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在荣誉室里为我放了一张床。我当晚就睡在那里。我知道这家伙，他就是变成了鬼，也是个笑眯眯的善良鬼。我倒希望他真的能变成什么，他肯定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要我转告。高山反应令人痛苦，我吸了几口氧，那种痛苦并没有缓解多少。我躺在床上，像个重症患者，一会儿望望窗外夜色中的月光，一会儿又望一眼躺在白布床单下的他——他喜欢蒙头睡觉——我多希望他真的只是睡着了，多希望听到他像女孩子一样恬静的鼾声。
这遍地月光和哨所周围的雪光互相辉映，月光透过窗户，把屋子照得格外亮堂。我看着那被窗框分割的月光说，杨烈，你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么亮、这么大的月亮呢。
我一边想着怎么写这个关于他死因的调查报告，说句实在话，我不想按真实的情况来写，这样的结果会让他的死格外滑稽，像在说一个玩笑。因为这个真实的情景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假如我对别人说，我的战友杨烈一泡屎把自己拉死了，谁会相信？他们一定会说我在拿战友的死亡开玩笑，别人看我的目光肯定会和看一个神经病、看一个疯子、看一个心理变态者一样。
但真正的原因就是这样。
而真实在这里反而不能令人信服。这可能就是我希望说谎的原因。
我希望睡意尽快来临。我希望早点进入梦境。这时，梦境也许是我和他交流的惟一通道。我希望他能在梦里告诉我，怎么向他的父母、亲人和朋友交代。
我在天堂湾边防连调查到的情况就那么多。杨烈虽然死在了天堂湾，但全连在生前和他打过交道的，也就连队的驾驶员吴志杰和通讯员扈小兵。他还没有来得及喝这里的一口水，吃这里的一口饭，没有看到这个连队的荣誉，也没有看到这满地的月光，他只感受了这里的高原反应——它像一柄利刃，猛地刺中了他的要害，使他连把自己体内的秽物排完都没来得及——他在这里唯一的一件事情都没能做完。
虽然我很疲惫，但要睡着却很难。我从简易行军床上爬起来。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我翻了翻他的日记。这是一个很精美的皮质封面的日记本。他是从读军校第二年开始记的，他的日记都记得很认真，字体十分工整，有些日记是用英语写的。要么是汉语中夹杂着英语的句子。从日期上看，并不是每一天都记。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些日记更像是他写给恋人的情书。我知道有一个叫袁芳宁的女孩子一直喜欢他。但这些情书却是写给L的。而这个L是谁？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如果这些日记里是谈人生、谈理想、谈荣誉、谈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和使命的，组织上也许还用得着。他日记里的内容过于私密，组织上看了，只会影响对他的评价。我把这个日记拿出来，放进自己包里，想着以后有机会了，交给他的父母。
他的信主要是袁芳宁写给他的，其次是他堂姐写给他的最多。余下的就是他父母、同学和亲戚写的。从邮戳上看，最近的一封信是他父亲19天前寄给他的。那时他还在军校。但有一扎信比较奇特，一看就是他写的，每个信封上都写着“L收”。这些信从一写好，就没有想着寄出。我就想，这个L一定是他暗恋的人。如果是情书，这也最好交给他的父母。而袁芳宁的信，最好退还给她。我把这两扎信挑出来，也放进我的包里。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处理是无可厚非的。
做完这些事情，我终于有了倦意。我望了一眼外面天鹅绒一般的蓝色夜空，望了一眼月光笼罩的雪山，准备迎接梦境的到来。
我惊异于高原的暮色。惊异于它竟能把如此众多的、高拔的山脉笼罩起来。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暮色显得格外浓厚，像厚厚的金丝绒幕布，连那些永生永世的雪山也看不见了。
我睡得很浅，还像在军校一样，我总会注意杨烈是不是会踹被子。我每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的却只是那副简易的白杨木棺材。
那一夜我脑子里很乱，但我记不起梦见过什么。杨烈并没有打扰我。这令我有些忧伤。我伤感地想到，他的灵魂可能已经走远了，我陪伴的，只不过是一副躯壳，一个皮囊。
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好像我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好像我是被吸血鬼吸过血的人。
武军医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佩服。
我说，杨烈是我的好朋友，我再能陪他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老万一边擦着手，一般有些抱歉地对陈向东说，陈连长，你昨晚怎么没把我抬走啊，搞得你们没有睡好，看你们眼睛里都是血丝。
这时，大黑有些幽怨、困乏地从外面挤进来，在一个角落里蜷缩好，准备补觉。
陈连长蹲下来，摸了摸狗头，说，昨晚，除了大黑，大家都想听到老万的鼾声。
十一、少校股长吴维
我得到杨烈死亡的报告后，十分震惊，逐级上报，莫不如此。同时，关于杨烈是属于因公牺牲还是亡人事故的问题马上摆在了各级首长的面前。这个问题不能定性，杨烈的后事就不好处理。
主管边防的军区副司令员接到这个名为《关于边防T团天堂湾边防连副连长因高山反应猝死事故的报告》后，很是恼火，因为在那个报告上，就这个问题的最基本的解决方案都没有。看起来是要等待进一步调查，很是慎重其事的样子，其实，这是把责任推给了上级，也可看出边防T团班子是不团结的，而这种不团结，上级一边会想到是老政委容不下新团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在团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上任才半年多的团长陈雷中校认为，好端端一个军校学生刚到连队就死了，属于团党委对刚上高原的干部的高原生存训练教育不够重视，正是杨烈连一些高原生存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才导致了他入厕时的猝死，从而给全团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特别是给天堂湾边防连授称一事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已任团政委四年的李德辉上校深知团长的用意。他那是以此宣布了，团长和他穿的不是一条裤子，他要争取他的权力，他把他俩之间的矛盾挑明了。如果定为事故，陈雷上任才半年多，对他以后的前程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自己作为党委书记，作为老政委，责任却是明显的。他正在想着能否干个防区的副政委，如果这样，等待他的就只能是转业。
