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军事的发展，许多智库对中国军事研究的角度非常独特，例如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就从中国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中找到了切入点，研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是一个著名的防务智库，其研究员既有前政府要员，如前国防部长佩里，也有长期埋在资料堆里的教授、研究员，还有来自亚太各国的访问学者。2009年，该中心推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研究的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中国近几年拍摄的军事题材影视剧，如《DA师》、《突出重围》、《亮剑》等，都成了研究中心专家研究的对象。在这几部片子中，他们最为看重的还是《亮剑》，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人员都从头到尾看了三遍。报告称，中国军队那种灵活机智的战略战术、不讲常规的作战方式，是西方军队所不具备的，也是西方军队最难以招架的。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触动了一些中国领域研究者的神经。
《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预言：“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中国无法伟大的50个理由》的作者大卫·马里奥特和卡尔·拉克鲁瓦预言：“中国是靠廉价劳动力与出口来增长，内在极为缺乏创新动力。”
而《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则预言：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4. “影子中情局局长”猜想
2010年，美国“影子中情局局长”， 承担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防大学和兰德公司国防和国家安全课题，全球首屈一指战略智库STARTFOR负责人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一百年》一书中则这样预言中国的2020年。
对中国而言，增速减缓意味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中国也不会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强权之一。乔治·弗里德曼提到，中国近似于“外卖店”型的经济具有巨大的危险性。世界市场需要大量的廉价出口商品，所以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可以使得有着巨额债务的公司运转下去。但是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其中的利润也就越低。这样的无利润出口使得巨大的经济引擎得以运转，但事实上中国却在原地踏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的商业机构。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入其中，但是资金流出的速度和流入的速度一样快。
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大可能成为活跃的断裂带。如果出现了地区冲突，中国把对手完全踢出局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中国被戳中软肋，沦为他国的掌上玩物。中国的经济也远非看起来的那么坚不可摧，而其政治稳定性又严重依赖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使得中国的政治稳定性更加脆弱。然而中国确实很重要，因为至少在其他人看来，中国似乎是短期内最有可能挑战全球格局的国家。
首先，中国像一个岛屿。它显然不是被水环绕的岛屿。无法逾越的地带与荒原有效地将它与外部世界阻开了。
在中国北边是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不适合居住，人烟稀少，并且不易穿越。在中国西南是无法穿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界处则遍布着山脉和丛林，而中国东边是海洋。只有它西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处可以有大规模的人流通行。但是即便在那里，历史上，中国人也很少下大力气，向这一地区迁移。
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线一千英里以内，占国土总面积约1/3的地区。剩下的2/3的国土则人口稀少。
中国只有一次被彻底征服的经历——那就是在12世纪时被蒙古人所征服——并且中国很少将势力范围拓展到今日疆界以外的区域。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并且也只是时断时续地与外部世界往来。人们不应忘记中国并非一直热衷国际贸易，它会时不时地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外国人接触。当它从事贸易时，它使用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和从它东部港口出发的商船。欧洲人在19世纪中叶遇到的是正是一个处于某个孤立主义阶段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国土统一，但是相对贫穷。欧洲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在沿海地区从事密集的贸易。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从事贸易的沿海地区财富的急剧增加；其二就是中国沿海和贫穷的内陆地区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不平等也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控制力的减弱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混乱。沿海地区更保持和欧洲人的紧密关系，甚至被欧洲人占领。
混乱时期从19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毛泽东曾经试图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发起革命。在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长征，深入内陆。在内陆地区，毛泽东组织起了一支由贫苦穷人组成的军队，随后重新夺取了沿海地区。之后直到解放。
几十年后，沿海地带再次变得富裕繁荣，又一次与外国往来密切。廉价产品与贸易为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是内地依然贫穷。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日俱增，但是也维持了平衡。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算不得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在21世纪之初就赌它能够一直无限地保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这其中的前提是它能够逐渐将财富从富庶的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地区，且不会遭到来自沿海地区的抵抗，或者伴随着内陆地区的不稳定。北京试图令中国各个地区的人都满意，并且在竭尽全力实现该目标。
