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敕停住脚步，站在了殿外青石铺就的路上。
“不对，这卷书，夫子还没为我断句！”后知后觉的杞敕，终于想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转了半个身子，正准备回去“提醒”夫子；似又想到什么，杞敕再次定住了脚步。
“也许，这也是夫子的考验？”杞敕暗自揣测，终究将头一甩，意气道：“不管了，总不能让他小瞧了我！”
“说不定，是夫子疏忽了，此刻正等着我回去？”杞敕犹自迟疑，终究迈开大步，风发道：“我就不信，没了他我连书都读不通了！”
“句读虽然困难，还是有迹可寻的，也就多费一些时间罢了。”杞敕给自己打着气，面容却犹带些愁苦。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
回到自己的小亭子，杞敕并没有第一时间开始攻读这卷新书，而是继续诵读《尧典》。第一，杞敕觉得自己诵读《尧典》时，尚有许多不通透的地方；第二，杞敕要通过诵读《尧典》培养语感，理清《尧典》的行文脉络、掌握《尧典》的用词规则、句读特征。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杞敕正是准备用《尧典》来攻读这卷新书。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杞敕从“敬授民时”这一段中挑出这颇耐寻味、似曾相识、又不得其解的四句，反复咀嚼。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
“仲春、仲夏、仲秋、仲冬……”
“仲，从人、从中，中又为声。最初应为‘指示’字‘中’，表示正中；后来用来表示兄弟里面排在中间的那一个，所以加了‘人’部。”杞敕根据杞老夫子传授的“六书”，解剖着一切可利用的信息。
“嗯，应该是了！”杞敕眉头紧锁，点着头道：“这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就是中春、中夏、中秋、中冬；一春之中是‘春分’，一夏之中是‘夏至’，一秋之中是‘秋分’，一冬之中是‘冬至’；地理课本中春分是三月二十一日、夏至是六月二十二日、秋分是九月二十三日、冬至是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短’与‘仲冬’对应，也就是与‘冬至’对应；另外，日就是昼，昼就是日，‘日短’就是‘昼短’，一年之中，‘冬至’日昼最短了！”
“哈哈，宵就是夜，‘宵中’就是‘夜中’。‘日中’与‘宵中’说的就是‘春分’和‘秋分’日昼夜平分的现象；‘永’就是长，‘日永’说的就是‘夏至’日昼最长的现象！”终于揭开了这两组密码所隐藏的奥秘，杞敕兴致高昂。
“星鸟、星火、星虚、星昴这四者所指，应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特殊的日子所特有的征兆，也是古人判断这四个日子的依据；既然与星有关，鸟、火、虚、昴很可能指某些星象！”
“不过，老夫子还没有教我星象的知识，明天倒是可以问问准夫子。”
实际上，“敬授民时”这一段在整篇《尧典》中最是复杂、蕴含信息也最多。
例如，“鸟兽孳尾”、“鸟兽希革”、“鸟兽毛毨”、“鸟兽氄毛”，不足两百字的文段却四次提到“鸟兽”，说明帝尧的时代，虽然已有农耕，但狩猎依然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一环。而且，狩猎不仅提供了食物，从“革”、“毛”来看，也是重要的衣物来源。
而下面这一段，则让杞敕迷惑了两世：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于！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之所以说迷惑两世，是杞敕前世阅读过《太史公书》。《太史公书》第一篇《五帝本纪》就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全录《尧典》其文。
迷惑的源头是：帝尧既然知道鲧为人“负命毁族”，为何会最后还是将“治理洪水”——这件最为重要的事交给了鲧。难道是因为群臣一致的举荐吗？
首先，帝尧对鲧的评价是“负命毁族”，遍查史料，找不到鲧治水之前有“负命毁族”之举。群臣的一致举荐，也从侧面证明鲧确实是有才能的，甚至是当时最有才能的人。也就是说，“负命毁族”不过是帝尧的托词，目的是不想让鲧接受这个“担子”。但世事难料，当这句托词成为了“事实”，也就成了印证帝尧先见之明的依据。
帝尧不想让鲧接受这个“担子”，或许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担心鲧功高盖主，也就是为了压制他；二是怕鲧完成不了这件差事，是在保护他。结果是“九年，绩用弗成”、“殛于羽山”，鲧确实完成不了这件差事、也因此被流放。
