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成年人睡一张一米二宽的床；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不要房子；一人洗澡，全家都要躲到阳台上；正在讲价，身后来人一提裤腰抓走。
上海支边青年的大批返城，是从1980年底开始。不长的几年，连同子女，总有十余万人如潮水般离去，还有一些留了下来，就像被大潮留在了沙滩上。那些返城的人，重新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他们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个章迁出户口的豪情壮志，换来的是融入这座城市的步履维艰。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他们四下看看，新的一代已经赶上来，超过去。而他们拿什么与人家竞争、与命运赛跑呢？
回来的兴奋变成不知所措
同样是走在中国版图这条由东到西的铁路干线上，同样是这趟54/52次列车，与他们当年离开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经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当初站台一路高歌地离开，如今拼命争抢扒上火车。从沿海都市到西部大漠，再从大漠到都市，这样的轮回中，他们也由少男少女，变成了拖儿带女；由意气风发，变成了早生华发。
当列车驶进上海站，在车厢的厕所门口站了三天四夜的聂崇良挪动脚步，被人们拥挤着跳下车，立稳在站台上，这时才发现鞋带绷断了，脚已经肿起来。而第一个感觉，是脸上扑面而来的湿润空气，自己干裂的皮肤好像马上涂了一层油。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说：“这个空气，真是太好了，这可真是人间啊！”
带着妻儿，背着大包小包从车上下来的余加安，一下车，也是立在那老旧而熟悉的站台上，他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上海呀，我总算回来了！”但是这句话说过去以后，心里突然感到一种失落，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终于挤进了这座繁华的城市，尽管曾经生长在此，尽管对它日思夜想，但是并不等于就被这座城市接纳了。即使有了相应的政策，他们返城后仍然要独立面对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碍。许多人初回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
在拥挤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刚巧这位骑黄鱼车的，也是位返城不久的知青，为谋生计骑辆黄鱼车拉人拉东西。余加安他们坐到车上以后，这位骑车的问了一句：“朋友，怎么，新疆回来的？”余加安点头说：“对，新疆回来的。”那人又边骑边说：“你看我回来了还不是只能干这个。那么朋友，你回来以后准备怎么办呢？”没等余加安想好了回答，他的老岳父接了一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自己想办法，自谋生路吧。”余加安听了就在想，“自谋生路”，怎么个自谋呢？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都是住房矛盾突出，多年的政治运动已经折腾得百业凋敝，民居的建设更是长期滞后。人口在膨胀，住房却没有多少增加。
聂崇良从车站一路走过去，到了那条街以后，明明是自己家的门口，但看看都不认识了。倒不是因为搞了什么新的建设，本来整栋花园洋房都是他们家的，但已经全都被别人住了。他们一家只能挤到三层的阁楼，就一点点的地方。他站在接下，父亲出来了，却几乎认不出儿子，父亲说：“是四儿吗？”聂崇良说：“是啊，我就是啊。”父亲说：“快上去，快上去！”到了家里，一看住着那么多人，一家子人都挤在上面。
余加安遇到的情况也差不多，家还是老样子，没变；唯一变的，人多了。原来弄堂里头，清清爽爽的人不多。他们在1980年底回来时候，上海与十几年前他们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老房子，但是人成倍地多了。
同样在1980年回沪的安康，也有这样的感受。他在新疆呆了十七年，回来以后，看到的城市却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可是他们这些人变化了，人都长大了；不但自己长大了，还娶了老婆有了小孩儿。
哪怕仅仅只有一张床铺