放贷的原因多种多样，要么是因为亚洲体制盛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要么是因为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政治关系，而这些原因和商业价值鲜有关联。可预见的结果是这些贷款中相当大一部分成了坏账——用银行业的术语来讲叫“不良贷款”。该数额估计大约在6 000亿美元到9 000亿美元之间，或者说占中国的 GDP的1/4到1/3，金额骇人听闻。
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是健康而有活力的，如果你只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的话，简直令人震惊。但是增长率只是要审视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增长是不是可以赢利的。大部分中国的增长是真实的，产生的资金也能让银行满意。但是这种增长实际上不能让经济更强健。而且它一旦减速，整个的经济结构会快速崩溃。
在亚洲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日本在1980年代是增长引擎。传统智慧认为它将超过美国。但事实上，当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其增长率是不能持续的。当增速放缓，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用了20年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类似的情况是东亚的经济在1997年出现危机，因为之前经济增长得如此之快，许多人都毫无防备。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扩张非同凡响。然而认为这样的增速会一直保持下去的想法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周期的某一时刻，虚弱的业务会被剔除，这一定会暴露出经济基础中丑陋的一面——而这一定会发生。在某一时刻，仅仅是熟练工人的缺乏就会遏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增长是有结构性上限的，而中国正在到达这一上限。
日本经历了整整一个低增长的时代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日本有着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制约，使得它可以在不发生动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东亚用两种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比如说韩国和台湾地区，采取了令人痛苦的措施，结果经济最终比之前更为强健了，但是只有足够强大国家（地区）才能够承受这种痛苦。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一直没有真正的恢复过来。
当出现经济下滑，资金停止涌入时，不仅仅是金融系统会休克，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都会震颤。在中国，经济下滑总体来说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会出现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在一个贫困蔓延、失业现象扩张的国家中，经济下滑造成的压力会导致社会不稳。
因此，中国面前就有了三条通往未来的可能的道路。第一种情况是，它的经济以高速无限的增长下去。还没有什么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而中国也不大可能成为例外。过去三十年中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上的低效能，而这些弊端都是必须被纠正的。中国将在未来某时经历一个痛苦的再调整阶段，亚洲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
第二条通往可能未来的路是中国的再次中央集权化，即：在经济发展减缓后将会出现的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都被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会强制施行政令并打压各地方权力的发展空间。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比第一种更大，然而中央政府机构内部就不乏自身利益与集权化政策相矛盾的人，这又使得该政策的推行面临重重困难。政府未必能够依靠自己的人民来强制施行政令。爱国主义是他们要促成各方团结唯一能用的工具。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经济滑坡的压力之下，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从历史上来看，这在中国是一种更合理的情形——也会让富人和外国投资者获益。这会使得中国回到另一种时代，地区间存在竞争乃至冲突而中央政府艰难地维持着局势。如果我们同意，中国经济会在某一时刻将不得不经历再调整阶段，而且该调整会导致严重的矛盾对立，正如其他任何经历过该阶段的国家一样，那么这第三种结果最符合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发达工业国家在2010年会经历一个人口紧缩期，劳动力供应会无法满足需求。对于某些国家，因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念，接纳外国劳动力移民的方案即便不是完全不被考虑的，也起码不能被轻易认可。例如日本，就是个极度排斥移民的国家。而它又必须能找到可供抽税的劳动力资源来供养老龄的工人阶层。如果有的选的话，大多数工人不会选择去日本工作，因为日本是个对想入籍的外国人相当不友好的国家。韩国人在日本不能成为日本公民，即便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日本并且在日本工作，日本警察对他们颁发的文件上还是把他们写作“朝鲜人”。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的巨大的储备池，即便中国人不去日本，日本人也会来中国，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在华日企里雇用的中国劳动力可以替代移民到日本的方案——而且这么干的不会只有日本。
在2020年，中国会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实权会倾向于向各地区转移。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在未来20年不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断层地带。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这无论如何也不大可能发生，而且中国的军事发展水平需要它花费10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地理环境限制。中国经济和社会承受的内部压力将会带来超出它应对能力的国内问题。因此，中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冒外交政策的风险。至于中国和外国的交往程度方面，中国更多是在防御以抵制外来的侵犯，而非向外扩张。
【本章专家】
林毅夫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学者
哈继铭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詹姆斯·莫里斯 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
鲍泰利 美国经济学家
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