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校营长徐通
我那天正在边防营营部的窗前看山，陈向东拨通了我的电话，听到电话铃声时，我习惯性的摸了摸自己的秃顶，又摸了一把冒出来的和针尖一样扎人的络腮胡，说，但愿没啥吊事。
我和陈向东差不多，一当兵就在高原，一晃已经二十一年了，自从两年前团里传出我有可能当副团长时，我就在天天祈祷平安无事。因为我觉得自己老了，在高原上折腾不下去了。如果生命在高原是一块玉，我已把自己摔打成一块石头了，而现在，这块石头已被岁月侵蚀得和泥土一样松软，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风化石了，已经经不起高原这双大手的揉搓。还有我的老婆，当年如花似玉的小娘们儿，已在团部低矮的家属院里熬成了黄脸婆。不断有我老婆和谁谁谁有一腿的传言越过一重重高拔冰凉的雪山传到我的耳朵里，开头我还很生气，后来我知道，这肯定是胡说。作为一个男人，我给那个女人的太少了。我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日子扳着指头都可以算过来。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匆忙的，匆匆的认识，匆匆的相爱，匆忙地结婚，每次从高原下去，和老婆匆匆地睡觉，我和他一干那个事就头疼欲裂。我老婆曾经鼓足勇气，到过这海拔四千多米的营部，但高山反应差点要了她的小命。我爱自己的女人，这爱使我愧疚得要命。这愧疚把我那珍贵的爱的甜蜜冲刷得一干二净，对于我来说，那爱的确太遥远，又太新鲜了，自从她出现在我生命中之后，我就没有好好地享受过。我的爱冰封在那里，如同冰封在亘古雪原中的时光。我觉得时光不会陈旧，爱也就不会陈旧。我想下山多呆一些日子，使自己的身体与平原适应了，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和已有十三岁的白痴儿子。
听完陈向东的汇报，我觉得自己这张黝黑的老脸凝重得像高原的岩石，右脸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心情沉重地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向团里汇报。
放下电话，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似乎想确认刚才是不是接过那个不吉利的电话。因为这个刚从军校锻打出来的像钢坯一样经得起摔打的小伙子是昨天下午来向我报到的，我今天一大早才送走他。
我望了一眼窗外的雪山顶，夕阳开始在山顶凝结。我想起了杨烈昨天晚上来向我报到的情景。
他们来到营部已是傍晚。我只是象征性地去看望了他。因为我太疲惫了，我刚从边防哨卡回来，就接到了一位战友从团部打来的电话，说我儿子又揍了他母亲一顿，把他母亲一根肋骨打断了，现在躺在团卫生队的病床上。我把电话打给我老婆，我老婆瞒着我，说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没啥事。我假装相信了。放下电话后，我关上门，痛哭了一场。
这时，通信员在门外喊报告。我抹干泪，说，进来。
营长，学员排长们到了。
知道了，我这里还有点好茶叶，你给他们泡杯茶。我把茶叶递给了通信员。通信员转身走到门口，我又说，排长就是排长，什么学员排长，谁叫你这么叫的？
通讯员立正站住，说，营长，我知道了！
我望了一眼窗外的雪山顶，夕阳的光辉使它看上去像香格里拉那金字塔形的圣山。它的光芒瑰丽、圣洁而又柔和。记得我刚来营部当副营长时，为了随时看到这座无名冰山，我特意开了一眼朝向它的窗户。我的办公桌和床一年四季都对着它。我就这样面对它，已经整整七年了。
今天的夕阳和昨天的一样绚丽，好像没有区别，好像时光还停留在昨天那个平凡的时刻。
我挂上微笑去见杨烈他们三个。他们一见我，就嚯地站将起来，向我敬了一个过于标准的军礼。这三个刚从陆军学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军人，举手投足都挟带着钢铁般的铮铮声响，似乎可以感受到他们筋骨间透出的力与光，而那个杨烈——可能是这个名字很响——给我的印象最深，其他的两个小伙子，说句实在话，我当时还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后来我知道，一个叫吕家禾，一个叫任自立。