当年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但是当他们多年以后重返家乡的时候，又带回来了好几口人。他们中间年轻的也已经三十岁出头，必须重新开始为房子、为工作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其中少数能够有机会接班，顶替父母工作的属于幸运者，多数人只能依靠自己去到处想办法解决生计。而他们面临的头一件事，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怎样能有个栖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家里人希望他们回来，但是又有点怕他们回来。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儿女能从那么偏远的地方回到身边，可是他们真的一回来，最现实的问题是，住在哪里呀？
像顾幸运还真的是幸运，1982年她回来的时候，家里还能给她留一张睡觉的床，那就是说短期内不会有问题，长期肯定还是有矛盾。而有的人回来了，家里连张床都没有怎么办？
周敦福从小就住，回来又住了几十年的是石库门房子。原来他们一家用，后来两家用。里边隔成两间屋子，外面等于是客厅，都是老式的。当时有的人比周敦福差多了，只能借房子，他们都羡慕他有房子住。”
1980年举家回沪的杨清良和朱静华，他们夫妇和孩子四口，岳父母两口，还有她的三个妹妹加上外甥四口，都住在一起。两个亭子间一个十一平方米，一个七平方米，要住这十个人。怎么住呢？就是“向立体发展”，床底下再打地铺，把棉絮摊在地下，就这么过。爸妈跟她的两个妹妹睡在床上，四个成年人就一张一米二宽的床。妹妹当时二十几岁，已经工作了，他们各自上中班、早班、晚班，就轮着睡。其他的人睡地上，人一半在床底下，一半在外面。
吃喝拉撒全在这小小的房子里面。那七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个马桶，一家十口人吃饭的时候，有的要方便了就在马桶上方便，其他人在旁边吃饭，真是受不了。特别是夏天，最不方便的是洗澡，晚上一个人在屋里洗澡，全家人都要躲到阳台上，幸亏还有个阳台。这阳台也是几户公用的。
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可以了。毕竟在他们旁边，有的支边回来的人就睡在弄堂里，有的是在弄堂口的地上用芦秸围一围就住了。
刚回来的那段日子，对安康来说同样是不堪回首。他和妻子史美云也是带孩子住在岳父母家，就一个亭子间，最多不超过十个平方米，父母加兄弟姐妹七个人就这么大空间。首先一个，解手怎么办？那么小的房子，在床角弄块塑料布围上，放个马桶，就在那儿方便。要来个人想方便时真是麻烦，一般女的来就在屋里解决，男的都跑到外面很远的公共厕所解手去。下午天热，一个挨一个用盆在屋里洗澡，晚上别人要睡觉就没办法洗澡了。这种情况不是一家两家这样，很普遍，家家没有单独的厨卫，都只能这样。
一家子回来，弟弟没法结婚了
他们刚回来的时候，都是很高兴的，沉浸在回家团圆的喜悦中。想不到回到上海没多久，情况就两样了。因为他们回来以后，可以讲起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因为住房的原因跟家里闹矛盾。为了房子，一家人大打出手的也不少见。他们在外面结婚了，拖家带口回到上海，给双方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就像安康说的：“双方家庭一下子接受不了了。住在我家，我弟弟没办法结婚；住在她家，她家里傻了。”
一看到他们回来，当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安康的弟弟。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回来，他不能结婚了。父亲留下的房子就那么一大间、一小间，他们四口占小间不行。如果他们住大间，弟弟结婚又不合适。弟弟也难，因为在上海这种条件的找老婆成个家不容易，一个小青年，就靠那点工资，父亲去世了，那么只能靠这个房子。结果哥哥忽然带一家子回来了，不是影响他吗？
他们住到家里以后，就跟弟弟出现了矛盾。弟弟未来的丈母娘直接不客气地提出来了：“你哥哥这样子怎么行呢？你要把你哥哥赶出去。不然你哥哥一家不出去，我这个女儿跟你怎么结婚？”
不久发生了这样的事，安康正在屋里吃饭，弟弟那时他还没结婚，进来把锅里的饭一倒，说：“这锅是我的，你不要动。”这是很过分了，可是安康没跟他发火。为什么？潜意识里，安康已经觉得他们在上海的人，和自己从新疆回来的人想的不一样，没办法。而且确确实实自己一家回来，都住到家里，影响他了。如果自己没回来，这房子本来是弟弟住，他结婚就没问题了。
李良高一家四口回来的时候，他弟弟的婚期也不得不推迟。他们家是石库门的房子，只有十三点二平方米，上面的小阁楼七平方米。在李良高办理顶替手续即将回来之前，弟弟是清楚的，而他本来准备结婚，但没办法。弟弟和未婚妻商量以后，给哥哥写信说：“你们能有机会回来很不容易，先回来再说吧。”李良高很过意不去，那时弟弟也二十七八岁了。他回信说：“到了上海以后，我肯定会想办法的。”但其实他心里根本没底，哪里知道会有什么办法。
家里就这么大面积，父母，还有弟弟，他们一家再回来住怎么办？后来的权宜之计是，李良高带了一个儿子，睡在父母家，在阁楼上搭地铺；他妻子带着一个小的孩子住到她父母家去，那边家里的人比这边还多，条件自然也好不了多少。
