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也来回顾
作为作家，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不要去表达自己根本不想去表达的东西。我知道，这一点尤其难以做到。因为我们的思维或多或少都被改造过，成了一个工厂所改造过的改装产品。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文学的不幸。这是我们一旦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就感到苍白的原因。
许多年来，我们作家所能得到的营养是十分稀少的，这就像当年定量配给我们的食物一样。西方作家的作品因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很少介绍到中国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也是经过严格筛选，认为对人民的思想没有丝毫“污染”的“主旋律”；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则因为是“封建”的东西，而被粗暴地曲解成了意识形态符码。这种天然的营养不良，使不少作家连接受世界优秀文学的心理素质和勇气都不具备。他们根本找不到写作的背景。那种人为的、自始至终要对我们的灵魂和内心进行强制引导的力量使许多作家变成了井底之蛙，这就注定了难以造就具有良知的优秀作家，只能造就大量政客式的文人。
所以，当八十年代初各种西方的文学流派和一些作家的作品及思想一介绍进来，当时的不少青年作家就进行了闪电式的、生吞活剥式的学习、模仿和试验，不管其成功了多少，对我们都是有价值的。它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创新的勇气。虽然许多作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要求，虽然那种文学的欢腾局面与文学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虽然那诸多繁荣很快就显得虚假，但他毕竟是一个在文学上有所追求的年代。与那之前相比，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文学的基本回归。少数优秀的作家凭着自己的勇气在文学那黑暗而沉闷的荒原上开拓出了新的绿洲。但这些绿色很快暗淡。商业主义使文学急速溃败到边缘地带，政府对文学的普遍利用至此结束。作家作为一个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庞大人群的“代言人”的时代也结束了。一些机会主义者们赶紧去寻找新的机会了，大浪淘沙，可惜留下来的不少精英在精神与物质的消磨和对抗中，很快钝掉了精神的锐气。现在，他们更多地沉浸在过去的荣光里，颐养天年。只有少数人还在思考汉语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莫言、残雪等人的写作使我们看到了创作在小说艺术上的真正意义。也使很多人认识到了何为真正的小说家，他们所代表的小说写作仍在推动小说写作的良知。这也是我承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没有他们，新时期文学就不可能经历那少有的辉煌和崭新的痛苦。
而八十年代的文学历程也基本上是从激情澎湃的无边景象走向几近绝望的暗淡境地的。
他们没有完成文学的探索，严格地说，它刚刚开始就中断了。这是我要重新开始的原因。
其实，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对文学创作的探索和试验是我们必须去走完的路。它也是我们在文学末路上不多的选择之一。对文学的认识和觉悟，使我们不愿再去创造有关意识形态的神话。但现在的写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不可能再仅仅是“用现代汉语模仿、改装、重述、拼合、拆解‘大师’们的话语而已”，它必须以自己民族的精神与品质、阵痛和苦难、光荣与梦想为基座，创造一种能引领人们的灵魂飞升的文字，而不是让他们继续向下，我们要抵制“由一些人带头过分诱发出的极低俗的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境况，慢慢从被欺骗、被愚昧、被禁闭的盲目欢乐中走出来。我们要用战士的勇气揭示这些，要像觉悟者那样对前路做出预示。
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已接受了的、无处不在的物欲现实，使整个时代的中心价值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文化已被宫廷小丑们的表演所取代，它已经沦落为一种做秀的工具。所以说，在这种文学生态下，我们的写作也许是不识时务的。
“无处不在的经济目的，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跟着它屁股转的狗”（马克思语）。但它也基本瓦解了文学的“服务”功能。这种功能的瓦解为文学的回归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使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在实利社会也给了作家逃避的可能性。而时代所汇聚的各种矛盾，所隐含的各种危机，正是检验作家写作良知的时候，无论按什么方式写作，我们都必须回归到对人的关注，记录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及自我丧失的普遍性，以及商业社会中人性的大范围堕落，这些困扰人类的重大生存危机需要作家寻求解决的途径。
因此，我们不能不理会对文学的接受、试验、解救和突围。这需要一种极大的勇气。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那些僵化而苍白的文字。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力争给每个文字以精神力量，给每个段落以新颖感，给每个章节以崭新的形式。我相信人类在理想领域内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要求作家在有限的叙述中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精神内容。在大众传媒广泛覆盖和商业主义统治一切的当今和未来，人们会用急切的心情去寻找解救自己的良药、认识自身的危机，寻求支撑自己生命的力量。“故事性”、“情节”在肥皂剧中随处可寻，它自然有披挂着“世俗意识”的写手来奉献。
我所做的，就是希望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文学的真理，从世俗世界逐步向精神领域靠近。
二、我的姿态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小说内在的锋芒就已不复存在。一些在八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文学环境中博得了声名的、一度才华飞扬的先锋小说作家们，为了适应“市场化写作”的需求，纷纷转换了写作方式，叛离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使具有探索、试验特质的先锋写作很快沉入水下，开始了艰难的潜行。
富有探索精神的先锋写作犹如宝剑的利刃，它一旦从剑鞘中抽出，寒冷的光芒总会令人胆战从而使很多人退却，它从来都带着一种苦涩而又孤独的气息。所以，它是一个隐修者，而不是大街上的招摇者，更不是任何一个舞秧歌者，也不是老年交谊舞大赛上的频频获奖者。它是一个骑着快马的刀客，它所到达的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后来者赶上去后才知道——哦，他妈的，早在很久以前，那家伙已经到达过这里了——那时，他们开始在这里寻找启示录。
据说中国每年都要出版1000多部长篇小说，有人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不止一万部，但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无质量的自我繁殖，相互繁殖，它仍然只是发达的传媒为作家提供的一场喧闹的舞台表演，尽管老幼青壮蜂拥而上，但准确地说，它仍只是在眩目灯光下的秧歌舞表演，无非是热闹一番后，留下一堆面具和垃圾走人，然后再换一个名目，继续热闹调笑去。
很多小说都长着同一张面孔——一曲多么豪迈的合唱啊。我想，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没有加入这场合唱和狂欢的作家都是幸运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这使我更加相信沉寂的力量。我认为，不管这个文坛多么热闹，如果没有一点探索精神，它就是病态的，虚弱的，也是悲哀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虽然仍带着先锋写作这把利刃，却一直背对文坛，这其实就是当下和以后一个先锋写作者不得不选择的、命定要坚持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