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各连的人负责把分配的上海青年领回自己的连队去，当然也是各种车辆都用上，挤得满满的。不少老职工坐不成车，就一路兴高采烈地走回去。大家都觉得，这一下农场要热闹许多了。见这么多上海青年来了，老职工和家属们是很高兴的，也发自内心地热情欢迎。因为大城市的人到农场来，对于大家肯定是件好事。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面对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开荒任务，人多总归好，那个时候团场很需要劳动力。再者他们也想过、议论过，上海青年来了，国家就会关心到我们，因为关心上海青年，也能把我们带上，这样的念头也是有的。
但是，让何立云他们这些老职工和家属多少感到尴尬的是，等到欢迎场面过后，把上海青年们领回连队，帮他们提着行李，送进了打扫好的“宿舍”，结果刚到里面一看，他们好多人就哭了，有的甚至不肯住下去。为什么呢？所谓的宿舍，实际上就是地窝子，那个条件确实相当的差。
从上海到新疆，连长程均友参与了接人的全程。最后，他把上海青年接到自己所在的34团。一来到家，他感到那真是安排得很好了，老职工们自己养的鸡、鸭、兔子什么的，都往那儿掂，往那儿送。都说上海学生从那么远支边来了，得慰问他们。
而上海青年的感受却是另一个样子。王祖炯记得他们是从库尔勒向东南，到达接近若羌县城的34团。那是傍晚了，经过漫长的颠簸，车子终于停下来，他们疲惫地向外看去，这好像是到了一个地方，有几栋破败的土房子，几棵老胡杨树，周围好像都是荒漠。车停在这儿，连长程均友下来高声告诉大家：“到了，这就是咱们塔里木生产五队，也叫五连，咱们就到这儿了。”上海青年们几乎都傻了眼，这就是我们要来参军的地方，要长期生活的地方吗？难道连房子都没有吗？
许多人不肯下车，有的女孩子简直就不行了，站在卡车上哭起来。有的甚至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去，要回上海。”大家对眼前的这些都不能接受了，恨不得不下车，现在就马上让送回去。
这时候呢，在昏暗的天色中很多人围过来，这些人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旧军装，破棉袄，脸晒得很黑，牙黄黄的，操着南腔北调，实际上以四川、河南、山东的口音为主，听见他们在好言劝说：“下来吧，到地方了。”“不走了，下来吧。”这些都是在农场多年的老职工。
当天晚上很累，再不情愿最后也只好下车进屋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起来，闹笑话了，有一个说：“报告连长，昨天晚上我听到鬼叫了！”连长程均友问：“鬼叫是怎么叫？”那个人就学，这么一学，连长笑了，把他们领到外头，指着树底下拴着的一头毛驴说：“你们看看，就是它叫的。”
在北疆，李梦桃他们那一批人是经过奇台县，然后又坐了十个小时的车，这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最后到达农六师下属的北塔山牧场。类似的不安情绪也在困扰着他们，这地方到底是哪里呀？我们住的房子在哪里？人家向地上指了指，对他们说：“房子不就在这里吗。”结果往下一看，汽车都快开上去了，是地窝子，从上面看什么也没有。
当年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盐碱地上挖个坑，上半部用红柳枝条堆了泥垒一下，顶部留出个洞口，放置一块玻璃或塑料布采光，这就是兵团人都熟悉的“地窝子”。
在地窝子的“门口”，已经摆好一排脸盆，每个脸盆里有一条毛巾，新毛巾本来是白的，但是马上被渠里打来的水浸黄了。老职工们还在旁边热情地招呼他们：“快来洗洗脸吧！”上海青年们怎么也快不起来。
分到农一师14团的女青年朱静华，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情况。他们已经下车了，但都不知道脚底下就是自己将要住的“房子”，一些十几岁的男女闲不住，还在上面跑啊跳哪。连长跑来喊：“你们可千万不能跳，这下面是房子！”这是房子啊？后来他们就是从这房子的边上，有一个坑洞，下到了里面去。之后漫长的日子，就要在这样的地窝子里面度过了。
在上海做过基层团组织工作的杨清良，分到了农一师14团，他们一个排一百三十号人，一个班三四十人。他们住的地窝子挖得很大，里面大概能有三十米长，两边是大通铺，中间留一条走道。人从地面的斜坡跑下去，就是地窝子的门。
安康去的农一师5团五连，地段很艰苦，整个连队都是地窝子，根本没房子，连部也是地窝子。韩培芬分到农二师21团的连队，靠近博斯腾湖和孔雀河，自然条件比较好，所以生活条件也不错，有土房子，地上垫了麦草，就睡在上面。但刚到的那天，晚上风沙很大，周围树又少，狂风就更加显得猛烈。女孩子纷纷哭起来，开始是有人低声抽泣，直到大家抱在一起痛哭不止。