李德辉有些生气，但他决定让他们先闹腾去。他说，我们要把擦脸油变成屎抹在自己脸上，的确需要勇气，但上头可不一定同意往他们脸上抹啊。我先不发表意见，你们就按你们现在的意见报上去看看吧。
就这样，副司令员在那份报告上批示道，杨烈之死是否定为事故，请团党委酌情调查后再报。
对于团长和政委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结果，但游戏必须这样玩下去。
于是，就这个问题再次召开党委会。李德辉首先发言，杨烈的牺牲使我感到十分悲痛。死者无罪，他是我的部下，更是我的战友，我们不应该拿这件事来做文章，延误时间，让死者灵魂不得安宁！我们部队表面上看是在戍边，实质上是在与高原战斗，虽然看不见烽火硝烟，听不见枪声炮声，但自踏上高原的第一步起，踏入的就是一个残酷的战场。这一点，团长原来一直呆在机关，可能感受不到，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应该有所体会。
他喝了一口水，傲视了诸位一眼，继续说，杨烈同志的牺牲，涉及到各个方面，当然，首先涉及到死者，虽说死者长已矣，但他是死在边防一线的，任何一场战斗都会有最先死去的战士，我们不能说他死得早，没有参加更多的战斗，就说他是白死的。而且，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良心上来说，这件事情都不能按事故来处理，因为他还有亲人，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他的亲人一些安慰。在座各位每年都要上下高原无数次，谁敢保证自己次次平安无事？如果我们都因为什么新的治军理念，给你们也来报个事故，你的亲人会不难过吗？其次，这涉及到我们团的荣誉，我们可以不图虚名，但已有的荣誉，我们应当维护。所以，杨烈的死不但要定为因公牺牲，还应该争取被评为革命烈士。
谁都可以听出来，李德辉上校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是有力的，都是指向团长陈雷的。他说完后，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公务员刚刚泡上的龙井茶。
但陈雷不会就此罢休，他说，政委讲得非常好，不愧是老边防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通过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们都要学习政委顾全大局，考虑周到，遇事沉着冷静的工作作风。但这件事应该定性为事故，因为我们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反对弄虚作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严肃军纪，减少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这件事怎么定性，我认为我们应当发扬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我建议举手表决。
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时候是不是该举手。政委虽然是他们的老领导，但马上就要走人了；政委走后，团长无疑就是团里的权威，以后的一切都得仰仗他了。九个常委中，有五个是政委提拔起来的，政委看了他们一眼。但其中还是有四个人先举起了手，然后又有三个人先后举起了手。团长看了一眼大家，说，好，很好！既然已经有七个人同意这件事按事故来处理，我就不举手了。我其实是同意政委的意见的，但是呢，我得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十二、中尉副连长杨烈
我是在做梦么？好像是。我能看见自己，就像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样。我那个样子很怪异，我有些厌恶我。我坐在我的身边，用满是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连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静。我看了一样周围，这里是如此陌生，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些奖状和锦旗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落满了灰。它们和我的关系似乎不大。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了。风似乎可以从脑子里吹过，冷飕飕的。我要坐下来好好想一想。
我呆坐在床上，雪光映进屋子里，一片惨白。我盖的白床单更白了。我怎么会睡在这里？我没有看见镜子，但我看见了镜子里的我，真是奇怪。我琢磨了半天，发现一个我是躺着的，盖着白床单，另一个我则坐在躺着的我的身边。身上什么也没有穿。这个发现，令我自己也深感吃惊。那个躺着的我我认识吗？我仔细看了看，的确是我。那么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也是我呢？这个问题搞得我头脑昏沉。
然后，我明白了，这个坐着的我只是那个躺着的我的魂魄而已。我记起了自己那天的经历。我知道我已经死了，我记起自己刚褪掉军裤，蹲到连队的厕所里，我就觉得有一口气怎么也上不来。人活的就是这么一口气而已……
我是如此悲伤。
没有人能看见我的样子。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我想去哪里，一念即可到达。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回过故乡，见了我的父母、亲戚、朋友、同学，还去了我小时候玩过的所有地方。我去了我上过的学校。然后我在女友身边徘徊了很久。我和她说话，但我即使用最大的声音，她也听不见。我还回了一趟军校，我在训练场的草地上坐了很久。然后，我沿着我军校毕业、前来报到的路回到了边防T团。
团里开常委会那天，我就坐在会议室里。我已知道了我的结局。
我沿着青藏公路往天堂湾走。我回到连队的时候，连队已提前吃了早饭。连长把全连官兵集合起来，列队站好，向我的臭皮囊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然后，四名战士把我从荣誉室里抬了出来。一直抬到了连队后面那个军人的陵园里。那里还有八座陵墓，都是亡故后没能进了烈士陵园的军人。
大家脱帽，再次向我鞠躬后，我很快就被埋进了冰凉的泥土里。
我的好朋友凌高排悲伤难抑。我劝他，我说，高排，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死亡其实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但一直没有人教我们怎么面对它。我们得自学。我一遍遍地说这句话，但他听不见。唉，这真令我忧伤！
2010年12月鲁院，改定
