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哭天哭地的，年轻人又唱又跳；离开上海，对他们就像一次秋游；到了这种地方，没一个不傻眼的；你们是生产建设兵团，种地的。
“安置城市青年，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1963年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八万人大会上提出的要求。中学生祝匡依参加了那次大会，之后不久他报名奔赴新疆。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饥荒之后，中共中央高层决定，把城市青年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大批次离家的城市青年，或者叫知识青年，应该说就是去新疆支边的将近十万上海青年。当第一次登上西去的列车，他们的命运就步入了完全不一样的轨道。从十几岁，到二三十岁，再到五六十岁，上海往返新疆的52/53次和54/51次列车，成为他们人生旅途的重要部分。
火车一启动，车站哭声一片
这些年轻人的第一次西行中，除了兴奋，除了憧憬，恐怕还没有多少人留心想过，自己日后将会与这趟列车结下不解之缘。出发前，带队的干部们布置思想工作，事先想到的主要是教育这些青年要胸怀大志，要走得愉快，不要哭哭啼啼。而实际情况呢，却让这些干部们有点儿始料不及。
就像韩培芬说的，“你看那火车要开动的时候，下面的家长都哭天哭地的，都扑火车呀，我们在上面是又唱又跳，高兴得很。父母亲在下面哭，我们还招手说：‘过三年就回来啦！’开心得很。”
对毛国胜来说，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很刺激，雄伟的天山，辽阔的大草原……即使是沙漠，也不可怕，因为没去过。想象的都是沙海落日，绝想不到风沙蔽日。
在上海北郊火车站，每天都有送行的人，每天开出一个专列往新疆走。因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上车大家都兴高采烈。家人在下面哭成一团，除了女孩子受感染会哭一下，男孩子基本不哭，很高兴，觉得出远门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想这个问题。
从北京出发的祝匡依也大体是这种心情，就觉得有一股子莫名的兴奋，终于走上社会的大舞台了，终于离开家庭的束缚了。
在纷乱的人流中，年龄不大的李梦桃却是比较细心的，他记得是在那个月的15号从上海站出发，他们一个街道总共有二百八十六个人是同一天出发的。
那时，王祖炯背上行李离开家，他母亲没有送到火车站，只是站在自家的后门看着儿子走远。王祖炯登上车门，他觉得自己这个“狗崽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禁不住与同学们打招呼示意，同学们好像也一下子都不再歧视他，因为大家都穿上了一样的新军装。
火车开动以前，要有个牵引，这牵引“砰”的一撞，就像是一声发令枪响，站台上所有送行的人都“哇”的哭起来，简直是哭声动天。王祖炯他们编成的那个小队，正坐在车厢里，大家马上都站起来，谁也不说话了，忽然有人起了头，大家就齐声高唱。唱得非常高亢而有节奏，唱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特别熟悉的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四十年后，仿佛时光再现，王祖炯先生在上海的家里，讲到动情处，再次唱起了这首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了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对于那一天，王祖炯记得很清楚，1963年的9月27日，他和同一批上千名男女青年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时就只有一股子兴奋，真的可以离开上海了。离开上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就像是去进行一次秋游。
也是在那样一个时刻，虽然眼看着火车已经启动，但是韩培芬的父亲依然没有放弃留住女儿的努力。父亲给在无锡的她的大哥打电报，说她是几月几号走，在上海已经对她没办法了，叫她大哥在那边的火车站一定想办法把她拦下来。那时候虽然韩培芬的户口已经迁了，但家里依然抱着一线希望，相信只要把她劝回来，还是可以再报上户口的。
火车进了无锡站，大哥果真已经到站台来找妹妹了。他背了一个黄书包，装着一包吃的东西，一节一节车厢地望进去。火车停站的时候，韩培芬正好坐在窗口，窗子是开的，忽然看见大哥跑过来冲她招手喊：“小妹，小妹！你下来，我跟你讲点话！”她朝大哥摇头。大哥趴在窗子外面讲：“你要走那么远了。你看，我这里给你带了路上吃的东西。你下来一下嘛。”没想到韩培芬这个平时没什么心眼儿的女孩子这时候那么有主意，她说：“我才不下来呢，我下来就走不成了。”