我一见他们就很喜欢，自己当年也有这股劲头，不过，现在已被消磨得差不多了，不到关键的时候，已没有使用的激情了。杨烈要报告什么，我笑着挥了挥手，说，你请坐，你们都坐，我是营长何家良，我已知道你了，杨烈，北方陆军学院特种兵专业的高材生，你们学院的典型。我说完，又把目光转向其他两位，还有你们，你们到高原来，得准备受苦了。
营长，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你放心吧！杨烈说。
我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我们都是边防上土生土长的军官，一般都是在这里当兵、提干的，跟山大王差不多，你们是从正规军校毕业的，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新气象。自从你们踏上高原的第一步起，我们已经在一起战斗和生活了，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讲。
现在还没有什么困难，以后有困难肯定会找您的。吕家禾说。
这里的海拔是4100米，有没有感到难受啊？
有一点，但还没有觉得难受。任自立说。
我已经叫炊事班给你们做饭，你们吃了饭，好好睡一觉，在这里，能吃能睡就是最大的福气，刚上高原，尽量少活动。
多谢营长关心！杨烈说。
我和他们的谈话就只这么多。杨烈牺牲的当天，我给吕家禾打电话，想问一下杨烈在上高原的路上的情况，他跟我说，杨烈在营部的食堂强咽下那种有些夹生的米饭，刚走出食堂，就全部呕吐出来了。这使他感到十分狼狈，到了简陋的招待所，他只好泡了一包自己带来的方便面，没想吃下去之后，也吐了出来。他感到有些羞耻。他原以为自己强健的身体更能抵抗高原反应，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躺在床上，他跟吕家禾说，他觉得自己的头脑又沉又空，而身体却像棉花一样柔软，好像可以随时飘起来。他试着不去吸氧，躺到床上，想早点休息。他感觉好了一些，但仍觉得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云彩上，那云随风飘着，不知要飘向哪里。他说身处高原，世上的一切都显得颇不真实，连无边的月光和天上的星辰都像是幻境。
我知道那种感觉，那就是既觉得新鲜，又感到害怕。无论你的身体多么青春和强健，在这个无形的对手面前，都是脆弱而渺小的。你不能做任何反抗，你只能臣服它，慢慢地适应它。
我听吕家禾说，他们是四天前的凌晨六点从海拔只有数百米的团部出发，翻雪山、越达坂，颠簸两天，来到营部的，他们的身体困乏不堪，头脑却出奇地清醒，像是非要他们感受这因高山反应带来的失眠之苦。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送他们，我对他们说，等几天我要到边防一线去，到时候我去看望大家，到时再好好聊聊。但我没有想到，我当天晚上就得到了杨烈牺牲的消息。我接到这个电话，总有些怀疑，我把电话打到天堂湾边防连，又一次进行了核实。
我非常难过，放下电话后，我在那扇面向雪山的窗前坐了好一会儿。然后，我给陈向东打通了电话，我对他说，陈连长，我想了，虽然杨烈到了连队，但他还没有向连队报到。他虽然死在赴任的目的地，但还是算死在路上。这件事与天堂湾边防连无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十、中尉干事凌高排
我是昼夜兼程、跑了三天三夜赶到天堂湾的。到黑卡兵站的时候，老万刚好返回到那里，团里考虑到去天堂湾的路太险，便让老万拉着我前往。
他说他和我一样，也不相信杨烈已经牺牲了。我们在路上都不想说话。周围的风景都是白色和灰褐色的。它们交替着闪现，令人窒息。
我在路上还可以眯一眯，老万却只能一直瞪着一双眼睛，跑到连队，他眼睛像吃了死人肉一样发红，眼圈也发黑了。我让他赶快去休息，但他执意去看望了杨烈，为他鞠了三躬，然后摸出一瓶白酒来，敬了三杯，也没吃东西，就去睡了。
我心里虽然一直只想着杨烈，但还是感受到了高山反应的厉害。我到连队后，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虚弱。我到这里才想起，部队在上山前根本没有对我们进行体检，没有看一看我们的身体是否有不适应高原的地方，更谈不上有什么适应性训练。好像我们生来就是适合上高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一道程序。杨烈的身体素质可能很棒，但也许有什么地方在近期不适合到高原去。但没人管这些。