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管怎样，可以说团场上下尽其条件所能，为大城市初来乍到的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要让新同志一来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上级甚至专门提前下达了文件，要求造纸厂把其他任务先停一停，为即将到来的上海青年多生产些草纸，毕竟来自大城市的人总要讲究一点。而一些干惯农活的老职工，还特意登上舞台，演出他们排练已久的河南豫剧。
晚上毛国胜他们集合来到会场，被安排在前排坐好。搭起了台子搞演出，人家也叫文工团，主要就是那些老职工上去演节目。在上海青年看来，他们打扮得土里土气，跳的舞也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男女学生们都忍不住觉得好笑，还议论说这些人怎么这个打扮，这跳的什么舞啊。
老职工及家属演了一阵子下去了，主持的领导说：“欢迎上海学生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下面都鼓掌。上海青年中多才多艺的还不少，有一些人自己带了手风琴、口琴、胡琴、小提琴，就临时拉了一部分人上去演了。
这一表演不要紧，把当地的人给震住了。后来的情况是，老的文工团解散，由上海青年中抽出一批人组成新的文工团，那些有才艺的帅小伙啊、漂亮姑娘都抽去了，此后对当地的文化生活冲击不小。
在不同的团场，差不多都陆续发生了相似的一幕。34团五连，连长程均友把上海青年当中有点才艺的都找出来，集中起来，会唱歌的组织唱歌，会演节目的演节目，会拉弦子的拉弦子。总之，会啥的都找出来，能唱歌的唱歌，能说笑话的说笑话。这时候，有文艺爱好的余加安就上台了。上台干什么？说相声，还唱了拿手的歌。
进入新疆分到各农垦师以后，年轻的何百成似乎很幸运，他和一些伙伴即将去的那个地方，是当年已经美名远扬的“幸福城”。
起初何百成并不知道，但因为他很好奇，就在去往团场的路上向一位干部打听：“请问我们究竟是要去哪儿呢？”干部没有告诉他具体的位置，而只是说了简单的三个字：“幸福城。”这实际上是农一师第16团场所在的地名。何百成一听，十分惊喜，心想：幸福城我熟悉啊，在报纸上我早就看到过这个名字！
那还是1962年的时候，中学生何百成在《上海青年报》上看到，新疆少数民族有个古老的传说，人们向往的一个地方，没有巴依（财主），没有皮鞭，人们都过着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幸福城”。那篇报道还说：“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幸福城已经由传说变成了现实！”所以一听说要到幸福城去，何百成当然特别兴奋。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从阿拉尔的城里出来，笔者在车上问何百成：“咱们沿着这条路要去什么地方？”他也是很简单而清晰地说了三个字：“幸福城。”
不禁问他：“还有这样的地名？”他笑道：“对了。现在要去的幸福城，就是当年我刚进疆时去的农场，地名叫幸福城。”他还介绍说，那里过去叫胜利16场，现在是13团。来的上海青年有两千六百多个，占了团场职工的一半还多。那时他们从阿克苏到幸福城，一共走了一百五十七公里的土路。
当年的何百成，跳下了卡车以后，趁着大家休息的间隙，赶紧顺着小道，穿过树林，他迫不及待地想自己去找找看。忽然他看到有一间平房，上面写着“幸福门诊”四个字。刚好有一位老职工模样的人走来，何百成迎上去问：“同志，请问幸福城在什么地方？”人家看着他，指了指脚下的土地，笑笑告诉他：“小鬼，这就是幸福城！记住了吗？”
何百成一愣，再看看，两边就那么几间房子，别的什么都没有。他已经走了满脚的土，但是他真的不甘心，继续一路寻找下去，他要寻找梦想中的那座幸福城……
当然，像何百成那样的寻找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脚下所站着的土地，确确实实就是幸福城。它叫这个名字，并不等于它已经很美好了。
不管怎么说，何百成所寻找的幸福城还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它被寄托了多少想象的成分。总之，那是要告诉新来的年轻人，你们的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而前提是，不能用幻想去寻找，既不能等，也不能靠，只能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青春，一点一点地来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