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三十多年前的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很多经历过的人会马上回答：住房。当时法院经常受理这样的案子，返城的人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亲朋不给上户口，怎么协调都不行，又没法判，最后只好调解，签字画押，返城的人书面保证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户。
安康夫妇在返城的人中属于幸运者，他们双双有望顶替父母的公职，并且一旦接班，按照政策可以落户。但房子成了落户的难题，没有确定住所，就没法落户；而落到家人的房子上，须得到他们的同意。为得到一纸户口，依然需要历经诸多周折。
由于关系一时间闹得紧张，安康的弟弟把户口本拿走了，不给他报。大概是担心安康一报上户口，这个房子就是他这一家占了。虽然后来户口指标下来了，但是这边却拿走户口本不给报。岳父家里那边开始也不给报，因为考虑到女儿史美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二十二个平方米，怎么办？父母还要考虑儿子成家的，根本没法再顾及女儿这一家四口。
后来安康的岳父对女儿女婿的难处也看不下去了，同意折中一下，对他们说：“你们在我这边报户口可以，但要给我立上字据，保证今后你们不要家里的房子。”他们听到这么一松口，马上很爽快地写了个保证书，这样才报上户口了。
户口，从过去到今天，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实在一言难尽。那时，他们中间还有更多的人，把在新疆发的户粮关系和工资证明一直揣在口袋里，迟迟无处落户，这种情况，也就是人们戏称的“袋袋户口”。
只有落户口才能解决生计，没有落户，工作没法找，后面的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主要的还不是你有没有能耐，当然自己可以做点小买卖赚钱，那是另外的事，但是没有户口，工商营业执照就无法办理。
杨清良、朱静华夫妇就走到了这一步，回来没过多久，他们原来仅有的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户口没有，身上也没本钱，又没什么人好依靠，在上海简直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只能咬紧牙关，跟在新疆一样地起早摸黑，开始做小生意，偷着贩卖海鲜，贩卖蔬菜，就这样子支撑着一点点熬出来。
晚上跑到乡下捉蟋蟀，白天卖
真的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也许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了赤手空拳打天下。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回城的大龄支边青年、知识青年摆地摊的身影。像他们这些经过边疆十几年磨炼的人，纷纷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一筹莫展的时候，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在火车站接他回家的那个拉黄鱼车的知青。
他这个昔日在团部的文教干事，还真的干了这个事情，晚上骑着黄鱼车到码头上去拉人。有时候从十里铺，一直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一趟五块钱。天很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自己却出了一身大汗。汗在里头，风一刮更冷。半夜三更遇到那些联防的或警察出来，问一句：“你这个黄鱼车哪来的？”就把车子给收走了。
骑车拉人没有执照不行，余加安又想到摆康乐球台，摆在了自家的弄堂口，一毛钱打一盘。他还不敢大大方方坐在外边守这个摊子，交给弄堂里那些小家伙，说：“你们去，看人家打，把钱帮我收回来就行。给你们提成！”
后来他又做小买卖，一开始张口真难哪，吆喝不出来，这做什么生意。张口第一句，那是大着胆子喊的：“苹果啊，苹果！”其实声音也不大。别看余加安曾经在团场是文艺骨干，经常上台宣传演出，亮开嗓子又喊又唱，但是一落到自己不得不上街摆摊做买卖的地步，就不一样了。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就是死活张不开口。
到后来，他又卖过布，卖过炒螺丝，做过油墩子、萝卜丝饼，能卖什么挣点钱就卖什么。那些年他做过的事情简直多了，当过保安，当过列车员，看过自行车车棚。与此同时，他老婆李小女到老家的乡下去卖布，附近江浙的乡下人还都是做衣服穿，喜欢城里的“洋布”，其实就是的确良、人造棉之类。她还给医院手术室的手术服消毒，烫白大褂，干了十多年。在新疆他们不管怎么样，不需要这样拼命想办法赚钱，每月至少有工资，回到上海吃饭成问题了，不赚钱怎么办？
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余加安就要到码头上去接货。跟乡下来的那些人接上头了，商量说：“你的货给我吧。”正讲着，后边来两个城管，余加安没等转身，就感觉有人把裤腰一提，喝声：“走！”就被带走了。有些货不能放的呀，比如像螃蟹，一放时间长了，错过时头，卖不出去就死了，死了损失的就是钱。
