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黄昏时分，曾国藩才回到府邸。家人把李鸿章荐人的事情低声禀告了曾国藩，道：“李大人推荐的三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多时了。”
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进了庭院。只见庭院之中站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不停地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第三个年轻人虽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曾国藩观察了一会儿，那个看云的年轻人一直都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并没有丝毫浮躁之色，而另外两个人时不时地会低声抱怨几句。
看完这一切之后，曾国藩便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与他们交谈之后，曾国藩发现，自己与那个曾不停打量客厅摆设的年轻人谈话最投机。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尤其是那位看云的年轻人，说得很少，言语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不过，他却常有惊人之谈，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
谈完话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后，便立刻吩咐手下给三个人安排职位。
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口才绝佳、与曾国藩谈得投机的年轻人并没有被委以重任，曾国藩只让他做了个虚职。那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奇怪的是，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却被派去军前效力。曾国藩甚至再三叮嘱属下要重点培养这个年轻人。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的安排后，心中颇不理解，便向曾国藩请教其中的道理。曾国藩微笑着说：“其实这有什么难理解呢？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第一个年轻人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虽然他与我说话时十分投机，但我知道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不过是投我所好罢了。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以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规规矩矩、谨小慎微，但论事言谈则少有见解，其遇事必唯唯诺诺，此人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了那么长时间却不焦不躁，就从这份从容淡定中便可见少有的大将风度。更可贵的是，他面对我时并没有投机言语，曲意附和，而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所论之事很有见地，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敢断言，这个年轻人他日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一声叹息。
曾国藩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叹服。
曾国藩并没有看错，那个看云的年轻人几经征战最终脱颖而出，受到了军政两界的关注，最后因为战功显赫，还被册封了爵位。他便是扬名中外的台湾首任巡抚、著名将领刘铭传。不过，正如曾国藩所料，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常被小人中伤，最后告病辞官。
仅仅通过一场“面试”，就能透彻地了解三人，甚至断定这些人以后的命运，可见曾国藩识人之术的高明。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做到的呢？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思考，就会得到答案：其实，细节往往最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情和人品，而性情与人品则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发展。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是让人叹服的，事实上，他就好像一个天生的“伯乐”，对于人才有敏锐的鉴别力。从性情刚烈的左宗棠，到善于言辞的李鸿章，以及幕府中的济济人才，可见其识人之广与用人之明。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拾决。”而曾国藩正是“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
曾国藩不但能识人，还善于用人。他不仅求才，而且懂得量才而用。他曾经说过：“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逮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这一番话表明了人才运用得当才能发挥作用的道理。
人才决定一切，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就在于对人才的运用恰当与否。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向咸丰帝进言：“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在曾国藩的生命里，既离不开识人，更离不开用人。正是由于曾国藩识人之明、用人得当，才成就了其不凡的功业。
扶持他人，以后才能用人
曾国藩深谙人心，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在具体实践中，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来激发其积极性，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以名位来换幕僚之智，军心一统，皆大欢喜。
通过不断的举荐，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人人皆有顶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并为之铺路搭桥，扶持他们。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大放异彩。
咸丰十一年（1862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九江，大败太平军。消息传出，李鸿章十分兴奋。他高兴倒不是因为湘军取得的胜利，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自己有师生关系。此时的李鸿章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如今自己的老师打了胜仗，如果自己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予以重用，到那时必有前途。
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当他满怀希望赶到九江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接见。
刚开始，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有时间召见自己，谁知他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就请陈鼐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谁知曾国藩依旧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表明态度。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却对他如此冷落，连陈鼐也不明所以。
陈鼐疑惑地对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字）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笑道：“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的局面还没有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
陈鼐还是没有理解曾国藩的意思，便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想了想，便点了点头。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鸿章终于在咸丰八年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为他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于是，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这一抑一扬，让李鸿章对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后来组建淮军，也建立了一番功业。
在淮军的建立过程中，曾国藩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自古有言：“淮军出于湘军。”事实上，淮军的建立是出于曾国藩的授意。同治元年春节过后，淮军组建了四营官兵。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定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遣将，充入淮军各营。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竭力培养他人，还尽力扶持他人。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也不会有淮军。
除了培养他人、扶持他人，曾国藩还常常推荐他人。推荐他人，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是比较为难的。一是你是否能判定自己所推荐的人确实是人才，因为一旦你推荐的人在日后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你将脱不了干系；二是能否秉公的问题，因为被推荐者很可能与你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
在举荐人才方面，曾国藩也继承了先贤的优良传统，能做到不因私废公，直抒己见。对左宗棠的举荐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在安庆失守后，当时李秀成集中兵力经营江浙，太平军几乎席卷了浙江全省。李秀成率军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巡抚王有龄自缢。
曾国藩做出决定，让左宗棠节制浙江。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本只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要依赖曾氏集团，又下发明谕，除上述三省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领瑞昌只是帮办浙江军务。”但是，曾国藩却将节制浙江的大权放了出去，上疏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接着，他向朝廷推荐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深感朝廷对自己“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二来，也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
大公无私地推荐他人，悉心竭虑地培养他人，尽心尽力地扶持他人，要做到其中任何一条都非常不容易，然而，曾国藩都做到了，可见其博大的胸襟与宽容的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