大哥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也顾不得别的，马上从窗口硬把她往外拽。结果这个妹妹做了什么？她赶紧死死抓住面前的小桌板，一边挣扎，一边向带队的干部大喊：“大队长快来呀！我大哥要把我拉下去，我到不了新疆去啦！”
大家立即跑过来，七手八脚拽住韩培芬，并且训斥她大哥。大哥只好把手松了，一直眼巴巴看着火车开走。
也是在四十多年后，坐在南疆21团场的自家小院里，韩培芬笑着说：“你说说我那时候傻不傻呀！”
早晨醒来，发现外面全变了
从上海发出的列车在南京过的长江，当时还没有大桥，大桥是60年代末才建成。过江全要靠轮渡，把火车开到轮船上，车厢四节、四节地推上去，并排在甲板上。轮渡驶过江，对面就是浦口。再四节、四节地把车厢推出去，依次接到铁轨上，等车厢都重新咬合上，再开走。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外面的景色全变了，满眼是破败的房子，荒芜的田野，到处可以看到成片成片被水淹没的情景，这就是灾区，苏北、豫东、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列车在小站停下，两旁马上挤满了灾民，围上车窗，向他们伸着手，不论是多大年纪的都在喊：“叔叔、伯伯，大娘、大婶，给我们点儿吃的吧！”因为看到车上这些人穿的是军装，有的还喊他们解放军叔叔。学生们也不知道谁带的头，纷纷把父母给准备路上吃的饼干、水果拿出来给灾民。带队的干部们想劝也劝不住。
等火车开到西安，有心的人开始感觉不对了，少部分年龄比较大的，比较成熟的，更发现情况不对，看到外面是越走越苦。后来到了甘肃一带，所见的情景让他们难以置信，现在的人更是无法想象—十几岁的女孩子连裤子都没有，衣不蔽体。几乎每到一个车站，饥民都跑来围着车讨饭。过了武威已经很荒凉了，荒凉到两边没有了植被，一望无际的戈壁，看不到人烟，看不到村庄。
作为“到上海接娃娃”的工作组成员，连长程均友是同车一路把他们带回到新疆去。让他感到难忘的是，这些上海学生毕竟大都是孩子，调皮得很，把火车上放东西的架子都给弄坏了，光这就赔进去三千多块钱。为什么？有的人瞌睡了，车上都是硬座，没有躺下睡的地方，走几天几夜，睡不好，就往行李架子上爬，到那儿上面睡觉。结果一弄给压垮了，上多了人不就压垮了吗，那才多大一点儿地方。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行军。从上海一直沿着陇海铁路、兰新铁路，西行万里，他们将到达大漠的边缘，天山的南北，然后会像种子一样，播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各团场，各个连队。
四十多年后，出于追寻他们当年足迹的目的，笔者来到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希望找到一点从前的影子。新站这边，人们拥挤在门前准备过安检。在对面的旧站址那边，细雨中，无人的路上，只看到几排平房、一段土墙、一间早已关门的简陋小旅社。
距离吐鲁番还有四十公里的大河沿车站，是支边青年们进疆的第一个转运站，在这里将分别往北疆、南疆继续。这个没什么特色的小地方，却成为他们许多人终生抹不去的记忆。第一次到了这样偏远而荒凉的地方，他们几乎没有谁不傻眼的，女生们哭起来。有的人干脆跑掉了。
火车经过三天四夜的漫长旅途，大家由最初的亢奋都变得相当疲惫了。不知什么时候，车上的人感觉又停车了，伸头看看外面，到了一个小站。忽然听见带队的喊：“到了！都下车，拿上全部东西下车！”这时候不少人发现腿脚都已经麻木了。
没有人再高声说笑，大家都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陆续走下车。其实这简直算不上什么车站，几间土房子，四周是光光的戈壁。一听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吐鲁番，大家都不相信。只看见两条磨得发亮的铁轨，从东面的天边伸过来，一直到西面的天边消失，可以一无遮拦地看到地平线。
下车后的王祖炯感到一切都那么陌生，他东张西望，发现离“站台”不远处坐着两个看热闹的解放军。王祖炯认识那军装的领花，是个汽车标志，他们是汽车兵。刚好汽车兵跟王祖炯打招呼：“哎，小兄弟，你们上这儿来了。”居然是一口上海话。王祖炯想，这家伙怎么是上海人呢？在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上海人，这蛮让他惊奇，就跟汽车兵攀谈起来。他问汽车兵来这边多久了，当兵的说：“唉，我还有一年就可以复员回上海了。”王祖炯说：“我们也一样，也是当兵三年就可以回去。”
