一个不具备同情之心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去爱别人。羞恶之心，乃是指人的基本的羞耻感，无知者无畏，无耻者无忌，只有具备了羞耻感的人，才会有遵循道义的可能。孟子是很看重人的羞耻之心的，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个人如果达到无耻的境界，那就不会再有底线，不会再有顾忌，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恭敬之心也好，辞让之心也好，都是人本能的自我节制、自我约束。顾炎武说：“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礼的本质是规范，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共规范和公共秩序，这就要求人必须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不能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所以孟子把人的本能的自我约束之心看做“礼”的开端，这是有道理的。关于“是非之心”，前人多略而不言，认为很简单，其实不然。孟子这里的是非之心，是指独立思考的能力，敬尊权威但不盲从权威；敬畏权力但不屈从权力；也不以站队论是非。如果我同意某种观点，那么也必须是我认真思考的结果。“心之官则思”，人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思考的，而不是为了崇拜，更不是为了在“人造神”面前磕头用的。否则的话，以某某主义或思想代替自己的脑袋，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看似阵营整齐，观点一致，却算不得有是非之心。
孟子认为这“四端”是人皆有之的，没有这“四端”的不能算作人。这话其实不算过分，试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同情心，或者没有羞耻感，或者不具备自我约束的基本能力，或者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是多么可怕，岂不等于自动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这还能算人吗？所以要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同情心、羞耻感、自我约束能力，外加独立思考的能力。缺少前三项，那是禽兽；缺少后一项，是标准的行尸走肉，万世不易的奴才坯子。而具备了这四端，心中就有了善的根苗，将之培养、扩充，“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就是仁、义、礼、智。既然“仁义礼智”是人心中的四端发展扩充而来的，所以孟子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是“求之则得，舍之则失”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培养扩充之了。如此，又回到了“尽心知性”、“求其放心”的路子上去了。
那么，既然“放心”须求，“心性”须养，怎么养心养性呢？孟子又提出了“寡欲”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人如能致力于减少各种欲望，那么就能保存善良的本性。即使散失一部分，也是很少的。孟子的“寡欲”说，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说张了目，虽有其合理成分，但就其影响来说，流毒后世不浅。
孟子的心性学说，深惬理学家之心，所以理学家绝大多数都推尊孟子，其中二程的正宗嫡传杨时对孟子的评价最有代表性：
《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