结果一回来就夫妻分居了，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哪边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四口人在一起的生活空间。他们就这样分居了很长时间。李良高下了班往哪里去？常常是在马路上转，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时候他们这些返城的人，应该说年纪都还比较轻，好不容易一起回来了，却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回到魂牵梦绕、阔别多年的上海，许多夫妻反而要开始经历长时间的分居了。
当重归故里的时候，家是什么？当没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家又在哪里？这成了困扰他们许多人的问题。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如此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可能也会变得难以相容。
对安康来说，不止自己家里这边难以容身，妻子史美云那边的家也一样，也是很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妻子在家里是大女儿，但是她母亲有时候还揍她，打她。打她的意思，实际上是想赶他们一家走。因为看到他们没法解决落户，没法解决工作，她父母当然着急，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拖多长时间，会拖上多少年，谁也说不清。
史美云的母亲生气地对她说：“你们照这个样子，还不如回新疆去。”可是回去又怎样，那边的东西都没有了，再回去谁也不愿意，只能在上海忍着。被母亲打的那次，史美云自己的大女儿就在边上。母亲打她，她也不能还手。结果，大女儿把她拉到边上去，对她说：“妈妈，你不要哭。咱们会有自己房子的。”多年以后史美云的大女儿买了房子，让他们住了进去。
生活境遇相似的朱静华觉得，家里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容纳自己也是不容易了。有一次对她的触动特别大，她的外甥刚会说话，拉着她问：“大妈妈，大妈妈，你的家在哪里？你怎么不带我去？”朱静华当时就掉眼泪了，因为在上海还没有她的家。刚回来她最忌讳的一句话，最不愿意讲的一句话，就是当人家问起时，不得不回答：“我是新疆回来的。”感觉只要走在马路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支边回来的，就像看劳改犯放出来的差不多。
余加安记得，那时候对他们从新疆回来的，人家总是用贬低的眼光在看。60年代去支边的时候挺光荣，戴大红花去的；现在回来了，坐公交车上开口买票，到商店开口问价，最好不要露出是支边回来的，常被看不起。
安康说：“我们这些人家庭条件好的几乎没有，多数都是家里那么多兄弟姐妹，家庭各方面条件不好的到新疆去，也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离家时间很长了，感情也无形中疏远了一些。而且现在回来又穷得要命，不是美国回来的，不是香港回来的，是从新疆来的，还要占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批人回来以后，在社会上，在家里家外，一段时间往往都被瞧不起。一个字：穷。”
欧阳琏讲得干脆：“关键是经济问题。身上有钱，不是亲人也是亲人。”
还真的有一些人，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环境，受不了跟父母兄弟姐妹或亲戚的吵闹，觉得大城市里的这种人情世态，远远不如往日在团场里、连队里的那种环境亲切舒心，便又返回新疆去了。
落不上户口，吃饭都成问题
由于当初在阿克苏发起的返城请愿行动被平息，其延续的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支边者长年落户无门。好不容易回来的，又不愿意再被退回去。80年代初，不单是大件物品，连生活必需品也仍然是凭票供应；如果你在这个城市没有落下户口，不要说在理论上无法证明你是谁，就连吃饭这个最实际的事都很成问题。肉票、鱼票、布票……到这时候依旧是买什么都要票。许多人回来很长时间还是户口没有落，那些票一样都领不到，吃饭就得靠家里挤出来。
吃饭，一要钱，二要粮票。每户的“购粮本”里是按人头，一个人买一个人的粮，有严格定量。他们户口还没报上，谁会发给你粮票。余加安以前的那些老同学，没去新疆支边的，联系上以后对他还不错，听说他回来了，很同情，每个月一家拿十斤二十斤的粮票凑给他。后来意识到只给他粮票没有购粮本怎么卖粮？大家便轮流给他送点米。在那个年代，能这样做很不简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