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紧张，说成了买一张一锅
与今天的海纳百川有所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其他地方的人所共知。在计划经济年代，得天独厚的商业和轻工业地位，使得上海人对外地人往往另眼相看。“小新疆”们虽然有了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开口说话就让人当成了土气的外乡客。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一边是东部的密集城市，这种反差让“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
李岚强迫自己说的第一句上海话是什么？她上车，坐公共汽车去叔叔家，那个时候一角钱一张车票，如果用上海话跟售票员讲，应该就是那样……其实在等车的过程中，她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等上了车，看到售票员一紧张，她把这句话说成了“买一张一锅”，售票员盯着她看了半天。李岚已经念了很多遍，但是上去跟人家要讲上海话的时候，还是讲错了。
对毛维俭来说，买东西比较难，费好大劲儿讲不出上海话，人家就很凶地问：“你要买什么？讲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开始经常会这样。晚上走到大街上，觉得一下子光怪陆离的，车来车往，声音很响，到处都是霓虹灯。有时候觉得很漂亮，站在那儿看，也不知道站的什么地方。因为这里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新疆的团场那边根本不分这个，小时候在连队就连柏油路都没有，最好的是石子路，一走过去都是灰。
有一次他又站在那里看，突然有个骑自行车的过来，骑得很快，一下子撞到他。毛维俭往旁边躲了躲，还被那人骂一句：“眼睛瞎了！挡道！”毛维俭没说什么，那人又骂了一句，大概是外地的乡巴佬之类，就气愤地走掉了。毛维俭待在那里一看裤子也脏了，感觉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世界，灯光越是亮，越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面。
挺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高中的三年里，毛维俭觉得不属于这个城市。处处让他感到是从外地来的，只是有了这样一个户口；但是从生活习惯，或者思维方式上都不太像这里的人。
杨杰在新疆不怕走丢，因为路很好认，但是上海街道纵横，路都差不多，人好像掉到蜘蛛网里面一样，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儿。有很多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记住。不过他很谨慎，一般不独自出门，这个地方不熟，就想尽办法找人陪着一块儿去，没人陪就不去。
实际上对杨杰的父母杨清良、朱静华来说，他们是从小在上海长大，从上海出去的；杨杰跟这个情况正好相反，他从小在新疆长大，然后被带到上海。往往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就总是更怀念那个地方。做父母的总认为，在团场那样的地方孩子会没有出头之日；说白了就是，我本来不是农民，却变成农民了，现在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变成农民，至少应该是非农吧。
母亲朱静华起先并不了解孩子们的感受，因为从来没听他们讲过。但是有一次她儿子的朋友讲了一句话，给她触动很大，他说：“阿姨，其实我们这一代比你们还要难，我们从小来到上海，都是在边缘生活，都是在人家异样的眼光里长大的。”这句话真的给朱静华震动很大，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成长比父母可能还艰难，只不过难的方式不一样。
何百成的儿子刚到上海的时候特别不习惯，买了火车票又回新疆去了。何百成硬是让他再到上海去，他对儿子讲：“我们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必须在上海站住脚。你站住了，我们退休了才能回去；否则的话，你站不住脚，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他的儿子光荣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
毛国胜在团场的一个熟人，他女儿回到上海中专毕业后，幸运地分配到上海港务局，应该是很好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姑娘突然辞职回新疆了。毛国胜在喀什碰到她，问她：“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上海住，要回来？”她说：“叔叔，我跟你讲，生活不习惯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那里的气氛让我受不了，感到很压抑。现在你看我一回来情绪就好了。”
那是1993年，毛国胜还在喀什的农三师工作，他借一次回上海出差的机会，接触了不少独自在上海的“小新疆”。临去的时候，他所在单位的同乡们都找他说：“你回去帮我们看看，我的孩子在上海生活得究竟怎么样。”到上海以后，毛国胜专门抽空联系了这些子女。孩子们见了从父母那边来的人都很高兴，可以把有些话说一下了，毕竟他们在上海没地方好说。