若依结果推断缘由，则帝尧是为了保护鲧。那么，帝尧为什么要保护鲧？
据《夏本纪》载：“鲧之父曰帝颛顼”；《五帝本纪》载：帝尧父为帝喾，“帝喾于颛顼为族子”。也就是说，帝喾是颛顼的亲堂侄，鲧于帝尧非叔即伯。
帝尧保护鲧，不仅因为血缘，更重要是的帝尧准备将帝位传给鲧。第一，鲧是当时最有才能的人，也就是黄帝一系最杰出的继承者；第二，帝尧也说了自己的儿子朱启明“嚣讼”，不堪大任。事实也说明即使不是鲧继承帝位，帝尧也没有将帝位传给儿子，或者说帝尧的儿子没能担起这个“担子”。
那么，“大臣们”为什么要“同心协力”地将这副担子安在鲧肩上呢？杞敕猜想：洪水太大，“怀山襄陵”，山与陵都岌岌可危，可见洪水已超出了当时人力物力的极限，没有人有把握可以治理好洪水，甚至没有人觉得洪水能够得到治理；这也是帝尧为鲧极力推脱这个差事的原因。
但洪水还是要治理的，即使是无用的治理，所以大臣们众口一词，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了鲧。为什么是鲧，因为鲧的能力闻名诸侯；而且鲧是黄帝后裔，帝族身在其位，就有对天下的责任，这无可厚非。
前面也说过尧的嗣子朱启明，成事不足。“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尧年老之后，才“找到”“侧陋”的舜，这多少有些无奈。
舜将他的竞争对手鲧流放羽山，登上了帝位。
戏剧性的是，洪水退了。
治理洪水的功劳落到了时官——鲧的儿子——禹身上。鲧因为洪水被流放，无缘帝位，他的儿子禹却因为洪水捡了一个天大的功劳，之后登上帝位。
真可谓：命里有时终须有。
当然，这些推断都是杞敕从阴谋论的角度揣度他人。但，不是有人说过，“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他人”？
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像“尚书”所夸“五帝禅让”呢，还是如“竹书”所污“舜囚尧，禹放舜”呢？这些都太久远了，难以考证。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杞敕唯谨守偏听则废、全听则明的原则。
在杞敕看来，第一：尧、舜、禹的功绩大概是有的；第二：禅让是不大可能的。
为什么肯定他们有功绩呢？太史公喜欢以先祖之功牵附后人国运，叙殷祖则至于契，曰“契佐禹治水有功”；述周祖则至于后稷，后稷在尧舜时为农师。证明在当时“浩浩怀山襄陵之洪水”时期，确实涌现了一批贤人：禹、皋陶、伯夷、契、后稷、益等，“平定洪水”、为人族立下了大功。所以，尧舜禹作为“抗灾”的领导者、乃至一线参与者，其功绩可以想见。
为什么说禅让不可能呢？根据《五帝本纪》，除黄帝外，其余四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尧是黄帝的玄孙，帝舜是黄帝的七世孙，大禹也是黄帝的玄孙。这种族内禅让，成色太差；此外，不妨借鉴“三国”时期的两次禅让“汉献帝禅让给曹丕、曹奂禅让给司马炎”，就可以理解禅让的实质——逼宫；何况在部落时代，一个“以武服人”最为极端的时代？“以德配位”之说犹为可笑。
此外，“以武服人”难道很见不得人吗？杞敕认为，在中央集权之前的年代——人类最漫长的一段时期，“以武服人”实乃铁律。成吉思汗难道是依靠修德行，让敌人将一顶顶王冠送到他头上的吗？以智谋和武力一统草原，难道有负他的威名吗？仁恕能够服人，勇武难道不行？德仅能让人心服口服，武更能让人的身体臣服！
“禅让”，有人给他们披上了这一层道德外衣，将他们本就自然的作为，粉饰地矫揉造作。有些人膜拜在这层绚丽的外衣下，成了外衣的信徒；有些人察觉了这“绚丽”的虚假，扒开了外衣，窥见了里衣的朴实；还有些人目睹别人扒开了假衣，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看清楚里衣。于是，这些人迫不及待地羞恼了，像脱缰的疯狗一样，要将他们的里衣也撕下来，说，“他们是不穿衣服的人”。
杞敕自认为是幸运的，因为在先人扒开那“绚丽的外衣”后，自己有理智与耐心看清这“朴实的里衣”；所以没有与第一类人一道臣服于一件虚假的外衣，也没有与第三类人一道去羞辱他们的里衣。
那么伪造这件外衣的人呢？其心如何尚不可知，其行却着实令人生厌。
索性，杞敕不是道德家，也无意去考证这其中的曲折。无论手上这卷书是真是假，或者准确地说，有几分真、有几分假，都无妨于杞敕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开卷有益”即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