开始余加安碰到这种倒霉事的时候，还跟抓他的人说好话：“把我们放了吧，我们从新疆回来混口饭吃。”但是不行，人家不听。后来他横下一条心，跟那些人吵：“我十七岁出去，在外面艰苦那么多年，回来，不做，没饭吃；做，你们又不让做！还让不让人活！”这大概就属于早期的商贩与城管的故事。只不过那时候上海的小商贩，大多是各种情况返城回来的大龄青年。
有一次余加安在浙江路的电影院门口卖橘子，来个小流氓，问他：“嘿，你这橘子甜不甜？”余加安说：“甜的。”他说：“我吃吃看。”余加安说：“你吃吧，先尝后买没问题。”他吃了，还要再拿。余加安问：“你怎么的？”他瞪眼说：“怎么样？吃你几个橘子怎么样？”这时候余加安心里真火，赚点钱不容易，还有人白吃白拿，他抓起秤就想打。正好边上有个人开口了：“小兄弟，你看看他是什么人？”小流氓问：“什么人？”那人说：“他是新疆回来的，你别看他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我跟你说，只要动手，马上有一帮子新疆回来的把你打扁了。”那小子一听，赶紧放下走了。
曾经在云南插队的作家王小波在书中写到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各自谋生以后仍然延续着。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起过来的人们，这种紧密大概会更胜一筹了。
顾幸运回来以后，跟她父亲讲：“怎么办，人家都在外面做生意，现在没有钱，要不我还是接您的老本行吧。”她父亲是做“古今”品牌内衣的，60年代他就是做“古今”内衣的师傅。那个属于老字号的名牌，好卖。于是顾幸运就开始摆地摊儿，卖女人的内衣内裤文胸。在那时候这还是比较超前的。
早晨五点，她在中山路小菜场那里开始摆地摊。七点以后小菜场要打扫了，她就转到中央商场那边。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个群体，大家都是支边的或插队的，在她旁边有从江西、云南插队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他们这种新疆的比例多一点，如果六七个人放摊，起码有两三个是新疆回来的。
在马路边上摆摊卖着，到九点钟城管的一般要来，来了先看到的就叫：“注意有人来啦！”大家赶快把东西收起来四散跑掉。
安康在找到正式工作以前，也做的是“打游击”式的买卖。那时候没什么“打工”一说，上海也没有外来打工的，因为基本上还没有异地间、城乡间的劳务流动。有工作的人，都是有个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过，上海有人喜欢玩蟋蟀，蛐蛐儿。于是有人就给安康出了个主意，对他说：“你可以去抓那个蟋蟀卖呀。又不需要本钱，碰得好了还能发财呢。”安康摸不着头脑，问他：“到哪里抓呢？”人家说：“到乡下去抓，到郊区去抓呀。”安康就晚上不睡觉，拿上手电筒，带上罐子，去抓了。他把抓来的蟋蟀白天跑到蟋蟀市场上去卖，一毛钱一个，“品相”特别好的，还能再讲讲价。
做这一类小买卖总是会被人赶的，不是你要做就可以做。有一次安康不在，他老婆史美云一个人在永安电影院门口卖橘子，人家冲她的摊，脾气很软的史美云当时只能掉眼泪了。她总想尽量分担安康一点，看他那么辛苦做小生意，捞鱼虫卖，捉蟋蟀卖，她就批点水果卖。做小买卖不行，正好他们楼下的人家要上班，孩子没人带，那她就去给带。不管怎么说，每个月收入不多，也可以。刚开始一个月十五块，后来增加了，十八块。
和余加安做过的行当一样，周敦福也在石库门的口上摆了两个康乐球台，白天夜晚都有人玩儿。像这样摆康乐球，管事的也会来冲的，把球和杆子抢掉，不准摆。周敦福问：“你们为啥要冲这个？我们要谋生的。”人家说：“你知道吗，这个是赌博工具。”周敦福不服气，跟他讲：“这个叫康乐球，健康的康，娱乐的乐，怎么是赌博的？”后来人家说：“你算干什么的？”周敦福硬气地说：“不瞒你讲，我是新疆回来的！”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看，三十年前大城市的小商小贩大多都是这些返城的人。与其说是后来的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倒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了这种政策的出台。
三十几岁了，人生重新开始
1982年，上海方面明确了针对新疆返沪支边青年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夫妇一方符合顶替条件，就可举家迁回；但还不是直接迁回上海市，而是迁入离上海较近的江苏盐城的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以前作为劳改农场，到“文革”期间成为上海知青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回城之后，这里又变成了从新疆回来的大哥大姐的落脚点。
就这样，一共大约有五千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暂时摆脱了在上海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窘境，落户海丰。这里的一排排单元式宿舍楼，一时间让他们喜出望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