有的年轻人对毛国胜说：“叔叔，上海真好，确实好，你看大街上，比农场不知好多少倍。我们也希望融入到上海，做一个上海人，但是总被人家叫‘小新疆’。我们很矛盾，很困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不过，毛国胜一问：“你们觉得还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结果，他们都说下决心不回去了。或许正是从小在新疆的环境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不仅要登陆上海滩，而且有信心要占住自己的一块地方。
第一个月工资，孝敬你们
日日夜夜，跟着父母生活在狭小拥挤的亭子间，耳闻目睹他们的艰辛谋生，让杨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在新疆团场的时候，是半军事化的生活，杨杰这样的小孩子是不知道钱是要赚来的，不知道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赚到。也不大清楚是要有了钱之后才能买吃的，有衣服穿。
来到上海以后，母亲朱静华主要做一些手工活、针线活，都是厂里放的一些外活。她做过长毛绒玩具、小木偶之类的，经常会把活拿回家里来，给玩具粘帽子、粘手臂等等，家里的小孩子也都帮着一块儿粘。她每天从早上起来开始做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手几乎一刻不停。除了吃饭，把碗筷放下来就接着做，不是用缝纫机就是手缝。床边一点点的地方，正好放缝纫机，只能一个人勉强坐下去，晚上把小台灯放在边上。邻居之间就隔一层木板，很晚了，她还在踩缝纫机，人家都没说什么。
父亲杨清良是辆黄鱼车帮人送货，就像北京的三轮车。一车子几百公斤的货，上桥的时候拼命拉，拼命推。杨杰经常坐车后面，因为爸爸怕他没地方去，他又不爱跟别的孩子玩儿，就带他在身边。杨杰坐在车上的货物堆中，看着光怪陆离的城市在眼前闪过，心里就想：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在新疆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跑到上海来这么累呢？
新疆兵团的上海支边青年二代，在各种场合常常被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他们往往一时不大好回答，需要多说几句，告诉人家：“爸妈是上海人，但去了新疆；我自己生长在新疆，户口又落回上海。所以，我应该算是上海人吧。”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活得像个上海人。实际上由于不少家庭都是先把孩子送回来，所以他们许多人就相当于父母返城的小小先遣队，基本上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依赖父母，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在上海抢滩登陆。
四十多年前，品学兼优的毛国胜因为大资本家的出身而与大学无缘。1993年，他的大儿子毛维俭如愿考取复旦大学。那天，他打电话给父母，报告自己考进复旦了。但是又觉得家里负担蛮大，跟父亲讲：“学费挺贵的，两千六百元。”这在当时是够高的。父亲毛国胜说：“我和你母亲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只管安心读书。”
在大学里，毛维俭显得比同龄人心事多一些。毕业在即，他被大家戏称为“面试王”。他的不懈努力有了明显成效，多家知名外企有意录用他，最终他却选择了一家工资待遇稍逊的大型国企。之后没用多少年，他已经在这家大型国企的分公司做到财务总监。他的父母也在2004年从喀什的农三师退休回到上海。
毛维俭的那一段求职过程颇有意思。毕业前，在大学宿舍的楼层里，别人总见到他打领带往外走，问他：“干吗去？”回答：“面试。”有人问：“你要面试多少家啊？”此外就是他老有信，楼下的门卫喊，几零几房间的毛维俭，有你的信。别人拿过来说：“你看都是公司的，是不是又叫你去面试？”他跑去面试没钱打出租，就坐公交车倒来倒去。买了一套好西装，八百块钱，很贵了；不过也很值，那套西装在他们宿舍里大家都借用。
真正把毛维俭的决心一下子敲定下来的，是那家公司财务部的领导。当时毛维俭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看他穿的那件T恤好像皱巴巴的，不是很讲仪表的样子。但是这位领导对他笑眯眯的，毛维俭也不认识，就走了过去。人力资源部的人拉住他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就是以后你们的头。就是他跟我们说，想要你来的。”毛维俭就停下来转头看看，那位领导马上走过来，把他的手给握住，对他说：“小毛，你爸爸妈妈还在新疆吧？”毛维俭一下子挺受触动，他简历里是这么写的。
领导又说：“你还有个弟弟吧，读初中还是高中？”随便这么聊了两句。后来有机会他跟毛维俭说了一句话：“我以前是在黑龙江插队的。”他也是插队的，这个感情不是装出来的。当时的这位领导，让毛维俭确定了自己的选择。
他上班以后是从7月的二十几号开始算工资，算半个月。到月初发一半工资的时候，大概是一千五百多块，毛维俭把整数取了一千块，寄到新疆去。写了一句话：“这是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