汽车兵笑了，他说：“你们不可能回去了。你别急，因为你们是生产建设兵团，种地的。”王祖炯觉得他说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就对他说：“那不可能，你看我们也是一样的军装，我们也是享受供给制，跟你们部队一样的，都是解放军。”汽车兵又笑笑，不再多说什么，跟他的同伴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王祖炯再回想起最初的岁月，总会记起汽车兵说的话。
到了这个地方，那个坚决不肯被大哥拉回家的韩培芬，是不是还那么坚决呢？实际上，她一到这儿就后悔了。不由地想起妈妈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她妈妈说：“你去嘛，我都去过兰州，多苦，新疆还在兰州后面，在地图的边上，更不得了，更荒凉。你去吧，你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你就掉泪了。”她回嘴说：“我才不会掉眼泪。”好，刚一到了这儿，她就掉泪了。
在这里，有个别人跳下车走了，像是去解手，但再没有回来，连行李也不要了。大家全都下车之后，一集合点名，发现有人跑了。连带队干部都没防住这一手，可能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有跑掉的。还没到连队，就当了逃兵，这让干部们始料不及。
馕出现的时候大家并没在意
到大河沿车站以后，经过几天几夜旅途的上海青年很快就明白，这里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而只是进疆后的起点。新疆地域之大，是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去往各个地方就像内地跨省的路程。以天山的走向为界，又分南疆、北疆。大部分上海青年是分配到南疆，将要向屯垦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一师、农二师进发。去南疆还没有通铁路，下了火车换卡车，敞篷的，也有用帆布篷的。他们将穿越天山，进入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团场。
接下来，就要翻天山，穿大漠。等待他们的，是越走越艰难的路。到达最偏远的团场及连队，有的还要走上七天七夜。去农一师的，走托克逊、库米什，然后到库尔勒，再到新和、库车，到达阿克苏；去喀什的，除了经过这些地方之外，还要继续前行，他们坐在卡车上走了整整七天。路上他们充分领略到，新疆真是太大太大，好像总也走不到头。
如今，人们在高速路行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天山的全程路段，而当初他们用一整天都翻不过去。千百年来，行路人把这百里干沟视作畏途；自有汽车以来，司机往往谈干沟而色变，称它为“魔鬼之路”。早年间，夏季为了躲避烈日，司机进山之前通常在路边简陋客栈先休息，到晚上才连夜开车翻过去。
王祖炯他们坐的是没有篷布的卡车，不是解放卡车，是苏联造“嘎斯”车，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苏联的。他们坐在自己的背包或是箱子上，棉帽拉下来缩成一团，很冷，这时候已经发了棉衣，黄棉衣、黄棉裤、黄棉帽，是兵团发的。先前穿的是南京军区发的单军装，正式的军装。兵团给的这一身衣服就跟部队的有些不一样了，后来都把它叫“兵团黄”。
坐在卡车上面的王祖炯，眯眼看着外面，进山了，这就是纪录片里的天山吗？车一直在大沟里，卷起漫天的尘土，前后车都看不见了。往上看，天也是看不清的，山很陡立，就像要随时倾倒下来。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险恶的山，大家都不说话，显得很紧张。
这是深入到天山里面的一条曲折公路，也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中道，古丝绸之路有三条，这是中道，曾经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驿道。去南疆必须要穿过的干沟，就是沿着大山沟往上走，到了最高点的垭口，再顺着山沟往下，上山五十公里，下山五十公里，所以是一百公里干沟。沿路没有水，没有草，没有树，全是怪石嶙峋的山。在他们进去的时候，这依然只能算是一条简易公路。
来之前对边疆的艰苦多少有点心理准备的毛国胜，同样是完全想象不到会是如此荒凉，上百公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甚至连一棵树、一棵草都没看见。
安康简直说不清是怎么过来的，印象最深的是卡车上面用帆布盖着，大家男的女的在里面颠得乱叫，头都撞来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