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都乐意接受这种安排。说实话，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到海丰是坐船去的，杨清良和朱静华一家，身上只有十块钱了。还不错，到了那边以后，给每家发了五十斤大米，屋里放了一瓶油，还放了些烧饭用的草。就这样，又安了一个家。
顾幸运到了那里一看，房子是现成的呀，特别高兴，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间加一小间，大间有二十七八平方米，一家人绰绰有余了。
到晚上，余加安躺在床上，看看这个新房子，从房顶到墙面、地面，突然之间他自己笑开了。老婆李小女问他：“你笑什么？”他说：“怎么不笑？不管怎么讲，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了，毕竟比原来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挤着要好。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
尽管海丰农场地处当时相对偏僻的苏北盐城，距离上海还有好一段水陆行程，但是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那里。他们把生活刚一安顿下来，一些家庭潜在的危机也随之显现出来。
那时候劳动任务不重，空闲时间多了，大家又都有兴趣有精神需要，上边呢也希望他们都能安心，就经常搞一些舞会。不是这边有舞会，就是那边有舞会，舞会的场所虽说条件不是多么好，但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原来夫妻两个在新疆的团场连队，选择范围很小，不少人其实是凑合的。
人们晚上听说哪个大队要组织跳舞了，就往哪个大队去，当时把双喇叭的录音机提来提去，提东提西的。结果问题暴露出来，有的夫妻没有共同语言了。在团场的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整天就是劈柴、挑水、干活，外面的重活女的干不了，男的去干，合着过日子就够了。回到这边不一样了，业余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劳累和互助了，矛盾就凸显出来。
而且说起来年龄就三十几岁，正是还能够活动心眼儿，重新开始的时候。总之，有的人心就变了，还想着要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顶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顶用，原来看上去稳定的家庭，陆续出现矛盾和冲突。
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符合“单顶”条件去盐城海丰农场的人暂时得到满足，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也享受不到的上海支边青年，需要面临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为了避免被送回去，40岁的聂崇良躲到了无锡的一家小厂去做临时工。
聂崇良的表哥对他说：“我帮你联系好了，你赶快到无锡去躲躲风头吧，以后看看再说。”那阵子对不符合政策滞留在上海的返城者查得很厉害，不给户口，不给粮票。有的街道和单位，谁家里有这种私自回来的，父母不上班，要待在家里做工作，做好了，再上班。看到这样的形势，聂崇良就跑出去了。
当时周敦福经常听到，有人在里弄口或楼上用高音喇叭喊，大意是：符合条件的到海丰去，不符合条件的回新疆去，上海你们不能呆，没有工作给你们。周敦福知道，最后有的人是自愿回去，有的人是遣送回去。而且小孩子要上学的，不给学上，什么都卡掉。他的孩子本来是在借读，为了叫他们回去，取消了借读资格。结果，周敦福再一次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直到1987年，他才又举家和不少人一起从新疆倒流回上海。
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史美云夫妇，是让许多人羡慕的。当安康通过顶替进入了母亲原先的工作单位，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母亲之前是在第一人民医院做营养师。安康顶替她进去以后，人家问他：“你有什么特长？”安康老实回答：“我没什么特长。”于是刚开始把他分到食堂，之后调到挂号间，还放到收发室管信件报刊，后来又调去做电梯维修。
其实安康是有特长的，他自幼就有个学习音乐的梦想，去支边以前，本来有机会考取音乐学院，但是放弃了。到了返城以后的这个时候，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买一架钢琴吧，哪怕是借钱。买一部琴要五千六百块，他一个月工资五十三块，一百多倍。买了以后，勒紧裤腰带还这个钱。可是心里很舒服，今后自己的小孩子可以练琴了。
确实，曾经有一位顶替父职的支边青年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天去单位报到，跟劳资科长见面，人家问他：“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想了想，这么些年，除了挖渠、修路，就是种地，还学了点什么呢？最后他想起来了，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我会木工！”结果就是这一项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的正式工作，到这个单位管家具。
70年代后期全面恢复高考，让“老三届”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了机会，一变而成为天之骄子。但去新疆的支边青年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但直到1980年底还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都已超过三十岁的报考年龄线。返城时选择留在新疆的王祖炯，虽然是团场的秀才，但是高考与他无缘。
他当然听说高考这回事了，但是压根儿不让自己去想它。因为很自知，或者说自卑，他只是个初二才上了十三天的人，怎么可能想要去参加高考呢？去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比后来文革中的知青，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三五年，这三五年对他们来说，也正是使他们与恢复高考失之交臂的三五年。或者可以说，当初决策层给恢复高考划线的时候，就是以66届的高三为底线，根本没把他们划在其中。
鱼姗玲也是赶不上高考的末班车，原因是年龄的限制，1977年底恢复高考，年龄是限制到三十岁，她三十三岁，已经属于条件范围之外。而且她已经成家有小孩，又是工作和生存压力，又是家务压力，即便让她考也没有精力再复习了。
本来，1977年初步起草的恢复高考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而邓小平早在这年5月24日，同王震等人的谈话中就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谈到知青的报考问题：“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于是在正式发布的1977年招生文件中，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的招生文件中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显然，即使有了这些年龄幅度放宽的调整，1966年以前的支边青年，也已经基本上不在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重又登上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80年代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盐城海丰农场的那些人带来了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更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进行劳务输出了。清洁工、医院勤杂工、饭馆洗碗工等等，一般都是等待他们这些人的岗位。
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等待在江苏盐城，然后转战到上海远郊，再渗透到近郊，一步一步地逼近市区。如同是画了一条曲折的线，只是这回家的征途被拉得好长。
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主要发起者欧阳琏，也在四年刑满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他是在1984年放出来的。之后他当过商店的采购员、服装厂的勤杂员。又做生意，亏了以后，也是通过海丰农场的劳务输出，到化工厂当了三年多的工人。后来在长征医院做护工，服侍病人。还给人家洗过鱼缸，在电缆厂干过，接下来是做看门的，看弄堂，到大楼里做保安。
借着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也是一起从新疆返城的，在上海火车站当上了搬运工。主要是装卸大电器和托运的行李，光着膀子扛行李，即使在冬天都是满身大汗。那时候他也四十几岁了，最苦的就是那三年，正是女儿念高中，需要花钱的时候。
顾幸运经过努力，幸运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车，这次不是坐车，而是成为一名列车员。大家见了她开玩笑说：“顾幸运啊顾幸运，你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就像棵向日葵，幸运的阳光总是照到你。”她自己认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态要阳光，要积极。
在列车上，他们几个从新疆回来的人负责的车厢总是特别干净。他们会把厕所都冲洗得干干净净，再挤再忙，也要打扫好卫生。他们都是得五角星。所以列车长对他们评价高，有的时候他对别的职工讲起来：“你们这些一直在上海的人不惜福，看看人家新疆回来的怎么干活的，你们是怎么干活的？”
顾幸运一看到那些还留在新疆，探家以后从上海返回去的人，会特别关照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个感情问题。这些乘客知道了这几个乘务员也是新疆支边回去的，很羡慕，笑着说：“你们又走这趟火车了，和我们不一样，你们运气真好！”他们往往都是没有条件顶替或办户口，回不来的。
就在往返上海与新疆的这趟列车上，顾幸运还发现，他们曾经留下多少往日记忆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支边青年子女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的年龄，而他们正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那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他们就要开始与自己的父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