虽然如此，但我一路上都不相信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证实那不是他。但是，当我揭开床单，我看到了他的遗容。他是杨烈。我的战友杨烈的确牺牲了。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荣誉室里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和首长的题词，最老的一面旌旗是1931年得的。他身下的桌子是专门为首长题词用的。上面铺着毡子，毡子上还有几点墨迹。现在，他摆在那里，也像一幅题词。
通讯员搬来个小凳，把一只蜡烛拿出来，点着，然后用打火机把另一头烤化了，让它凝在凳子上。那种红色的蜡烛是连队在晚上停电后用来照明的。
我对通讯员说，你去让炊事班烧点热水，我跟他擦擦身子，换上衣服，这家伙爱干净。
通讯员很听话的去了。
我看着杨烈，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并不冰凉，似乎还有一点点暖意。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我虽然已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但他的死亡尤其真切。我感到它那么近，近得一伸手就可以抓住。
他的背包还没来得及打开。
他的遗物不多：一床被褥、两条枕巾、两幅床单；洗漱用具和日记本放在他的黄挎包里；黑色的皮箱里则放着他的两套军装，一套迷彩服、一套作训服，还有十多本图书，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和几札信件。
通讯员端来了热水。他的身体没有我想的那么僵硬。我把他满是尘土和汗渍的衣服脱下来。小心地把他的身体擦干净，为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他的肩章已经有些脏了，我给他换了一副新的学员肩章。但我马上又取了下来，我想他应该是中尉了，便到武军医那里找了一副中尉军衔，为他换上。我用他的另一副床单把他盖好。
当我要把他的脸盖上时，我忍不住抽泣起来。
——他是杨烈中尉，是永远年轻的杨烈中尉。
金色的肩章衬托得他的脸成熟了许多，也有了几分生气。
然后，我们把他放进连队临时做的简陋的白杨木棺材里。
连队的战士有些怕他，我说他这个人对你们来说，虽然是个陌生人，但安静得很，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
在天堂湾的那个晚上，我在设在荣誉室的这个灵堂里一直陪着他。红烛的光把荣誉室照得跟婚房似的。连队的战士在他跟前摆放了各种祭品：有几盆蒜苗、洋葱、吊兰——这里只能养活这些植物，有糖果、瓜子、香烟、米饭、羊肉，还有一袋氧气和老万那瓶还没有倒完的酒。
在这个荣誉室里，我看到解放前的好几项荣誉都和一个叫凌老四的前辈有关。我就说，凌老前辈，你看你，你怎么也不保佑一下我的战友杨烈啊……
外面是满地的月光。这个海拔五千三百二十五米高的地方似乎因为离月亮更近，它比我在高原下看到的月亮要大很多。夜晚异常寂静，似乎可以听见月光透过洁白的云朵流泻到地面的声音。似乎可以听见白天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地面再次结上冰霜的声音。哨兵在外面走动着，大头皮鞋踩在冰霜上，咔嚓咔嚓直响。
最响的是老万的呼噜声，他到连队后，一躺下去就没有醒。他的呼噜声像一辆发动着的拖拉机，一直在连部轰鸣着，夜晚的寂静使他的鼾声更加响亮，使那只原本一直呆在连部走廊里的狗“信信”叫着，急得在走廊里转圈子，咬自己的尾巴。最终忍受不了，挤出门，逃到外面去了。
后来我知道，他每次到连里来，都是吃点东西，见到一张床，倒头就睡。然后，连里的人就会把他抬到东南角那个远离众人的招待室里。但那天，他们却没有抬走他。因为那个通讯员说，他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杨排长坐在他的床沿上，微笑着，用手抚摸他的头。连长说他扯淡，但他这一说，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悚了。那晚，连里一直点着蜡烛，而老万的鼾声正好为大家壮了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